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政治与“士农工商”模式的短暂复活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际，曾下达诏令“复故爵田宅”，还强制“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贾人不 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基本承袭的是秦朝“军功爵”编户耕战政策模式。
鉴于战乱甫定，经济残破，刘邦时已开始实施“与民休息”的策略。惠帝刘盈即位不久，任用曹参 为丞相，改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笔者认为，当时崇尚“无为”的黄老政治，不仅表现在大幅度减 少徭役和兵役征发，将编民耕战规制在“与民休息”状态，而且还和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复活 及私人工商业勃兴等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
“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是汉初全局性的政策环境和 政治气候。在此种政策环境和气候之下，秦及西汉统一之际曾遭打压而销声匿迹的齐国四民“通货 积财”模式才转而短暂部分复活。而汉初私人工商业的蓬勃兴盛，正是短暂复活的齐国四民“通货积 财”模式在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展现及成果。
关于汉初私人工商业蓬勃兴盛的起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披露：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班固此言颇有道理，只是比较笼统含蓄，需要略加阐释。
西北一景
在农、工、商等职业分野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主要是见于商鞅变法中所强调的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如果从其“军功爵”耕战体制出发，这种理论不无合理性。前揭班固“本”“末”说亦代 表汉代的主流政策话语。因为私人工商业与国家耕战的基本需要——甲士与粮食，毕竟不存在直接 关联，反而容易与之争夺劳动人手等资源，涣散以劳役兵役为特定内容的耕战体制。但是，依照齐国 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私人工商业者与士、农并列为四民，同为春秋以降社会新秩序下职业分工和经济繁荣发展的产物或需要，只有职业分野差异，没有本末贵贱的高下。
即使是战国时期，也并非呈现 “军功爵”耕战体制的“一统天下”，至少在齐国为代表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私人工商业 并不受歧视和打击，反而较多重视工商业的风俗。时至汉初，此类热衷工商业的风气重新流行。所 以，才有了班固“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之说。而在汉初私人工商业随原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 式部分复活且短暂繁荣的过程中，先任齐国相后任汉丞相的曹参，又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曹参是随从刘邦平定天下的“布衣将相”和重要功臣之一。在担任齐国相期间，曹参曾重金延请 “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施“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以治理齐国。惠帝二年（前193)，曹 参继萧何为丞相，又把“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黄老政治，推行于全国。一般认为，曹参为代表的黄老 政治，包括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择吏以“谨厚长者”为标准等内容，对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能够起到“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等 效用《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载：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以上“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句，殊为要害。迄今对“狱市”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是宋朱翌 《猗觉寮杂记》卷下云：狱也，市也，二事也。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枰欺谩变易之类， 皆奸人图利之所。”二是陈直《汉书新证•萧何曹参传》指出，“狱市”为齐国大市名称，“狱”为“嶽”字 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
笔者比较倾向于陈直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朱翌、陈直二说都有合理处， “狱市”1词也肯定包含有商业市场的意思。如此，曹参力主“并容”“狱市”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不允许官府轻易扰乱的方略，洞若观火。
实际上，在曹参治理齐国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中，当含有抛弃秦商鞅“重农抑商”旧制，重新回归齐管仲重视工商或“士农工商”四民并重等内容。如果此种 阐释能够成立，汉惠帝以后私人工商业的迅速复兴，就与曹参保护齐国境内商业市场的方略大有关 联了。换言之，无论汉初“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政治，抑或全力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的新方略，都肇始于原齐国海岱之地，都是由曹参经办和推行。称曹参居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殆非虚言。
正因为有了曹参先任齐相后任汉丞相和汉朝廷的上述转变，国家对工商等产业采取不轻易干预 的政策，如准许私人经营铸钱、煮盐、冶铁等，商人发展空间由此广阔，才导致“网疏而民富”，导致“汉 兴，海内为1，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司 马迁的精彩描绘，可为证：南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 金”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徧郡国”齐刁闲善用“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 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吴 楚七国叛乱时无盐氏“出捐千金贷”，“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诚如林剑鸣先生所云，此时私营手工业乃至工商业具有经营者皆拥巨额资财的富商豪强，规模相当大且使用众多工匠，工商活动旨在营利等三特点。司马迁《货殖列传》对汉初富民在农工商中 崛起的论说，可谓别树一帜。诸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 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等等。
足以反映汉初黄老政治下富民的势力和地位，反映部分复活的四民“通货积财”模式对富民的宽容放纵。
上述史实表明，西汉初曹参推动下的黄老政治，促成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部分复活，实现了该模式由“在野”步入合法，进而充当西汉编民耕战主导模式的补充或辅助。其直接经济成果就是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及其短暂的黄金时代。
汉武帝“役费并兴”极端化与轮台罪己“富民”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了黄老政治，改而“尊儒”“尚法”。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大抵是汉武帝朝在 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建树。学者们通常把汉武帝黩武开边，归入边疆经营及民族关系，而把五铢钱、盐铁官卖、均输、平准等，视为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财经措施。这样的分类叙述，不 无道理。
但是，历史的真相是：汉武帝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几乎是他天光二年（前133)之后32年 间举国临战状态下并驾齐驱的两个“车轮”。而且是“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 府库亦虚”“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 空”，等等，因战争及工役所造成的财政亏空在前。“更钱造币以赡用”，“举行天下盐铁”，“杨可告缗 遍天下”，“均输”“平准”等，次第在后。所有这些，《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著在简册，昭 如曰星。而这两项基本建树或功业，又意味着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汉武帝黩武开边和“役费并兴”，尤其是前者可与秦始皇媲美，虽然有主动攻击匈奴和经营西域 及西南夷等特色，但他依赖的基本上还是秦编民耕战体制，所征用调集兵卒动辄上万，乃至十万、数十万。征用役使的仍然主要是承担兵役、徭役的编户齐民。
西北山脉景色
为解决浩大的军费开支及由此派生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实行有名的盐铁官营、均 输、平准、告缗等。这些财经垄断措施，除去告缗打击剥夺商贾可以在商鞅变法中看到若干类同物， 或是在国家强权管制上与商鞅有相通处外，基本上和秦军功爵编民耕战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颇 多借用管子轻重理论，选择性吸收齐国“通货积财”及轻重术等某些内容为其所用。
汉武帝上述财经垄断，具有如下三个特色：起用大商贾及子弟，使其摇身变为“兴利臣”采用管 仲轻重、权衡、榷卖等术；出卖军功爵，使其发生商业化变异。以上特色，显然是在吸收齐国式“通货 积财”及轻重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突出之处，就是把齐国式“通货积财”等某些因素掺入财经垄 断，使之充任编民耕战模式的某种补充，共同服务于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为黩武开边服务的财经垄断，暂时给汉朝廷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如《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所 云：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亦饶矣”“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所过赏赐，用帛百余 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桑弘羊也曾标榜：盐铁榷卖等乃“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
这就得以支撑和满足汉武帝的黩武开边及官府穷奢极欲的经济需求。而实行“贾人有 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得籍名田”等政策，对身受官府赋役及富商盘剥的农民来说，又似乎有一定 的保护或优待。而盐铁榷卖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至少意味着没有对农民直接增加赋税。
然而，上述收益毕竟是有限和暂时的。大规模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维持三十余年，终于招致 农户破产流离，商人破家，货少价贵，民贫穷，国亦贫弱等灾难性后果。首先是农户破产流离。元封 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其次是商人破家，货少价贵。史称，“杨可告 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随之出现“商者少，物贵”，“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等不 正常现象，社会生产、流通及财富积累储存等皆遭受严重破坏。再次是百姓和国家相继贫弱，民力 和国力虚耗空竭。由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瑠，与汉武帝黩武开 边、财经垄断相依存的富国强兵走向反面，导致了国家和百姓的一概穷困窘迫。
征和四年（前89)三月，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声称“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同年六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正式放弃黩武拓边与极端财经垄断， 改行“富民”政策。这就宣告了上述“役费并兴”战时极端化的完结。
昭、宣二帝受大将军霍光的辅佐，承袭武帝富民政策，“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于是 “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岁数丰穰”，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史称昭宣“中兴”。
然而， “盐铁会议”上围绕如何继续实行武帝末“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统治层曾出现分歧。贤良文学 主张废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极力反对，认为财经垄断政策乃“国家大业，所 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仅是和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以为妥协。不久，桑弘羊因怨恨霍光 和参与上官桀等谋反，被诛。霍光继续废罢酒榷，继续实行“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
无论曹参“并容”齐“狱市”，汉初“网疏而民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抑或武帝罪己“富民”，都不 难看到汉代“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早期形态一波三折的非主流境遇。
西汉后期，重商观念再度“抬头”，“士农工商”四民秩序，随而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认同。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等说，表明重商观念在西 汉前期已见端倪。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又说：
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蹐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因操办财经垄断有功而升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等，对待富民和工商业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 并没有因为官职权势赫然及算缗告缗带来诸多商贾破家，丧失商人子弟固有的价值理念。汉昭帝盐 铁会议之际，他在固守盐铁榷卖的同时，又强调“殷富大都”、“街衢五通”及“万物之所殖”之中“商贾 之所臻”的功用，依然尊商重商，赞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 等，属于“智者因地财”。
至于鼓吹“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地否认秦商鞅等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又质疑帝制国家单凭授田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富国”“足民” 并重，农商皆可以“足民”，皆利于“富国”。可见，桑弘羊等虽然反对废罢盐铁榷卖，但他同样反对编 民耕战模式中的重农抑商，更倾向于重商或农商并重。
桑弘羊等身为商贾子弟而曾被汉武帝利用来 为其黩武开边服务，他的重商言论，并不足怪。西汉初工商业的短暂辉煌发展及编民耕战与“士农工 商”二模式交替消长，成就了桑弘羊等微妙处境及复杂态度。
人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未活过。
寻求不可能的事情是一种发疯。很快你将化为灰尘，或者一具骷髅，一个名称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而名称只是声音和回声。
只有当下才是可能被夺走的东西。如果这是个客观真理，即每人只能拥有当下，那么谁都不可能失去一件他不曾拥有的东西。
——沉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