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苏•奈保尔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他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以内心无归属感，异乡漂泊的疏离感，政治暴力等为主题，叙述殖民主义历史和后殖民主义时代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奈保尔荣膺了毛姆奖、布克文学奖等许多世界性文学奖项，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确立了“当代最伟大的英语作家”（1）的地位。
奈保尔的创作历程通常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为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大部分以家乡特立尼达为背景，叙述在特立尼达的人们的生活。如《米格尔街》（1957）、《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河湾》（1979）等。这些小说均以特立尼达为创作背景，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作者用幽默的笔调描绘了特立尼达人的生活，揭露第三世界的弊病，以期唤醒第三世界麻木的人民和现世对后殖民主义时代中前殖民地遗留至今的问题的同情和关注。
中期的创作为8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个时期奈保尔的创作更多为游记。从特立尼达到英国是奈保尔的第一次旅行，但他的脚步远不止于此，在加勒比地区、亚非地区、南北美洲等地的多次旅行为他创作游记文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有《刚果日记》（1980）、《在信徒的国度》（1981）《印度三部曲》等，小说的代表作为《抵达之谜》（1987）。
90年代末至今为奈保尔创作的后期，年近古稀的奈保尔在这个时候更倾向于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忆与文学创作经历的总结，代表作多为书信、随笔以及谈话录一类的作品。2001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浮生》在业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奈保尔的人生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笔者将以他早期的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以及后期的《浮生》为例，探究奈保尔小说叙述风格。
一、小说叙述形式
（一）叙述视角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将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三种形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采用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结合的方式进行叙述。全知视角即叙述者全知全能，他了解故事的全部，掌握着故事人物的过去、现在、未来。叙述者不受时空限制，他想让读者了解这件事，了解事件中的有关人物，甚至某一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做得到，他犹如一位说书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叙述，读者只需被动地接受他的叙述。
这种视角的优势在于作者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特别是在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作品中，全面地叙述事件，在需要的时候灵活地调节或转移观察角度，使叙述富于变化从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以及可信度。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采用全知视角讲述费尽一生心力追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的人生，这让读者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毕司沃斯先生一生的悲喜剧，尤其是毕司沃斯先生入赘图尔斯家族以后乱成一团的生活以及每场“房子梦”破灭以后的辛酸。
小说除了使用全知视角以外，还使用了内视角，即叙述者借助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的视角传达一切。内视角又被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称为"内焦点叙事"。这种内视角既包括叙述者视角，又包括主人公视角。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运用的内视角的包含第三人称视角和第一人称“我”，也就是毕司沃斯先生的视角叙述故事。
在叙述毕司沃斯因玷污了梵学家杰拉姆的夹竹桃，被赶回家，想从母亲那儿获得安慰的时候母亲冷漠的反应让毕司沃斯十分沮丧，此时，对毕司沃斯的心理描写即内视角的体现。
“他疲惫不堪，饥肠辘辘……他满以为她会高兴地迎接他，然后诅咒杰拉姆……但是他刚一踏入在后面小路上的小屋院子，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2） “他丝毫不吃惊地发现她看见他并不愉快，而是非常警觉。”（3）
这就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化，这种叙述的主观化、心理化让读者了解故事主体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唤起读者对主人公的遭遇的同情，更加贴近故事人物，在增加了可信度的同时，加强了作品表现力。
另一部小说《浮生》中同样采用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的结合，并且两个视角不停地转换。这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威利的成长过程。但是一开始小说采用威利父亲的视角叙述故事，由威利的名字讲起，直接让威利的父亲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他年轻的经历，反感自己婆罗门的出身，娶了出身最低贱的威利妈妈以此反对种姓制度，以及生下威利和威利的妹妹萨洛金妮的故事。
以第一人称叙述，代入感强，这种叙述自然地让读者了解威利的出生背景和家庭环境。威利此后形成的蔑视父亲的性格，对有色人种的偏见以及身处异乡的渺茫漂泊感也就不言而喻了。威利爸爸的讲述到威利长大以后离开印度到英国为止，此后小说叙述的是威利在英国的生活。威利看透家乡的衰败落后，企图在繁华文明的伦敦寻找到慰藉，但生活并不如他所愿，他在伦敦无所事事，将经历人事以后证明的性无能自视为一种成长的自豪。经历了诺丁山种族暴动，他对自己有色人种的处境感到十分迷茫，不知何去何从。
作者主要以全知视角向读者展现威利生活的环境，身边的朋友以及正在经历的事情，又在局部通过威利的视角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体会威利的心境。
比如，威利对朋友珀西的看法，“以前对珀西谈起自己，威利十分小心；现在他跟珀西相处，则感到轻松得多。他觉得他比珀西高了一级、两级甚至许多级。”（4）
这是威利受了繁华都市的有色偏见的影响而不自觉地产生的优越感。这种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的交叉，让读者轻松自然地了解事情的经过，通过对主人公内心展现，引起读者对其经历的思考，作者也不必浪费笔墨解释缘由。威利追随安娜到非洲的生活则又以第一人称叙述。
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就像他爸爸陆陆续续讲自己的故事给他听一样，现在，在柏林的冬天，在咖啡馆中、饭店里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慢慢把自己在非洲的故事讲给萨洛金妮听了。”（5）
于是作者很自然地过渡到威利在非洲的生活。这部分与小说开头威利爸爸的经历一致，都是直接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使读者更贴近故事主人公，跟着主人公的视角了解他的经历。《浮生》是奈保尔创作后期的作品，其风格与早期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大有不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叙述视角主要采用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时间跨度巨大，人物众多，作者在一些情节的描写上精心雕琢，故事性较强，是一部像史诗一样的作品。
而《浮生》有点类似于散文小说，作者不再着眼于情节的精雕细琢，而是采用淡化情节的方法，将重心放置于故事主体的心理。小说的第三部分，叙述者直接隐退，由威利自述在非洲的生活，通过威利的视角向读者展现威利的心理活动以及他想法的改变，在这种改变中，他慢慢成长。
（二）叙述时序与节奏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大体采用顺序叙述故事，小说包括两部分主体内容加上引言与结语。小说按时间顺序叙述毕司沃斯先生的出生、在梵学家家中的学习、入赘图尔斯家族、在捕猎村的生活、在绿谷的生活、离开图尔斯家族，在特立尼达报工作、建房买房还债等事情，上一件事情紧接着下一件事情的发生，节奏紧凑，线索清晰。
虽然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内容包含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到死亡一生的经历，时间跨度巨大，场面宏伟，人物众多，却不会使人觉得冗长乏味。这不得不归功于奈保尔收放自如的文学功底。奈保尔在叙述中巧妙地编排文字，恰当地运用省略与概括，相比于入赘图尔斯家族以后的生活，对毕司沃斯的成长的叙述作者是惜墨如金的。小说的第一部分一共六章，前两章介绍毕司沃斯的出生以及成长，从第三章《图尔斯家族》开始，就是主人公成家以后的生活。包括在《特立尼达守卫者报》报社的职业浮沉经历和两次买房建房的结局。最后在“结语”部分呼应“引言”部分关于毕司沃斯先生的死亡的文字。
在这里，作者插入了倒叙的手法，这种荷马史诗式的倒叙叙事，先叙述死亡的结局，再追溯以往，最后合拢，串成完整的线索，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乏味，同时使整部小说布局完整，结构严谨。
《浮生》同样以顺序作为主要的叙述方式，但是作者在行文中巧妙地安排了“倒叙”和“插叙”的手法。比如威利离开安娜的部分，就运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威利在非洲住了十八年以后决定离开安娜，去找妹妹萨洛金妮。小说是这样叙述的：威利有一天在庄园屋子的前门台阶上滑了一跤，安娜来看他的时候，他告诉安娜“我要离开了”，以下为威利与安娜的对话：
“你已经有了十八年的我”
“你真正的意思是厌倦了我”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给了你十八年，我无法再给了。我再也不能过你的日子。我想要过我自己的。”（6）
于是，威利写信给萨洛金妮，他伤好以后就去德国找萨洛金妮。接下去的部分是威利找到妹妹以后，将过去在非洲的十八年的生活，当做故事一样讲给萨洛金妮听的，就像开头威利听他爸爸讲自己的故事一样。
奈保尔将威利在非洲的生活以倒叙的方式进行叙述，但是《浮生》的倒叙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又有不同。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开头先以主人公的死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再追溯到他的出生，总体来说，叙述主人公的一生是以顺序为主的。《浮生》只是在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中的选择一部分以倒叙叙述，奈保尔先以顺序叙述故事，到达一定的故事时间以后，奈保尔忽然停止，直接跳到未来的故事时间，让将来的主人公对现在的读者叙述他过去的经历。奈保尔利用故事时间调整叙述的节奏，使小说的叙述错落有致，避免了平铺直叙造成的阅读疲劳，通过悬念与紧凑的节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怀着阅读期待，并且在阅读过程中享受精神愉悦。
（三）叙述话语
瑞典文学院赋予奈保尔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为“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奈保尔的文字大多犀利刻薄，他的作品极少讲究雕刻性的修饰，文字铅华洗尽，给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朴素感。他的小说重视朴素的叙事，比如小说集《米格尔街》，完全没有华丽的叙事、无用的修饰，质朴如未经雕琢的璞玉。这种质朴却不是白开水一般的平淡无味，看似未经雕琢的话语，实际上都是铅华洗尽之后的返璞归真，并且，在这朴素中包含一种意犹未尽的讽刺的幽默。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叙述语言幽默风趣，作者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契合故事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别是叙述图尔斯家族的内部矛盾的时候，毕司沃斯对家族人的冷嘲热讽，妻子莎玛与毕司沃斯先生的吵架斗嘴等等，充满讽刺的引语的使用为叙述增添了一种画面感，故事主体仿佛脱离了文字，活灵活现于读者面前，这无疑增加了阅读的乐趣。晚期作品《浮生》的叙述同样充满讽刺，比如叙述威利的父亲对自己子女的长相的不满意（因为子女遗传了低等种姓的母亲），通过放大威利父亲的痛苦，将他作为一个可怜又可笑的形象呈现给读者，亦是讽刺手法的体现。
从叙述视角、叙述时序与节奏、叙述话语三方面分析奈保尔早期的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晚期的作品《浮生》，笔者发现奈保尔小说在叙述形式上有许多共同点。若从叙述内容上分析，同样将发现两部小说的相似之处。
二、文化身份的追溯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一部以奈保尔的父亲为原型而创作的小说。以特立尼达岛为创作背景，叙述的是毕司沃斯入赘图尔斯家族以后的家族矛盾以及观念冲突，于是他费了大半生心血要摆脱哈奴曼大宅，拥有自己的房子，最后在还房债中死去的故事，是一部反映印度文化的小说。《浮生》主要叙述的是印度男孩威利到英国留学的经历，是一部具有半自传色彩的成长史。其中也有关于印度文化，主要是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披露以及批判，随着威利到伦敦留学，作品也涉及到了英国的大都市文化。
据诸多学者的研究，奈保尔的创作与他的特殊的文化身份，复杂的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 V•S•奈保尔是一个身份相当复杂的后殖民时代的作家，他出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成长于特立尼达，牛津大学毕业后定居英国，而后多次“抵达”他的祖籍印度，寻找最初的文化身份。因此也就不难解释奈保尔的作品多以印度、特立尼达岛为创作背景。在奈保尔诸多小说中，不管是创作生涯中哪一时期的作品，都具有自传体色彩，除了《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与《浮生》之外，较出名的作品还有《米格尔街》、《模仿人》、《河湾》等等，阅读这些作品，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作者本人的影子。可以说，奈保尔是位自我中心主义色彩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传记，他都习惯于关注自我，以自己的经验为创作背景。
这种近乎执拗的创作风格使奈保尔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深度的关注自我，在创作中自我反思，实际上是作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疑思。奈保尔复杂的文化身份使他始终处于一种“边缘人”的尴尬处境，宗主国英国的殖民主义教育使他无法认同特立尼达的文化，在他眼里，特立尼达等第三世界充斥着贫穷不安、脏乱不堪。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以哈奴曼大宅为中心，辐射整个印度，对哈奴曼的描写即为印度社会的映射。毕司沃斯初见哈奴曼大宅为其恢弘气势折服，拜倒于古老庞大的图尔斯家族之下，但是他真正住进哈奴曼大宅以后，才发现自己与这个家族格格不入，这个家族落后的等级观念，家族中的勾心斗角，人们与表面的气度完全相反的小气算计，相互排挤，都让主人公感到十分厌恶，但是主人公就是在这毫无温暖的地方夹缝生存，即使他数次脱离哈奴曼大宅，他也永远无法摆脱殖民地社会的混乱无序、贫穷落后的大背景。
小说叙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挣扎的“边缘人”的状态，毕司沃斯的一生就是在被压制被排挤中不断反抗，坚守自己的追求，始终为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梦想和独立人格的尊严而奋斗的过程。他终其一生都在期盼并且追求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房子是追求独立的必然选择。海德格尔说过：“家园意指在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住所，人唯在其中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7）
因而，对于毕司沃斯先生而言，房子即归属，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具体的房子背后象征符号化的表征空间，在空间中，人才能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空间文化建构精神家园。只有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才可以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奈保尔曾说，“在我书中，《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最贴近我的一部。”（8）
奈保尔本身是个文化身份十分复杂的作家，他至今仍在不断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可以说，“边缘人生”正是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晚年的作品《浮生》更是表现出了作者对文化身份追寻无果的迷惘。主人公威利厌恶自己的出生，厌恶种姓制度，厌恶印度落后的文化。（在奈保尔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满针对祖籍印度或者成长之地特立尼达或者穆斯林世界的刻薄的、甚至过激的批评言辞，为此奈保尔遭到评论家萨义德的强烈抨击，也使他成为饱受争议的作家。）
威利如愿地离开印度，到英国留学，但是他却没办法融入英国的都市文化，始终被排斥在外。他遇到了安娜并爱上了她，他也因此以为寻找到了自我，便追随安娜一路到达非洲，但是在非洲十八年的生活，他仍然没有找到自我归属感。作为移民作家，对故乡、对祖国的追思往往通过创作去表达，在想象中构建精神家园，大多数移民作家，比如海外华人作家谭恩美、严歌苓等，他们的文字中往往透露出一种乡愁，奈保尔同样如此。他对母国印度的感情绝不止厌恶，他的感情复杂得多，他不断把自己写进作品里，不断写自己的出生地，写第三世界，实际上都是一种寻根，包括他的几次游历，都是一种文化寻根之旅。
可惜的是，他的寻根之旅令人失望，呈现在他面前的依旧是落后的文明，他无法认同的文明。奈保尔就如他晚年创作的小说《浮生》中的威利，结局依然迷惘而不知所寻。奈保尔的朋友保罗.索鲁曾说：“印度之行使奈保尔发现了他真实的无家程度。”（9）早期在印度所受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都成为一种厚重的积淀，构成了自身的一种主体意识。在接受了西方文明以后，看到了更多印度、穆斯林以及第三世界黑暗落后的另一面，于是奈保尔对东方文化既有割舍不断的感情又对其落后黑暗面深通恶绝。加上英国这个“文明”世界又无法接纳他这种“黑暗的地带”的殖民地后裔，构成了一种极其矛盾的撕裂状态。他徘徊在东西文化碰撞的边缘，这种边缘化造成了他至今仍处于对自己文化身份的不断追溯的状态。
现世对奈保尔的研究不乏“流散”、“寻根”、“疏离”等关键词，他的犀利的文字背后透露出一种压抑的苦涩和苍凉的漂泊感。
注：
⑴维•索•普里切特对奈保尔的赞誉。
⑵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I].余珺珉译，译林出版社2013.2，第33页
⑶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I].余珺珉译，译林出版社2013.2，第33页
⑷奈保尔.浮生.孟祥森译[I].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第53页
⑸奈保尔.浮生.孟祥森译[I].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第119页
⑹奈保尔.浮生.孟祥森译[I].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第116页
⑺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5页
⑻奈保尔.我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黄灿然译，载《记忆》（第3辑），第153页
⑼PailTheroux. V.S Naipaul: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London: Andre Deutsch Limited,1972,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