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三角拉锯:洋人、官绅、百姓

魏斐德青年时代的成名作《大门口的陌生人》，以其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清代鸦片战争前后华南地区的社会变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全书不足二百五十页，但就研究的概括性和紧凑性来说，在同类书籍之中，说得上十分出色了。从一八三九到一八六一年，横跨22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魏斐德所研究的华南地区，主要是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省份，其中广东是全书研究的重点。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老大帝国。传统习惯在国民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具有自身运作的逻辑和强大的惯性。在1840年之前，西方国家就曾尝试与中国建立联系。受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的马戛尔尼特使，借乾隆八十大寿庆典之机，觐见乾隆，试图建立平等外交联系，最终无果而终。荷兰人步其后，同样未果。不过马戛尔尼在中国的一年多，从北京经过中国内陆，到达广州，万里迢迢，这一旅行让西方人知道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外强中干。传统的习惯阻挠了帝国与外部的联系，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战争最后不可避免。西方的影响终究破门而入。

《大门口的陌生人》所研究的就是这破门而入之时，华南地区社会遭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内部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动。在清帝国垂暮沉沉，日薄西山之时，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22年前的中国，唯一向外局部开放的口岸是广州，由官府控制的广东“十三行”主宰对外贸易。这一特殊处使广东的社会同其它省份，虽然在本质上雷同，却又有着自己的省情特色。在帝国经济之中，鸦片贸易逐渐发挥了影响。鸦片大量通过华南进入到内地，在人稠地窄、资源紧张的华南地区形成了依附于这种对外贸易的阶层。长期对外贸易，使广东得以同国外保持一定联系，在经济社会之中，对外贸易占据了一定地位，并由此与外部市场和贸易国家形成了程度较深的经济依赖。当鸦片战争发生之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拉开帷幕，华南的社会平衡被外部力量所破坏。在传统社会之中，已经相对定型的各种阶层、各种力量在这特殊的背景之下，参与了各自不同的角力和追逐。官僚、乡绅、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揭示了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鸦片战争前就存在的团练组织、宗族组织、秘密社会传统以暗流的方式潜伏在社会之中，当形势发生变化，这些潜伏的传统被激活，就会浮出水面，显示各自的阶级立场。

鸦片战争后的初期，外部势力的闯入，危及了帝国客观存在的传统文化心理，在华南社会造成了震动。排外的情绪密布在农村的乡绅和农民阶层之中，农村和洋人摩擦不断，风波四起。官府处置不当，造成排外情绪更加高涨。官方以往一直谨慎控制的乡村团练活动，随着局势的变化，又被短暂默许。作为在传统框架和环境之内寻求自我保护的方案，团练活动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中，曲曲折折。同时，广东的地域特殊性之中，还有不可忽视、与生俱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的动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资源稀缺的广东地区，宗族组织的存在与这地域环境密不可分。《大门口的陌生人》之中为我们举了很多关于宗族斗争的事例，宗族斗争被作者称为广东的地方病。

鸦片战争后的早期民族主义在激烈的排斥外部势力之中，起了萌芽。农村的态度一度影响到了官方的决策，搁浅了英国人的进入广州城的计划。在官方和农村、洋人的角力之中，农村一度取得了胜利。在《大门口的陌生人》的第一章里叙述的三元里爱国主义，一个由农村乡绅阶层领导的农民抗英运动，本来只是毙伤英兵数人，被众口相传，神话为巨大胜利。这种情绪伴随着盲目和躁动，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强大武力和社会的动荡之中，如泡沫般被彻底的破灭，随风而逝。

战争打开了国门，一败涂地的政府开放了新的通商口岸。鸦片、外贸通过新开放的口岸，渗入内地，经由广东通往内地的物资、鸦片数量剧减，依赖于鸦片外贸的苦力、小商贩、无产者等贫困阶层失去了就业机会，加剧贫困，经济和社会局势恶化。鸦片战争后，英国经济萧条也程度不同的波及到了华南地区，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银矿倒闭，商业停顿，社会闲杂人员流动，华南社会弥漫着巨大的危机，进入动乱的前夜。秘密结社，边缘人群叛乱此起彼伏，烽烟四起，叛军甚至一度围攻了广州城。为了平息动荡，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农村乡绅阶层和农民，团练组织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渴望社会秩序的恢复，消除战乱和动荡，又成为此时华南地区各阶层的共识。广州被英法占领的两年，这种渴求同样继续并存在。从前极端排外的农村百姓转变了态度，把稳定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联军身上，对士绅阶层而言，这意味着联军开始和他们争夺人心。《大门口的陌生人》结尾中，记述了这种讽刺性的转变。“1861年10月21日，......联军在最后一次胜利的夸耀中撤出了广州。残破、卑微、经历了不能消除的变化的广州城，最后被留给了她自己。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广州城看着英法联军离去。”呜呼！对国家的普通百姓而言，绝大多数人所能反应者惟触及自身安身立命，在经验所及，所关心者者眼前直接的生活也，即俗语所谓一亩三分田，那种遥远天边的大事情，不在他们所直接关心范围之内。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一本反映华南社会变动的近代史书籍。作者用新的视角，解读华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书中章节分明，条理紧凑，虽然简短，但是蕴藏的观点和史料新颖，读之颇受启发。由于成书于1966年，某些章节部分，也有阶级分析法的影子。魏斐德截取的这22年的剖面，其中有不少史实和逻辑为今后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注脚。例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绅士阶层为了平定叛乱希望同洋人合作，同以后的辛酉政变，清政府和列强联合镇压太平军；例如林则徐和一些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军事上无能的破灭感后，转而求助于“百姓之义”“民的力量”，同慈禧在政治军事上无力后，寻求义和团的支持。在这历史的对比之中，就会感觉这历史是在不断重复，保持着一贯的逻辑。然而，这又是怎样的悲哀？

读罢《大门口的陌生人》，沉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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