1644年，也就是明朝崇祯十七年。那年三月十九日（旧历），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日子。从这个日子往前数约莫一个月，也就是二月十七日（旧历），内阁大臣、一品大学士蒋德璟正在和崇祯皇帝激辩，甚至不顾龙颜大怒，和皇上顶起嘴来，蒋德璟说了一些对于当时的形势来说，可能有些迟来却非常要紧的话。不过，崇祯帝朱由检不但没有听进忠心耿耿的蒋德璟的进誎，反而觉得他杞人忧天，随便立了个罪名，让他引咎辞职。
为何君臣之间一次普通的对话，变成了激辩，最后还演变成争吵？究其原因，是源于五年前的那次加税。1639年，也就是明朝崇祯十二年。那年春天，由于国内局势严峻，大小农民起义不断，皇上为了练兵镇压农民起义，加税730万两，名曰练饷。这已经是朱由检即位以来，第四次全国范围内加税。至此，全国税赋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有余。其实崇祯加税也是被逼于无奈，原因之一是农民起义，原因之二是清兵已杀进关来。就在加税前的两个月，清兵的铁骑已经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带横扫3000多里，掳掠人口过百万。面对凶悍绝伦的清兵，明朝的军队不敢上前迎战，这样的军队不练哪里行？但是，练兵要花钱，皇上自知目前国内的税赋已是非常沉重，如果再次加税，会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拿不定主意的崇祯叫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入宫商量。杨嗣昌为人聪明，办事干练，是当时朝廷的肱骨之臣。
杨尚书对皇帝陛下说，加税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为何？他替朱由检作了一番分析。他说，这笔钱表面上看是加在全国老百姓身上的，实则不然。目前国内的土地都在地主豪强手中，从土地上征税银，不但不会给百姓造成额外负担，还是削弱国内地主豪强的实力，免得他们钱太多，心生异念，对朝廷不利。这话听起似乎很有道理。
其实，这不是皇帝陛下听说的第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了。早在两年前，也就是1637年，在考试选拔言官时，一位来自河南的知县名叫李义的也说过可以加税。他说现在老百姓之所以压力大，主要原因是很多当官的以各种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如果能想办法让他们清廉做官，百姓压力小了，再征些税赋百姓也能负担得起。其实，这位知县的逻辑很简单，也正确。少些腐败分子压榨百姓，相当于少交“腐败钱”。如果“腐败钱”不用交了之后，这笔钱变成“税”当然也是无妨的。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再加上另外两个内阁大学士也赞成加税，崇祯便决定增收税银，用来练兵。假如当时的决策者懂得定量分析，譬如腐败造成百姓额外负担是多少，朝廷有把握消除多少？全国土地有多少在地主豪强手里？百姓在土地上的负担是多少？等等一系问题，就可能不会这么草率作出决策了。
五年过去了，原来增税想解决的问题非但未能解决，反而问题更加多，更加严重了。军队慵懒怯战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清兵还是在四处肆虐；李自成已经向北京步步逼近；兵部尚书杨嗣昌在作战中失败自杀。这时，一位给事(类似纪检室的秘书)叫时亨给皇帝写奏折。主要内容是，增税是一项非常错误的决策，应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程序，这份奏折应由内阁大学士替皇帝草拟处理意见，再给皇帝定夺。于是大学士蒋德璟就拟了这么一段话，主要内容是：皇上听了一些小人的谗言，盲目增税，导致百姓怨恨，从而种下了祸根……后面的可以想到，崇祯帝看了非常不高兴，当面问蒋德璟，谁是小人？
蒋德璟心里想的是杨嗣昌，可是杨是死在战场上的，皇帝一直对他有好感。蒋德璟不敢说他，就随便找了个替罪羊，说小人是前任的财政部长。皇上当然看得出来，他说的并不是真话。蒋德璟还说出了增税的数字和兵马的数字。这些数字只要是明眼人就可以听得出来，耗费了巨额的银子，但是兵却没有练出来。蒋德璟和皇帝陛下的对话还很长，就不一一记述了。总之，他和崇祯顶嘴，说的都是这次增税的各种错误，和对崇祯帝决策的不满。
这还没完，回家后蒋德璟便给崇祯写了一份奏折，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大概说的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义征税，盘剥百姓，搞得百姓叫苦连天，碰到反贼反而欢迎，甚至有些主动邀请反贼。结果，军队没有训练出来，民心却丧失了。因此，我想追究倡议增税的人责任。但是，今天我因为过于直言，顶撞皇上，罪该万死。该奏折呈上后，崇祯帝便他引罪辞职。
蒋德璟这几句话，向崇祯帝描绘的是一种反全相反的结果：你不是想加税练兵吗？你加的税越多，军队更加涣散，战斗力更加差；你不是想征税剿贼吗？但事实却是，你征税的力度越大，百姓越欢迎反贼，反贼也越来越多。现在很多百姓投靠了反贼，你想征税都没有地方征了。这意味着，一个毫无效用的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源的永远消失。为了和皇帝说明清楚这个利害关系，最德高望重的内阁大臣，一品大学士蒋德璟触怒了皇帝陛下，并且最后落得引罪辞职的下场。崇祯帝朱由检是个很要面子的皇帝，但是对与错他还是很清楚的。他在蒋德璟辞官后，不久就取消了增税。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其实转了一个弯。原来他的思维似乎是直线的。原先的设想是多征税，多练军队，然后更快的平定叛乱。在征100万、200万，甚至500万的时候，这种设想似乎还是正确的，军队似乎多了，叛乱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就越不对头。征税到了1000万的时候，百姓加入叛乱的人越来越多，叛乱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些新征到的税练出的军队，增加的兵力，已经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这种转换，有着一种边际效应的味道。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并未能清晰地讲出来这个道理来。这种转换，在我们2000年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反复出现，并要过无数的人性命，现在又来要朱明王朝和崇祯帝朱由检的命了。
我们可以想象，崇祯帝和他的军队开始被一根几乎绷直的弹簧压弯了腰。虽然累，但是要维持原状或者把弹簧压缩些许还是没问题的。要想把弹簧完全压缩，伸直身体，就要有更大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要更多的钱粮和军队。开始他很顺利地镇压了各地的叛乱，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越往后，弹簧回弹力就越大，最后把他撞到了谷底，连蹲起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总之，征税的力度越大，叛乱的规模就越大。朝廷新增的军队数量和质量敌不过叛军增长的速度。当全国形势到了这个地步，崇祯帝走上黄泉路已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