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市场上，一些“傍名牌”的日化、家电假货。
农村电商消费逐渐成为各大电商巨头争抢的新市场，农村居民的购货渠道也从线下的熟人小店扩展到线上、线下多种购物方式并存。然而，农村的假冒伪劣产品并没有因消费方式的变更而消失。
随着时代发展，农村假货的焦点出现了从“假种子”到“假箱包”的变迁，便捷的互联网平台则催生出“家庭工厂”、“出租屋工厂”。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法团伙以身试法，甚至形成隐秘的制假售假产业链。
另一方面，因购买力有限，部分农村消费人群将山寨产品视为“替代品消费”；部分商家也罔顾规则，抱着侥幸心理打擦边球。让制假售假成为获得双向认可的灰色地带。
从“假种子”到“假箱包”
农村假货经历变迁
脉劫、康帅傅、金尤鱼、八个核桃……
这些五花八门的“高仿品”常常成为大家调侃农村假货的话题。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农村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也经历了变迁。
10多年前，农村假货多集中于大宗农资产品，如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如今则日渐发展为烟酒、日化、家电、服饰等多个领域。
而且，农村居民的购货渠道也从街头巷尾的熟人小店扩展到大型连锁超市、互联网电商平台，甚至有人尝试跨境消费等。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农村电商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农村地区实现网络零售额12448.8亿元，同比增长39.1%；在实物类产品中，网络零售额居前三位的依次为服装鞋包、家装家饰、食品保健。
潜力巨大的农村电商消费也逐渐成为各大电商巨头们争抢的新市场。不过，农村的假冒伪劣产品并没有因消费方式的变更而消失。
电子商务具有跨区域、跨人群的属性，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消费者都面临同样的购假风险。农村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以及监管有限、农村居民平均购买力较低等客观现实，则让农村成为低劣次产品的重灾区。
而且，相对于城市较为成熟的电商消费习惯，对更看重熟人关系的农村消费者来说，O2O的线下商店可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持续。
农村的线下商店假货问题也并不乐观。2018年1月，有媒体发布了四川眉山市的消费测评报告。报告显示，眉山有66.67%的用户在乡镇线下超市买过假货。其中，日化类假货占70.83%，食品占58.33%，服饰类占37.5%。
假烟产销一条龙
主犯被判刑15年
由于运输成本较高，一些地处偏僻的农村商店一般依赖于县城批发市场、大型平价超市等传统渠道，选择就近进货，很少能直接对接厂商。
这就被制假售假者钻了空子，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贴牌销售等假货乱象屡见不鲜。其中，既有缺乏分辨能力而“无意”售假的商家，也有以牟利为目的，组织产运销一条龙的“假货产业链”。
在2014年陕西旬阳县警方破获的跨省假烟销售案中，假冒高端品牌的劣质香烟从广州运输到西安销售，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
犯罪嫌疑人张某义供述，这些中低档假烟的进货价只在5- 20元之间，一般以整件(50条)方式进货和销售，每件获利500-800元。据他讲述，一般来说，买进四五元钱的真烟，拆开包装，把烟丝重新换装，即可做成二三十元及以上的高档烟。
犯罪嫌疑人将假烟伪装成陶瓷、电器、茶叶等物品的外包装后，通过物流公司运至西安市，然后又通过当地的货运司机提货，再转售给最末端的街道烟酒店。在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上游的假烟厂商、货运司机还是下游的经销商、烟酒店都对制假售假行为视而不见，积极参与。
法院审理后认为，6名被告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明知卷烟为假冒伪劣产品，而长期大量销售和运输，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最后6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多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主犯张某义被罚最重，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8万元。
“出租屋工厂”制假
社交网络平台揽客
近年来，通过QQ、微信、电商平台等互联网渠道售假的情况也逐渐出现。
一方面，互联网实现了跨区域销售，无形中为大范围售假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因为省去运输和面对面交易的环节，其制假售假链条也更加隐蔽。
家住天津的张某是个90后，从2015年9月开始在微信上倒卖假烟。他没有办理烟草专卖批发零售许可证，也明白这些烟不是真的。然而，他持续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假冒伪劣的卷烟照片，且附上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定价表，通过快递发往外地。买家可以微信发送品名和数量，然后选择转账、货到付款等方式。市场价五六百元的名牌香烟，张某只定价不过百余元。
案发后，有买家说，“知道这烟便宜，不可能是真的，购买烟时也没有问对方是否有烟草专卖许可”。2018年3月，山西省河曲县人民法院判决张某犯非法经营罪，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
便捷低门槛的互联网渠道，也催生了农村地区“家庭工厂”、“出租屋工厂”出现。除此之外，向农村发出的假货，还包括假保健品、甚至假药品，它们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2015年2月，河南省义马市某自然村的张某、王某在租用的民房内，雇佣多名工人非法生产、销售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性保健食品。他们专门购买了包装机、胶囊机、洗尘吸水机等设备以及必需的原料，专人负责推销、生产、发货等工作，分工明确。
王某供述，他们通过QQ承揽业务，快递发货，短短10个月的时间，该团伙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数十万粒，非法牟利56684元。在生产窝点，当地警方还查获了含西地那非成分的药丸和大量生产原料。
山寨货涉品牌侵权
竟获商家消费者“宽容”
在假货市场中，假冒知名品牌销售劣质产品的“山寨货”最为常见。比如，令人啼笑皆非的“金尤鱼”调和油、“周住牌”洗衣粉、“八个核桃”等。山寨产品在外观或设计上与真品高度相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而且，部分山寨货定价低，更容易侵占低水平消费群体居多的农村市场。
不过，除了利益驱使，制假售假屡禁不绝也有一定的深层原因。
在采访中，曾有部分售假商家向南都记者表示对网购平台打假的不满。他们竟然认为“吃不死人就不算假货”，“消费者没投诉就不算假货”等。同时，一部分农村消费人群因购买力有限，默认了这种低价的替代品消费，觉得“能用就行”。即使无意买到假货，也因退换货程序复杂而选择“算了”。
正是商家和消费者双向的“宽容”心理，让部分商家罔顾规则，抱着侥幸心理，行走在制假售假的灰色地带。而高仿化妆品、高仿箱包、高仿品牌食品，也在县城、乡村大行其道。
其实，我国法律保护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对特定商标，未经注册或者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禁止使用；故意混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山寨货既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其制假售假行为也对被山寨商家构成品牌侵权。
今年5月，沸沸扬扬的“山寨德邦风波”再一次将百度送上头条。4月底，多名网友报料，他们在搜索引擎中查找德邦物流时，遇到了排名靠前的山寨物流公司，结果上当受骗。百度方面事后回应，是“山寨德邦伪造了一份德邦品牌公司的品牌授权书给百度，而百度没有能够识别出来这个授权书的真伪。”
为了打击类似“李鬼”，众多“李逵”们也投入了极大的金钱和精力维权。真德邦回应称，每年处理的此类投诉案达2000多例。
声音
代表提议：“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今年5月，在2018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上，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表示，在老家农村，还有30%的商品几乎可以说是假货。而在全国，大量村镇的商店、便利店充斥假货，商品价格比北京还贵，让农村人付出了更高的成本还买了假货。
而在更早之前的3月，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在一次记者会上公开提出“天下少假”的目标。与此同时，今年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也对治理假货问题提出建议，称“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加重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处罚等。
张茅曾透露，去年仅假冒商标侵权商标案件就查处了2.8万件。在网购的投诉中，五分之一是假冒伪劣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已连续两年提交《关于加大对制假售假打击力度》的提案。
同样是在今年3月，他曾在采访中表示，“必须推行对从生产端扩大到销售端、仓储端、运输端等范畴的行业禁止的处罚。立法、执法、司法三方联动，加大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假货。”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