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我的人，整颗我的心，交给皮家的时候，有天真梦想，有无邪心灵，单纯而又执着。小时候听邻居讲过，养父母本来有个儿子叫皮永华，却在十岁时被我的养母失手打残落下后遗症（羊癫疯），医治半年后夭亡。街坊邻居们也无人报案，那年代也没有现在的网络舆情。长大后，我曾询问养母此事，得到证实，当年已做节育手术的养父母花500元买的我。
原本，表哥金锁是皮家亲生儿子永华的表弟，永华夭折后，我作为皮家养子就成了金锁的表弟。二姑夫对我的养父母说了一句话：“你现在的养子精仪长大后，得把我的儿子金锁叫哥。”就为这句话，本就承受着中年丧子之痛的养父母不甘心，二姑夫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养父母跟二姑夫据理力争，继而相互扭打一团。小时候我只记得他们打架，却不知道因为什么。
二姑夫还对我的养父母说：“等二十年，精仪长大后，也未必能孝敬你们，不信走着瞧！”养父母家和二姑家的距离最近，却从此断亲。养母唯恐被二姑夫的“恶言”言中、被他看笑话，因此更加坚定了“棒头出孝子”的信条，只是没再像打亲生儿子那样用棍子打我的头部。
幼年的我最喜欢吃玉米面饼，而当年在养父母家的田里，只种小麦、大蒜和花生，却很少种玉米。有天早晨，我在三舅（养母的堂弟）家院墙外的胡同口，唱着豫剧《花木兰》和《卷席筒》的经典选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引来男女老少亲戚们的围观和喝彩。如果他们还想让我再来一段的话，就得回家去拿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来。
被养母虐待时，我逃出家门，躲在树林里。夜深了，听不到父母的呼唤。我很害怕，跑到街上，至少那里的裁缝店还亮着灯光，裁缝店是小伙伴建宇家的。建宇的爸爸看到我蹲在街头的墙角，他知道我不敢回家，就让我去和建宇一块儿睡。建宇比我早一年入学，他还在写作业。裁缝店的对面有间小房子，小房子后面是医疗卫生院，那里放着一大片棺材，有的涂着黑色油漆，有的半开着盖。小房子里有两张小床，建宇写完作业，我们就关灯各自睡了。那一夜，我一觉睡到天亮，居然都没做噩梦，也许是因为窗外有明月。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我才起床回家。
小学一年级，我慢慢体会到了读书学习的乐趣，放学之后从不贪玩，虽然回到家里没人管，也没人教，我就自己趴在小木桌上认真的写作业，每次考试，我都能轻松答卷，考出好成绩，每年两张奖状，贴满皮家堂屋的墙上。
那年月，北方农村外出打工的还很少，不像现在都只剩老人和留守儿童。夏天农闲时节，皮家门口那片树林，人们拉一张草席铺在地上，盘腿而坐，有人在下棋，有人在打扑克牌。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好多人在围观一个小男孩和大男人下棋，那小男孩就是我。说是下棋，其实不是象棋、围棋，也不是军棋、跳棋、五子棋。河南方言里叫“搁大方”，在地上划横六道、竖六道，即成一副棋盘。啥都可以当棋子，比如树枝、小石子儿都行。一个大男人还下不过一个小男孩儿，围观的人们纷纷夸赞，没人知道我是跟邻家一个名叫“海玲”的女孩学会。
乡村男孩最大的爱好就是掏鸟窝，无论是树上的斑鸠还是屋檐下的燕子，捉到都用笼子关着，或者用绳子绑住它们的腿，堂哥卫民家的新房很宽敞，他家屋檐下就有燕子窝。有一天，我的小伙伴们把燕子窝戳了下来，老燕惊飞，盘旋在卫民哥家的院子上空，无可奈何的飞走。
我把一只雏燕带回了皮家，用心照顾。我喂它麦子，它不吃。后来每天早晨，我拿着塑料瓶，带着小燕子，到田野里捉蝈蝈和蝗虫。村东南那片荆芥地里，蹦蹦跳跳的小虫到处可见。
我没把小燕子关在笼子里，也不曾绑着它的腿脚，它也不舍得飞走。可是有一天早晨，我又带着小燕子去田野里捉虫子。我刚打开瓶盖儿，想把蝗虫放进去，小燕子忽然飞走了。太阳已经慢慢升起，我仰望着树林上空，有好多鸟儿，却再也找不到那只和我一起成长相伴了很多天的小燕子。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她有自己的翅膀，也有选择属于自己的天空的权利。
每个星期一三五的晚上，养母都和邻居李大娘一起去“基督教会”守礼拜，我写完作业也会跟着她们去。久而久之，大家伙儿都认识了我，是基督信徒“雷姊妹”的“大头儿子”。“基督教会”就在村北的一个信徒家里，几十个信徒，却有一半多是年过六旬的老爷爷、老奶奶们，没上过学，几乎都不识字。屋子中间的小方桌上有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基督《圣经》里的一段话。我学着课堂上老师的样子，指着黑板上的字，让一个老奶奶念。那“耶和华”三个字，是基督耶稣的另一个名字。老奶奶念不出来，我就对她说：“你连耶和华都不认识，将来上了天堂，怎么去见他啊？”当时那句“童言无忌”的话把所有在场的人都逗乐了……直到多年后，一些当时年轻、至今健在的信徒们，每当看到长大后的我，都会记忆犹新的提起这件事。
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卖学习用书的，三块钱一本。我放学回家向养父母要钱，他们不给，让我去割草喂牛，我听话的去做了。吃饭时，我又央求那几块钱的事情，他们不答应，我哭哭啼啼，养父一生气，就抓起鞋子把我赶出家门，饭都没吃好，我在前边跑，养父拿着棍子在后边追，一直追到大街上，街坊邻居刘四哥好一阵劝阻，养父才算罢休。我在刘大爷家吃了晚饭，刘四哥和四嫂带我回到养父母家，又是好一阵劝说。当时夜已经很深，我很害怕刘四哥和四嫂走后，养父母会再打我，但是别人终究要回自己的家......我躲在被窝里不敢再哭出声音。
那年夏天，麦收的季节，一天早晨，比我大８岁的皮大姐让我到院子里帮她拿袜子，我没去拿，姐弟俩怒目对视。养母说，小时候，比我大八岁的大姐才十来岁光景，就帮着父母照顾我。可那三岁之前的记忆，我又如何能记得？当我成长到十来岁应该懂事的时候，姐弟之间正常的打闹，都被养母觉得我是忘了当初的养育恩。养母见我咬牙切齿，就转身从堂屋门后拿出赶牛的竹条，朝我身上打。执拗倔强的我，一不求饶，二不逃跑，就站在那儿伸着双手，任由养母扬起手中的竹条狠狠鞭打。直到我的双手肿如熊掌、两膝血肉模糊，才忍不住逃出大门，站在老柿子树下，泪雨滂沱。我戴着草帽捡麦穗，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的汗水渗进伤口，养父对我说：“好好干，等中午回去吃饭，还有啤酒和扁蛋（河南方言，皮蛋）”。皮大姐接过话茬嘲笑着说：“哼哼，是好好干，回去挨打还用竹竿！”养父母和大姐、二姐，都被皮大姐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我泪眼朦胧的望着一群小鸟，叽叽喳喳从蓝蓝的天空飞过。
小时候，比我大5岁的皮二姐骑在我身上，掐着我脖子......养母不但不制止，反而递给二姐棍子让她把我往死里打。后来还是好心的街坊邻居刘婆婆把正在打斗的皮家姐弟俩拉开。
刘婆婆对我的养父母说，即使不是亲生的，也不能那么对一个小孩子呀！哪怕是小猫小狗，只要你对他好，他也会知道对你好啊！
1997年夏，小学四年级的我从同学俊磊那里借了一本《一千零一夜》，中午放学带回家读。皮大姐叫我去灶房帮她烧锅一起煮饭。而我已答应同学，两天之内就把书还给他。
皮大姐叫我不动，就过来动手打我，养父母不管。那天我绝望至极，第一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在里屋衣柜底下找到农药瓶，拧开瓶盖......就在那危急的时刻，邻家女孩刘丽儿赶来，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开。皮养父关上大门，所有的小伙伴都在门外听着我在院子里无助的哭泣。我忽然清醒：我不能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一定要勇敢的好好活着！
皮老师走进四年级教室，同学们起立齐声喊道：“老师好！”我和同学刘战军迟到了，蹲在墙角，手捧着那本撕碎了的《一千零一夜》，等到下课铃声响，皮老师回办公室了，我们才一起回到教室，那是我自六岁入学后的第一次旷课。但那年期末考试，我依然考出了好成绩。
98年的期末考试，也是小学毕业考试前夕，那天的黎明时分，狂风暴雨中，我被养母赶出家门，只因向她要几块钱。我雨伞都没来得及打，就抱着书包向学校跑去。路上遇到女同学张小平，撑着雨伞和我一起走到学校。
98年的暑假，已经12岁的我，最后一次被养母暴打。在被暴打之前的一天夜里，养母和刘四嫂的婆婆（李大娘）从基督教会守礼拜回来，在皮家院墙外边，李大娘感叹道“养儿不如养女，儿子孝顺还好些，儿子若不孝顺，娶了媳妇，当婆婆的就没好日子过咯！”，这番话，恰好被我无意中听到。于是，第二天中午，在东地摘绿豆时，我问养母：“妈，俺大娘跟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就因为我问了这句话，养母放下竹篮就往家走。我推着架子车跟在后，到了家门口，我看见养母手拿菜刀，等着我回来。她把大门关上，把菜刀递给我，让我杀了她。
我虽然从小受尽苦难，并没失去理智，只是不明白，养母为何突然那么动怒？她把菜刀扔地上，拿着尼龙绳朝我身上打，大门已被养母从里边反锁，我想逃也逃不出去。我跑到墙角，养母就追到墙角，我连声哭着求饶。养母说，你给我跪下，再让我打十下！
我跪在地上，又挨十下。这时，邻居刘四嫂敲门。养母把大门打开，刘四嫂把我搀扶起来，她问我的养母：“婶，因为啥打他呀？”养母拿手绢擦着眼泪说，打完孩子后，她自己心里也很疼的。几天后，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站在池塘边的杨树下，看着他们跳进池塘里，冲我喊，快跳下来和我们一起游泳啊！可我的胳膊和背上的伤口还在痛……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天，养母不过是因为想起了，她的亲生儿子皮永华。那时，养父母家里养着一只黑色的小狗，小黑和我形影不离，我们相依为命。养母却拿着烧红的火棍去打小黑，小黑逃出去再没回来。
暑假快结束时，皮老师送来通知书，我依然考出了好成绩，升入一中。初一（5）班的班主任也姓皮。皮老师每天都点名，以小学毕业考试的分数高低为顺序，叫到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坐在第一排中间、虎头虎脑的小胖子。有一天上午，下课铃声响起，隔壁一（6）班的班主任陈老师还站在讲台上，那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头，两鬓如霜，声音却洪亮。
别的班都已下课了，只有一（6）班的学生还没有解放。我趴在一（6）班的窗外朝里望，陈老师的鼻子忽然一痒，打了个喷嚏：“啊嚏......”，我也跟着一声“啊嚏”……陈老师简直要抓狂，他指着窗外喊了一声“站住”，我拔腿就跑，心里的小鹿乱撞。陈老师追到楼下，揪住我的衣领，带到广播室。那天，教初三物理的刘老师也正好在广播室里，他和我是一个庄的。我家在村南头，刘老师家在村北头。我在上小学时，每逢星期天，独自在皮家院子里安静的写作业。外边有人叫门，我开门一看，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背着农药桶。
刘老师是想就近到皮家打水，我开了门，让刘老师进去，回去趴在小木桌上继续写作业。刘老师打完水，看着认真写作业的我，默默点头。年复一年，每当刘老师背着农药桶到皮家打水，都看到我趴在院里的小木桌写作业。广播室里，刘老师问陈老师，他是你班里的学生吗？陈老师说不是，然后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这时上课铃声响了。刘老师说，我还以为咋了呢，多大点儿事啊，这孩子在我印象中挺不错的，别为难他了，赶紧让他回去上课吧。
陈老师惊讶的问，这个学生你认识啊？刘老师说，嗯，他是俺庄南头的。
我回到一（5）班教室门口，皮老师正在讲课，我站在门口喊报告，皮老师让我回到座位坐下，继续讲课。后来的又一个课间十分钟，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爬上教学楼顶，被教导主任梁老师发现......于是上课铃声一响，别的同学都回教室上课了，只有我和段晓林还在一（5）班的教室外罚站。皮老师走过来，看着他班里这两位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语重心长的说道：“想想你们那在地里辛勤忙活的父母，都起早摸黑的忙，只为了供你们上学，可你们却这样贪玩，荒废了学业，对得起他们吗？”皮老师这番话把段晓林说得止不住的掉眼泪，我却欲哭无泪。
王店一中是寄宿制初级中学，我有五天住在学校，每个星期五下午回一次皮家，星期天下午再返回学校。然而每次回皮家后，我再也没法像小学时那么安静的写作业了，到了青春期这样的特殊年龄，尤其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在皮家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皮家就四间瓦房，二姐住西边，养父母住东边，我睡在堂屋中间，皮家那头养了很多年的老牛，住在最东边，它吃的是草，住的是单间。
邻居们总是到皮家打扑克牌，占用了我写作业的桌椅。一桌四个人吆喝着出牌，还有站旁边围观者的喧哗。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小点声，我要写作业，又被养母赶出门，她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就扔过来，差点砸到路人。那晚，和皮二姐同龄的彦波也在皮家玩，他亲眼目睹养母拿砖头扔向我，彦波觉得可悲又可笑，在黑暗的胡同，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别怕，过一会儿，等恁妈消气了，你就回去吧。”那年春天，皮大姐的大儿子两周岁了，皮大姐夫开着农用机动三轮车，后边坐着皮大姐和小金领，每个礼拜都有几天回娘家。虽然金领和我并无血缘关系，却从小就知道跟我亲。当我的小伙伴们跟我打闹着玩的时候，才两岁的小金领，却以为他们在欺负我，小家伙哭着拿树枝去赶那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少年。
皮家没人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2000年春节后开学，我迷上俄罗斯方块游戏和流行歌曲，那时用磁带播放歌曲的随身听，学校小商店里就有卖的。老师们只知道我不再那么用心学习，却不明原因。那年暑假，皮二姐离家出走，到新疆石河子农场采棉花。开学后，我重回王店一中复读，留级在二(5)班。有一天英语考试，同学们都在教学楼下的操场趴在凳子上答卷，我却和同桌牛华龙在楼顶晒太阳。班主任段老师在广播室里喊我们赶快回去考试。任凭段老师怎么呼唤，我们俩都装作没听见，继续在楼顶晒太阳。直到夕阳红了，天快黑了，同学们都搬着板凳回教室，我和牛华龙才悄悄回去。段老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各发试卷补考，段老师就站在旁边监督着我们，没想到我们依然考出好成绩，段老师百思不得其解。
我已无心学习，整天写一些搞笑但不荤的段子，有一次被英语老师发现，她拿到讲台上念，全班男女同学听后都乐得人仰马翻，老师站在讲台也笑弯了腰。然而那年冬天，我却为一件事而抑郁，那就是秘密日记，记录皮家苦难的日记，写在作业本里。我担心有一天，那些日记被养父母发现。我曾把那些日记藏过一中的教学楼顶，也曾放进铁盒子藏在皮家院门口三米深的红薯窖里。但我还是不放心，每天每夜都想着那些日记要往哪里藏？
2001年春节后开学，牛华龙和段晓林都转校去了二中，我也想转学去二中，养父母却不再支持我读书，我从此告别了课堂，没再复学。有一天，我趁养父母不在家，到红薯窖找出铁盒，烧毁日记，如释重负，抑郁也好了。
于金领两岁多时，皮大姐就和大姐夫一起去了杭州，在娃哈哈厂做普工，金领留守家里。皮二姐去新疆已两年，一直没回家，养父母很牵挂。我常骑车到于庄，把小金领接到皮家，我没再让他受任何伤害，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着他，而金领也最喜欢让我抱。街坊邻居问金领跟谁最亲，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跟舅舅最亲，跟姥爷最亲。”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只有刻苦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好好工作，才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途径。可是初二都没读完，我就彻底告别了母校一中。失学后的我跟着养父母在田地里干农活，街坊邻居见了，无不惋惜：学习成绩那么好，咋就不上学了呢？
2001年春天，辍学在家的我开始给学姐刘慧写信，但不是情书，刘慧也给我回信，我们以姐弟相称。通信方式也不是通过邮局，而是通过我们的同学张小平，她和刘慧在王店一中的初三是同班同学。每逢周末，张小平从学校回家，把刘慧的回信送到与张家相聚100米的皮家给我，然后星期天下午去学校，再把我的回信带到学校给刘慧。
2001年正月还没过完，未满15岁的我就被养父母送到县城当童工，在饭店打杂，刷盘子。阳春三月的一天黎明，我悄悄回到学校，去找同窗好友段俊磊。我记得在二（3）班时，音乐课代表刘慧很喜欢唱歌，班里同学都知道，刘慧最喜欢唱民歌。我用在小饭店当童工挣的钱买了一台随身听(录音机)，还有民歌的正版磁带。刘慧很开心的接收了我的礼物。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勇敢做自己、相信未来，我也祝刘慧姐姐中考顺利，金榜题名。
后来，刘慧回教室，天也快亮了，我正在往学校大门口走，被彭校长看见，他带我到操场，坐在水泥砌的乒乓球台上和我聊天。彭校长语重心长的劝我重回校园，完成学业，但那时的我已痴迷文学写作。彭校长苦口婆心的劝到天亮，也没把我劝回课堂，看着我的背影渐渐远去。
学校门口有位推着三轮车卖书的老奶奶，她卖学习辅导书，也卖课外书。我辍学之前，每个星期15元生活费，也省出几块钱买她的书，那时候书也不贵，盗版的价格、正版的质量。我买过韩寒的《三重门》，还有《唐诗宋词元曲五百首》。有一天中午，我又在学校大门口徘徊，却没再进去，只是站在门口望了一会儿就离开。这一晃经过许多年，我一直没再回去过。
2001年中考结束后，张小平带回了刘慧送给我的两本世界名著，英国作家夏洛莉·勃朗特的《简爱》、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简爱》书里夹着一张塑封的照片，那是刘慧和其他几位女同学的合影。照片左上角印着五个字：清风伴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