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老板毕竟是楚老板，儿子去日本的事让他失意了一阵子，但他立马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并嗅到了新的商机。
那晚餐馆接待了一个来非考察的中国团队，据说是某省商务厅派来的。楚老板大摆宴席，甚至把偷带出国准备留给自己解馋的东北大米都拿了出来（注：中国不允许出口大米，只能偷偷夹带）。席间觥筹交错，全桌人喝得满面潮红，半真半假地称兄道弟起来。
“吕总，你们建筑行业在非洲这片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我敬您一杯，以后有能帮上忙的地方，一定记得我。”
“林总真是太客气了，要我说最有可为的是你们影视行业啊。这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多火，我们这些老古董眼红还来不及呢！”
“对对，现在有点钱的都投资拍电影了，要不吕总，咱哥俩也凑点钱，投个电影玩玩儿？”
楚老板坐在这些人中间，好像一下子走了神，筷子戳到米饭里半天没吃上一口。他的眼睛晶亮晶亮的，一如我在受洗仪式上见到的那样。送走客人后，楚老板把小丽叫到身边，兴奋得双手在胸前乱舞，“小丽，你说我拍个电影怎么样？就在咱们哈拉雷拍，以你和John的爱情故事为原型来创作，保准又猎奇又感人！正好我跟电视台的人挺熟，到时候找他们策划一个选秀节目，先海选出一批小演员看看，现在国内选秀不是很火吗？”小丽笑了笑，眼神却闪躲到了一旁，她轻轻地说：“老楚，你得给自己找个伴儿了。”
小丽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意味深长，但楚老板显然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他就忙着找电视台的人商量选秀的事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筹备去维多利亚大瀑布写生。
之后的几天，楚老板每天都在餐馆留到很晚，让我陪他看些国内的选秀节目，我对综艺向来不感兴趣，加上心里一直在惦记写生的事，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他的问题。楚老板倒是格外认真，用钢笔在小本子上记笔记，写策划案，蓝黑色的墨水总是不小心弄脏了袖口。我注意到，他那支钢笔竟然是“英雄”牌的。
我从未怀疑过楚老板做事的决心与行动力，但选秀乃至整个电影计划还是夭折了。他接到舅舅去世的消息时，脸色陡然变得苍白，双手不听使唤地发抖，那根纤细的铝合金手杖也随之颤着，碰到地面时发出不规则的声响。他连西装外套也没穿，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门。
舅舅是肺癌去世的，这位了不起的老人自知生命无多时，选择在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葬礼是典型的基督徒葬礼，就在他受洗的那个教堂举行，棕红色棺木上摆满了各色鲜花，细如蚕丝的雨落下来，花朵更显娇艳。然而放眼远望，墓园里一片苍翠，哈拉雷的花已经全部凋谢了。
楚老板从始至终不发一言，他走到棺材前，从兜里掏出牛角梳子，手指哆嗦着，一下一下把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最后把梳子轻轻搁在棺木上，又退回到人群里。我是从这一刻起，才觉得楚老板不再年轻了。他两鬓的白发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细细的皱纹从额角蜿蜒到鼻翼，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仿佛一身的活力都被泻走了。
这一晚，我、小丽和John一直陪在楚老板身边，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满屋子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潮气。楚老板握着小丽的手，说起话来又轻又慢，“小丽啊，整个津巴布韦，我就只有你一个可依赖的人了。”小丽回头望了一眼John，嘴角抖了抖，两只手从楚老板的大手中抽出，又转而握住了楚老板的，最终还是开口道：“老楚，我预产期快到了，想回国生。生完孩子后，我和John就不回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签证也办好了，以后孩子有我妈帮忙带，国内的教育也好一些。”
楚老板猛地甩开小丽的手，这一甩，好像伤了元气似的，剧烈地咳嗽起来，边咳边吼道：“你们一个个白眼狼！当初你非要来这儿，是我帮你办的工作签证，是我发工资养活你！咳咳，现在你说走就走！”斥完小丽，他突然又转头看向我，“你也要走了是不是？”我支支吾吾道：“我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走吧！整个津巴布韦，流水的华人，铁打的我！都走吧，把我自己搁这儿挺好！”他用铝合金手杖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等骂够了就扭过头去不再睬人。
第二天，我坐飞机去了瀑布城，小丽开车送我去的机场。我说楚老板貌似受了不小的打击，留他一个人没事吗。小丽反问我：“你觉得老楚那样一个人，会有事吗？”
我在瀑布城住了很多天，白天去景点拍照取景，晚上回酒店再对着照片临摹。由于是雨季，瀑布水量极大，磅礴的水流从百米之高流泻下来，山谷轰鸣。不知是否是出于维护生态的考虑，悬崖边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石头湿漉漉滑腻腻的，观赏得忘情时，双脚就慢慢探到了悬崖边缘，脚底一打滑，惊出一身冷汗。再往下望去，巨大的水柱直冲向谷底，碎成满山满谷的银白水花。
接到小丽的电话时，我耳边全是瀑布撞击山崖的轰鸣声，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她说楚老板病了，希望我出境前再见他一面。我退掉酒店，换成当日下午的航班，又回到了哈拉雷。
小丽开车载着我一路从机场往市郊驶去，我这才得知楚老板患了急性胃出血，目前已没什么大碍，刚刚出院回家休养。三十多分钟后，车停在了郊区的一栋别墅前，院子不大，种满了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白色小洋楼在一片翠绿的掩映下，静谧而雅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楚老板家，进门前难免有些犹豫，“他不是不让别人来他家吗？现在能进去了？”小丽推着我一直往里走，“都这时候了，没那么多规矩了。”
我踏进玄关，一股沉香的气味袅袅迎了出来，再环视四周，心头微微一震。这栋典型的欧式洋楼，内里却被楚老板填满了中国元素。墙上的水墨画一幅挨着一幅，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密集得几乎令人产生压迫感。但大多算不上佳作，不过是90年代国内寻常百姓家用来装饰墙壁的廉价仿制品罢了，有俗艳过头的牡丹争艳图，有动作千篇一律的骏马图，甚至还有古板的财神爷画像。这些画悬在我的头顶，在地上投下深浅不一的影子。
卧室在二楼，我们沿着楼梯走上去，偌大的书架嵌在墙壁里，上面毫无章法地堆满了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有青花瓷，有玉器，有紫砂壶，还有一些仿制技术拙劣的线装书。它们虽然摆放凌乱，却纤尘不染，阳光照在书架上，白瓷和玉器在墙上反射出白亮的光斑。
楚老板躺在一张梨木大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脸颊凹陷，像是被直接削去了两团肉。我扶他坐起来，递了杯热茶给他，手放到胸前保证道：“你放心，我回国后也不会忘了你。你如果来北京，我请你吃全豆腐宴。”楚老板笑了笑，头发垂到眼睛上，“唉，小郑，我还欠你一场画展呢。”
我终于没能在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办一场自己的展览，但是离开的前一天，楚老板和John联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园，把我的画作用不干胶和大头针固定到了树干上。那天气温又降了几度，行人大多行色匆匆，只有三两个闲人驻足观望。后来起风了，树叶不耐烦地抖了又抖，我们又手忙脚乱地赶在下雨前把画收了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画展，真是狼狈极了。
在哈拉雷机场，我与在这里结识的朋友们一一惜别，直到过了安检口才敢红了眼眶。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我只好把箱子拖到人少的地方，重新规整一番。然而我把箱子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没能找到我在石雕公园为父亲画下的那张无脸肖像。是昨天开“画展”时被风刮走了吗？还是楚老板偷偷藏了起来？我无从知晓。
结束非洲的旅行后，我回国找了份工作，一边赚钱一边苦练画艺，想着有朝一日定要再办一场真正的个展。就这样，日子在忙碌中度过，我的发际线也向后移了几公分。起初我和还楚老板保持着邮件联络，得知他又开了一家华人超市，“楚人酒家”也要去赞比亚开分店了，但最终我们还是在时间的海洋里消散。直到五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楚老板竟然再婚了！他在邮件中写到，他皈依了基督教，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新婚妻子就是在教会认识的，是本地姑娘，比他小十几岁。
邮件附了一张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上他们身穿红色唐装，并排坐在楚老板家中的梨木床上。女人皮肤黝黑匀亮，两排白牙齐齐整整，稀疏蜷曲的头发柔顺地贴在头皮上。楚老板的头发依旧梳得纹丝不乱，两鬓的白发也染回了黑色，他搂着妻子的肩膀，笑得牙龈都露了出来，但眉梢嘴角却找不见一丝皱纹。
我发现，楚老板又年轻回来了。
转自one：@李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