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麻将桌上，刚考上县城公务员的姐姐在众人的一片交口称赞中，淡淡地说，
“反正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一眼望得到头。”
她从美国结束学业后，预备了一整年的公务员考试，终于在第二次考试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乡镇的地税局。
大家置若罔闻地继续热闹着，我妈用手肘碰了碰我。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其实她不用再三提醒的，2017年的某次彻夜长谈，我们就达成了共识，我跟姐姐一样，毕业后就考镇上的公务员。
都知道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跟所有学新闻的小孩儿一样，想着要做个记者。
不是狗仔，不是官媒，是那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扛着摄像机，握了一支笔，直冽冽地钻到萨达姆的帐篷里去。
不畏强权，不慕名利，我们要真相，要和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质问这个该死的世界到底能不能实现它所承诺过的正义。
十七八岁的时候看毛姆，乔治奥威尔，沉溺在理想主义者建构的世界里无法自拔，随时在怀里端着一杆枪准备跟所有在道路两旁阴恻恻守候的阴暗事物拼个鱼死网破。
幻想过很多职业愿景，战地记者，平权律师，自由撰稿人，烘热冗杂的激情里，从没有过公务员这三个字。
县城公务员，每一个字看上去都像是某种妥协。
拥抱这个职业，意味着每个月稳定的月薪，福利和年终奖，日复一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社会建树的工作行程，狭小固定的工作场所，一眼望穿的没有容错率的人生。
庸庸碌碌地上班，庸庸碌碌地结婚，庸庸碌碌地做爱，庸庸碌碌地湮没在人潮人海，像水溶于水中。
我害怕重复，因为重复会减轻生命的质量，把一生都活成了一天，那生命的长度也不过只是一天。
那天接到一个回答邀请，问如果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辈子，我会选择哪里。
几乎不假思索地在心里说出小镇的名字。
以前讨厌它，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实在太近，像在一个过于逼仄的舞台上表演话剧，没有剧本，没有彩排，还要忍受三姑六婆吹毛求疵的打量和审判。
另一个秘而不宣的缘由，是因为它灰头土脸。
胡乱规划的街道，偃旗息鼓的商圈，和嗓门比天高的邻里乡亲。大家都在凑合着过活，争取在四十岁前用剩菜剩饭把自己喂到一百五十斤。
他们是暗夜里撒在路上的图钉，每踩到一次，就被刺痛一次，因为会提醒我自己，你也不过是欲念缠身的凡夫俗子。
是怎么跟它讲和的呢。
可能因为爸爸心肠实在太软，一个人变老的话很容易受人欺负，更重要的是，他被欺负也绝不会告诉我；
可能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充沛的原始动力，去支撑一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还可能因为，我一直试图揪出的怪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在我能力范围内唾手可得的和平正义，我要做的，只有脱掉身上的塑料铠甲，重新捡起散落一地的开支账单。
可能根本就没有讲和，只是在我还没想好说辞之前，它单方面结约了。
有个声音在我耳朵边咕哝，要长大了哦，要工作了哦，要准备好独自承受所有的一切了哦。
年少爱发梦的阶段，幻想过很多次长大的样子，要有小房子，有闪闪发亮的工作，要结婚生两个小孩子，要养猫，要赚了钱一起去冰岛铲雪。
现在呢，不婚主义，持续独身，养了一个月的猫也死掉了。
猫死掉的那个夜晚，我把手机揣进兜里，沿着黑黢黢的街道一直往家走。
走过所有滴着雨水的屋檐，走过几滩破碎的水洼，走过橱窗里的假人，走过咆哮着的喝醉的人，走过好多人。
一直走，夜晚把路途拉长，好像永远永远走不到头，也没有月亮。
在电梯里被人问起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在哭，很凶猛的眼泪，大串大串往下掉。我也不晓得自己在难过什么。不就是一只猫吗。
可我总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认真想了一下，我这二十一年，好像一直都在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