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片段之一:今天生产队杀年猪

原创 2016-11-11 谭小凡 黄桷小屋

这是四十年多前的一段往事：

一九七零年元旦，是我下乡后过的第一个新年。这天生产队杀年猪，我第一次近距离看杀猪的全过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年月，物资极度匮乏，连人都吃不饱，哪来粮食喂猪，猪只能吃猪草，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三月肥”、“四月肥”的饲料，所以要喂肥一头猪一般要一年半左右，很不容易。生产队准备宰杀的这头猪，还是我下乡前就开始喂的，据说喂了十八个月。当时，猪可不是可以随便杀的，随便杀猪是要犯法的。必须要先卖一头给国家，取得一张《留猪证》，自己才能杀一头，美其名曰“调一留一”。集体也不能例外，生产队一共喂了两头猪，头年国庆节卖了一头给国家，所以才能杀一头猪来社员们分。

在农村，杀年猪是大喜事。啥时杀？怎么分？一个人大概能分多少？……社员们为此讨论了好几个月。而今，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头一天，队长就发了话：“明天生产队放假一天，杀猪，过新年！”我当时真的觉得队长太有气质了。

这天一大早，队长就在院坝外土坎边挖了一个坑，放上平时煮猪食的大铁锅，从冬水田里弄了些稀泥巴把铁锅周围的缝隙糊好，准备烧水烫猪。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早就迫不及待地围在周围。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自告奋勇地去邻近大队接“杀猪匠”。那时候，“杀猪匠”是经公社批准注册的，除了杀猪以外还要负责将《留猪证》收回交到公社去。

九点钟左右，接“杀猪匠”的孩子背着装杀猪家伙的背篓高喊着“来了！来了!”跑进院坝，后面跟着的是“杀猪匠”。队长连忙迎上前去，把装好叶子烟的烟袋递过去，“杀猪匠”接过烟袋，坐在院坝边的台阶上抽起烟来。一袋烟抽完，“杀猪匠”把手一伸，队长先是一愣，马上就明白了，于是高喊：“会计，《留猪证》。”会计连忙把早已准备好的《留猪证》递过去，“杀猪匠”接过去瞟了一眼，放进上衣的口袋里，然后开始准备杀猪。

“杀猪匠”跟在队长身后进了猪圈，伸手抓住了猪的两个耳朵，使劲往外拖，队长在后面推。那头足足有二百多斤重的大黑猪，嗷嗷地大叫，十分不情愿地被拖出了猪圈。

院坝边有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台子，是专门用来杀猪的。大黑猪被拖到旁边，只见“杀猪匠”弯下腰，一只手抓住猪的前腿，一只手抓住猪的后腿，一使劲就把大黑猪抱上了台子，队长连忙过来帮忙，按住大黑猪的下半身，“杀猪匠”用膝盖压住猪的上半身，腾出手来，左手捏住猪的嘴巴，右手握着一把足足有八九寸长的杀猪刀，从猪的颈子处一下子捅了进去，好家伙，连刀把都捅进去了一半。大黑猪嗷嗷地大叫不止，“杀猪匠”高喊：“准备。”旁边有人立刻将一个木盆放在台下靠猪的颈子处，“杀猪匠”将杀猪刀一下子抽了出来，酒杯粗的一股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足足装了大半盆。大黑猪哼了几声后就不再动了，只是刀口处还在冒着血泡。

“杀猪匠”在猪的后蹄处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一米多长指头粗细的被称着“挺杖”的铁条，从割开的小口中捅进去，沿猪的皮下一直捅到颈子处，然后抽出铁条换一个角度再捅，反复数次后放下铁条，把一根木棒递给队长，自己则俯下身子，用嘴贴在割开的小口处使劲吹气，只见“挺杖”捅过的地方立即凸起来了，队长则用木棒敲打凸起的地方，把气分散。“杀猪匠”不停地吹气，队长不停地敲打，不一会儿功夫，大黑猪就被气吹得胀鼓鼓的，体积起码增大了一半。这时，烫猪的水也烧开了，队长在铁锅边铺上稻草，然后和“杀猪匠”一起，把吹得胀鼓鼓的大黑猪抬到铁锅边。队长不停地用水瓢舀起滚烫的水往猪身上淋，“杀猪匠”则用一个铁皮做成的刨子刨猪毛，一袋烟功夫，大黑猪身上的黑毛被刨得干干净净，大黑猪变成了一头大白猪。

“杀猪匠” 抽了一袋烟，从背篓里拿出一个大铁钩，一头勾住猪的后蹄，旁边一棵李子树有一根碗口粗细的桠枝，离地大约一人多高，正好用来挂猪。“杀猪匠”和队长一起，把猪抬到树下，把铁钩的另一头勾在树桠上，大白猪就被吊起来了。

“杀猪匠”拿出一把不大的尖刀，先把猪的肚子剖开，取出内脏，然后换了一把砍刀，沿猪的背脊，将猪劈成了两半边。队长用肩接住劈下的半边猪，扛到院子阶垣，丢进一个硕大的簸箕，“杀猪匠”也把另一半边猪扛了进来。接着是去头、蹄，猪尾巴照例是归“杀猪匠”的，“杀猪匠”割下猪尾巴直接就丢进了他的背篓。

“杀猪匠”替社员杀猪，除了得到猪尾巴外，还要享用一顿“刨锅汤”，给生产队杀猪，当然吃不成“刨锅汤”了。队长歉意地朝“杀猪匠”笑了笑，递上两张一元的票子，算是给“杀猪匠”的工钱。要知道，那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多钱，两元钱的工钱已经很高了。“杀猪匠”回敬一笑，接过工钱，背起背篓，拿着他的“挺杖”走了。

接下来就是分肉了。分配方案是早就确定了的：肉按人头分，挣工分的人和老人算“整口”，不挣工分的娃儿算“半口”，全队126口人折算成99个“整口”；肠、肝、肚、肺、心等内脏加上头、脚、血旺，按户分，全队26户，我和哥哥算1户。大黑猪除去内脏和头、脚，一称有150多斤，平均一个“整口”可以分一斤半。

在农村，凡是用秤解决不了的分配问题，一律都用“抓阄”来解决。会计以飞快的速度裁了26张小纸条，分别写上1—26的数码，揉成纸团，放进一个簸箕中，26户人家，一家拿一个，我也拿了一个，打开一看是9号。接着，队长操刀，另一个社员掌秤，会计核对每户人数并计算出分肉的数量，第1号从猪的颈部开始割，依次是2号、3号……内脏和头、脚，也已分成26份，分堆摆放在两个硕大的簸箕中，每一堆都有一个编号。我对应找到第9号，一看，是半笼猪大肠，约有两三斤。旁边有人在提醒我：“那边在喊第9号了。”我挤过去一看，刚刚割到半边猪的中间，就是被称为“宝肋”的部位。队长看了我一眼，一刀割下一块肉放进秤盘，一称3斤9两5钱，多了接近1斤，掌秤的社员向队长报重量，队长也不理会，朝我努努嘴，接着高喊：“10号。”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伸手拿走了秤盘里的那块肉。

我高高兴兴提着肉和猪大肠回到家里，队长刚才朝我努努嘴的样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温暖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在农村，几个月见不到肉，要想吃肉，得步行到五十里外的县城去。我们兄弟俩都曾有过“做梦吃肉”的经历。有一次夜里梦见吃肉，醒来才发觉是南柯一梦，实在不甘心，兄弟俩硬是步行了五十里路，到县城吃了一次肉，马上又往回走，结果晚上走了两个钟头的夜路才回到家。

简单吃过午饭，我躺在床上休息，那块肥膘足足有三根指头宽的猪肉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令人垂涎，恨不得马上把它弄来吃了。但哥哥不在家，他被公社临时抽去搞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展览，要明天才结束。我绝不可能“吃独食”。

是不是可以把猪大肠弄来吃了？这个念头一动，就控制不住。说动就动，我马上翻身下床，把猪大肠里里外外洗了两三遍，用铁锅“淖”了一道水，切成小段放进鼎罐，加上水，又加了一捧黄豆，然后把鼎罐吊在火塘上，搬了一根小凳，坐在火塘边，开始烧火炖肥肠……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揭开鼎罐盖，肥肠的香气立刻弥漫了整个小屋。用筷子夹起一块肥肠，嗯，“耙”了。再尝黄豆，还有点硬。一看时间，还不到四点钟，离吃晚饭还有两三个小时，等不及了，拿来汤勺，将鼎罐里的肥肠捞出来，足足有一大碗。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个干干净净，末了，又喝了一碗汤，感到很是安逸。鼎罐一直吊在火塘上，让余火慢慢煨。晚上临睡前，又将煨“耙”了的黄豆捞出来吃了，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上午出工，下午在家把肉煮好，又在屋后的自留地摘了一些蒜苗，等哥哥回来。大约五点钟，哥哥回来了。我把昨天杀猪分肉的情况摆给他听，末了，有点不好意思的告诉他：“猪大肠已经被我弄来吃了。”

“该吃，该吃。”哥哥笑着说。

兄弟俩一起，炒了一大钵回锅肉，还煮了一锅焖锅饭。今天的晚餐应该是我们下乡以来最丰盛的一餐：蒜苗回锅肉（基本上可以不限量）、肥肠汤（没有肥肠），兄弟俩相对而坐，大块吃肉，一口气竟然把3斤9两5钱肥肉吃了过精光。看着桌上的空钵，兄弟俩面面相觑，继而是放声大笑：“我们还真能吃！”

生产队杀猪、分肉和我们兄弟俩吃肉的故事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那段经历却成了我们兄弟俩的一段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