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矿山：诗人陈年喜的爆裂与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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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喜做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没有网络的年代，他在纸片、烟盒、炸药箱上写诗。图为陈年喜正在写一首给儿子的诗。他写道:“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大象点映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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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拉玛依矿上，床垫很薄，大家把空炸药箱垫在底下睡觉。诗句来的时候，陈年喜就掀开褥子，把它们写在炸药箱上。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那些走南闯北掏空了的山脊，如同一个人被开采的一生。
陈年喜的右耳听不见，被尖锐的嗡鸣阻隔了所有声音，它们永远不会停下，除非睡着的时候。医生说，当这些噪音消失，那就彻底聋了。
河南南阳的矿洞里，陈年喜抱着风钻打孔，忽然头昏无力，大哥用架子车把他从80米斜坡吊上去，工头在洞口笑：你看你多幸福，还有大哥拉着你。他说，我听不见了。工头的老婆劈柴做饭，斧头重重挥起落下，在陈年喜的耳朵里也是静默无声。
十六年矿山爆破生涯，轰鸣巨响皆为常态。陈年喜形容，他的听力如同一根麻绳，不是突然间失效，而是在长久磨损后终究断裂。
一同磨损的还有在低矮矿洞里匍匐的颈椎。有一次在竖井里刚点燃炸药，双手突然没了知觉，用尽全力都爬不上绳子。“我说这回一定会死在这里。”关键时刻陈年喜把一根钻杆插进墙洞里，脚刚踩上去，底下就传来巨响。后来，他只好做了那个“再不做就要瘫痪、做失败了也会瘫痪”的手术，后颈植入三块金属。
那之后的几年，陈年喜的人生轨迹快速切换：他的诗在博客上被发现，受邀参加了北京皮村的工人诗歌朗诵会，获得“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他上了电视真人秀，在节目里写歌词；他作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入围了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他跟随摄制组出国，登上帝国大厦，在哈佛大学演讲；他告别了矿山，在贵州的旅游景点做文职。
七年前在矿上夜里接到了母亲食道癌晚期的消息，父亲已瘫痪在床，陈年喜写下《炸裂志》，写尽一个中年人的不堪重负，和他被炸得千疮百孔的生活——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如今，陈年喜的生活好了很多。他一年能挣几万稿费，母亲依然健在，病情稳定，儿子考上了大学。“很多事情都摆平了。”他说。最重要的是，曾经在矿上那种居无定所的茫然不再有了。
年初，陈年喜回到陕西老家，他咳嗽不止，没当回事。长年在矿里工作的人都有敏感的肺，在西藏挖矿时，脑袋甚至不能躺平，否则无法呼吸。直到一位医生朋友问：咳嗽里是不是有金属声？那得小心，可能是肿瘤。
陈年喜不敢再省拍CT的钱，在县医院等待的时间里，他写下诗句：“此时 在长长的胶质廊椅上/坐着我一个人/一张黑底CT影像胶片里/是我半生的倒影”。
确诊尘肺的消息传出去后，人们为他捐款、抢购诗集，原本销量平平的书加印了好几次。每一个索要签名的读者，陈年喜都告知自己的微信号，记下地址，签完后寄给对方，收取稍高于标价的费用，除掉邮费后，赚三五块差价。
签名书的需求很大，他专程去西安的出版社签了一千本，一夜就卖光了。他有点累，但不签的话，又担心失去这批读者。陈年喜在扉页为每个人写下赠言，有时不知该写什么，就挥上四个小字：“以诗为证”。
视频｜炸裂志：他在矿山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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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炸药箱上的诗
2020年6月初，南方周末记者在峡河村见到陈年喜。他骑摩托车爬上曲曲折折的陡坡，路面干裂，碾出几条倔强的车辙。他家在山的深处，在这坡上还得颠簸三公里。
房子被山环抱，初夏绿意盎然，一位朋友来测算过，这里海拔1100米，恰好是对呼吸和肺最有益的高度。现在他的生活寂静得剩下鸟叫和虫鸣。
山间有散落的坟茔，墓碑宽大，陈年喜说它们很贵，置办一座要七八千。这些年，父亲和那些遇难的同乡陆续住上山，陈年喜指指后山，“我们这代人将来也要葬在这里”。
天黑以后，他说月亮出来了，我们走出去望。采访这天恰好是农历十五，朦胧的满月从山岭之间缓缓爬上来，他指着那些山，每一座都可以讲长长的故事。他的记忆以山联结。
往东的层层叠叠，翻过去就是河南三门峡，为了到达那边的矿山，他曾经徒步走到陕豫边界，七十里地，眼见天快黑了，剩下的三十里靠狂奔，“就像马拉松！”
北边，黄河之上的风陵渡，去山西的人，许多活着过去、死了回来。陈年喜的邻居就是经过那儿被送回来的。他们雇了一辆车，司机没有运尸体的专门证明，一行人很紧张，怕被扣查。司机安抚道：不用怕，我常年干这个，你们陕西的安康、汉中，哪哪我都送过。
那些地址非常确切，他说的每一处，都有他们亡故的工友。“我从那里断定他根本没说假话。”陈年喜记得那些细节：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大，照亮了黄河水。
在矿山，许多东西都会要人命——垮塌、透水、扑向人的机器、松动的碎石。陈年喜被爆破后的浓烟熏晕过几次。人昏过去以后，要立即抬出去放在渣坡上吹风，即便是冬天，也得剥掉上衣，或泼一盆冷水——如果没被及时发现，就死了或成植物人。
有一次在南阳，陈年喜和弟弟正在打孔，越来越没有知觉。两个人赶紧往外爬，通向外面有连续五道斜坡，爬到第三道，弟弟滚了下去。陈年喜竭尽全力抓起斜坡口的电话：“我们中烟了……”
躺在山坡上晾了四五个小时后，陈年喜醒了。弟弟一天一夜才醒。
为了把一节节的炸药装填进岩石里，需要先用风钻打十几个孔，有时打一个孔就得半小时。打孔的时候，陈年喜的脑子会“走很远很远”，里面蹦出了诗句。
听闻县城一位写诗的女老师车祸丧生，他抱着风钻走神：“你说过的/人生的好时光/要留给另外的年景……放下病和苦/放下对大雪的追赶和赋形”。
陈年喜没有明显的文学启蒙，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东西启迪了他，可能和唱孝歌的父亲有关。十里八乡的葬礼，都邀请父亲去唱，他像个民间采诗官，在各地抄写歌本、推敲歌词，琢磨如何才能唱得更加入心。
中学时代，陈年喜就开始写诗，给文学刊物投过一些稿，回音寥寥。偶尔发表出去，能赚到二三十元稿费，兑换汇款单，还得先到村里开证明。村里没有书摊，偶尔托朋友到县城买到两本刊物，他会翻来覆去看上很多遍。
在克拉玛依矿上，床垫很薄，大家把空炸药箱垫在底下睡觉。诗句来的时候，陈年喜就掀开褥子，把它们写在炸药箱上。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2
“在危险中独处”
家门前栽种了白菜、玉米、谷子、土豆，陈年喜用锄头松松土，浇了水。几棵高大的核桃树，中秋时节成熟，要爬上树干把核桃敲打下来，好时候一年能卖两三千元。峡河气候干燥，足有一个月没下雨了。山上难以开发种植业，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
陈年喜考虑过其他营生。他高中给人写过离婚诉状，庭长夸他写得好。陈年喜想，兴许可以做个律师之类的，读了些书，但发现考试太难了。他还买了一大堆讲青铜、玉器的书，打算做文物贩子，“我要能学会这个手艺，肯定会发财”。
“他那个时候是没钱买。”妻子周书霞在一旁拆台。她瘦瘦小小，面目清秀。
1998年正月，结婚不到二十天，陈年喜启程去矿山。那天下着雨，霞送他去坐三轮车，他上了车，她也跟上去，老板说，矿上不需要女工，让她下去。后来她又爬上来，老板又赶她下去，反复三次。车发动后，霞站在风里的情形，在陈年喜心里“沉淀得很深，好多好多年”。
新婚时他为霞写的诗，存在结婚照的相框里——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陈年喜为儿子起名陈凯歌，虽然当时同名大导演已经名声在外，但他们在山里还没有听过，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喜欢“凯歌牌”收音机。
转眼儿子20岁了。霞担心他沉迷游戏，叫丈夫管管，他说管不了。霞说话的时候，陈年喜总像是没听见，仿佛脑海里有更大的事要关心。也许是为了报复，当他问霞一些生活事宜，比如晚上吃什么，霞也会默不吭声。
谈论起丈夫写诗，她说：“我说他那是幸运，多少人像他这样啊？”
陈年喜常年在外，虽然牵挂家人，但又有说不上来的疏离感。《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跟拍了陈年喜很久，据他观察，在矿洞里待久了，会习惯“在危险中独处”。
“所以他更多时候把很多想法放在心里，他其实内心跟谁都会有距离感。”秦晓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哪怕是他的妻子，可能他们也很少有那种特别交心的时刻。”
在陈年喜的文字里，秦晓宇发现，尽管他外形高大硬朗，内心却柔软敏感，“原来所有的这些细节、这些微妙的倾诉、这些场景人世的变化，他其实都有会于心”。
矿山生活孤寂，信号常常不通，打不出电话。工友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本账，没什么可交心的地方。他们也知道陈年喜有些不一样——大家打牌的时候，他喜欢读书。
每个爆破工床头有一部电话机，和矿洞相连，铃声会在任何时候毫无征兆地响起来。通常是爆破不成功，召人回去处理残炮。矿上有句口号：“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半夜打电话。”
半夜电话一响，陈年喜比喻“就像一条蛇一样，一寸一寸地起来”。很多时候才下工不久，洗好的衣服都没干，冬日里晾着结成了冰，得用棍子敲打敲打穿上身，套上雨靴、矿帽和手套，闭着眼往矿洞挪过去。
陈年喜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理应承受的。“对谁说？没人可说。”
每每从粗粝的工作中松懈下来，陈年喜变得脆弱，“就像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茫茫戈壁中，一眼望不到头，他觉得自己和一只虫子没有任何区别，“随时都有可能被太阳蒸发掉，那时候你真正感觉你是多么的渺小”。
但写完一首诗，心里就舒一口气——
一条隧道打通生死
我是一道你们栖居的秦岭
3
逃离矿山
在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开矿，没有工棚，废弃的矿洞盖一块帘子，就算宿舍了。这天晚上，陈年喜和四个工友特意睡在离洞口最近的床位，天黑透之后，他们悄摸起身，连夜逃下山。路上自然没有灯，他们策划多时，选在一个月色够亮的夜晚启程。
在新疆的八九个月里，他们不知季节和时日，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山上没有报纸、电视，偶尔有人下山，带回人间的消息。
生活物资由一条索道吊上山，哪怕一支牙膏，也得驱车四百公里到莎车县城去买。等到买好吊上来，豆腐闻着发酸，青菜已经蔫了。
连续几个月没有拿一点工资。有经验的矿工根据打下来的石末，就能断定这矿里没东西。
老板投资了两个亿，知道赔了，但矿不能停。只有继续开采，才能找到“替死鬼”——亏钱后找人接手承包，金蝉脱壳。直到最后也没人上当，机器全烂在了山上。
那段日子极度苦闷，大家下了班在洞子里打麻将，用蒸屉代替桌子，搁在腿上打。只有一副陕西带去的麻将，轮流打，打到最后丢了几张牌，继续打。如果刚好和那几张，“该倒霉”。
当地的酒，50块钱50斤，便宜但难喝。陈年喜说那阵子每天都要崩溃，大家喝酒唱歌，唱的是孝歌。一般矿老板不让唱那个，但在这儿根本拦不住。曲调凄厉颓丧，九曲十八绕：“很多前朝古人说/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来头/人死了就死了/家财万贯都不要了。”
陈年喜发烧咳嗽，山下总部有个家乡带来的医生，搭了个小诊所，医生给他开了清开灵，两针打下去，他开始过敏抽搐，整个人抽成一团，晕了过去。
县城医院不仅远，而且路途颠簸，曾有一个工友被砸断了肋骨，陈年喜送他去医院，吉普车在戈壁上颠了一天，那个人痛得汗流浃背，他说，“哪怕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吧”。
医生说，拉去医院也来不及，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了。他往陈年喜身上注射激素药，所有药都打完了，一共54针。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年喜醒过来，床上的被子被他在抽搐中撕得稀烂，“我真的差点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陈年喜和几个工友商量，不能不逃了。逃了一夜，到山下的小镇时天快亮了。他们包了一辆车，刚坐上去，小工头从后面开着车追上来了。他往地上一跪：“你们要是走了，我身家性命都会丢在这里。”
五个密谋逃跑者都是爆破工，他们一走，就彻底开不了矿了。掰扯半天，两个心软的工友留了下来。陈年喜死活都不肯留下来。
陈年喜的一些朋友永远没能走出矿山。他的学徒杨在，点炮后来不及逃跑，陈年喜在诗里写——“跑成了一团雾”。大家返回去检查，杨在已经没有了，天花板上都是肉沫。
工人们兔死狐悲，这个工作面谁也无法继续开采。先停下来，通常放两三个月，再换另一帮工人来干。陈年喜和工友也常接手停了几个月的新任务，岩壁上贴着符纸，大家心里有数。
陈年喜在诗里无意识写了很多次大雪，“可能是人在骨子里抹不去的印迹”。他觉得雪和他相通，“人就像雪一样渺小，在自然当中不堪一击，很容易被融化，很容易被弄脏，和我们这个群体相通。”
为纪念亡于杨寨的杨在，陈年喜写了一首诗叫《杨寨和杨在》，最后写道——
雪没了 冬天还在
4
“看他到底写了什么”
秦晓宇在博客上看见陈年喜写的诗，不断给他私信留言，请他参加工人诗歌朗诵会、成为纪录片主角。
陈年喜把他当成骗子，没有回复。留言的骗子很多，都说能帮着发表，索取版面费。后来他弄清楚了秦晓宇要做什么，但觉得没意义。他看新闻说，陕北有个姑娘，为参加《星光大道》，请了化妆师、舞伴、音乐指导，花了几十万，最后没出名，反而欠了一屁股债，“我觉得跟那其实是一样的”。
秦晓宇从县里一层层找到村长，终于跟矿上的陈年喜通了电话。很快他带着机器跑到矿山来，陈年喜不好意思，只好答应了拍摄。
那几年，工人诗歌进入公众视野，北京皮村聚集了大批打工者，陈年喜做完手术后，没法再去矿山，到此生活了一段时间。
小海在一天夜里无意中看到了工人诗歌朗诵会的视频，震撼又欣慰，凌晨两点睡不着觉，“忽然觉得有那么多同类”。他在富士康打工时写了很多诗，但他一直不知道那是诗，他喜欢摇滚乐，感觉自己写的是歌词。
他在微博上给一大堆摇滚音乐人留言，歌手张楚回复了他，两人成了朋友。他辞工来到北京实现摇滚梦，在张楚的介绍下，认识了皮村那些搞工人文化的，他不知道皮村是什么，但起码“这个大哥不会骗我”。
在皮村，陈年喜和小海睡上下铺。小海年轻嗓门大，他喜欢陈年喜那些炸裂的诗，比如“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秦腔》 ）。陈年喜的性情截然相反，很安静。
打工诗人聚在一起，其实很少交流诗歌。聊得最多的是发表，发表是个难关，皮村文学小组没人以写作为生，即便一夜成名的范雨素，也只把它当爱好。
“现在特别坏的一点就是发表，所有人觉得不发表的写作是无效的。”陈年喜觉得，“独立的民间写作是很难的，没有任何规律性的写作是很难的。”
尽管工人文学引起广泛关注，但主流文坛却没有太多反应。有个出版社编辑打电话来，想让陈年喜授权那句“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放在作家葛亮新书的腰封上。对方问他需要多少钱，陈年喜说：我不知道啊，你们一般给多少？最后给了200元。
陈年喜算是趟过了发表关，但仍难以发在最顶尖的文学期刊上。
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一位新作者要被文学期刊接纳，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写作的基数太多了，文学青年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陈年喜承认，特别好的民间写作不多。“我是民间派的，主流瞧不起你，反过来你还瞧不起它。”
编选2019年的20篇散文佳作时，张莉选入了陈年喜的一篇散文。当时她完全不知道陈年喜是何人，后来才得知是位诗人。
张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一下就能看出“天赋好、语言能力好，靠一种天性”。“他就是我心目中好的写作者，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的职业，尽管我很尊重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写作者，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字和文学品质本身。”
对于新工人文化，陈年喜觉得“没戏”。他希望外界不仅把这些作品看作工人文学，也要放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当中，“用同等的尺度，去看他到底写了什么、他的文本能不能成立”。
确诊尘肺病后，陈年喜在宝鸡住院十天。现在，他每个月要花3000元药费，抗过敏的药物能减缓咳嗽，但也让反应变得迟钝。（大象点映供图/图）
5
“他的命运不还是这样吗？”
因为参加电视节目《诗歌之王》，陈年喜认识了一些音乐圈中人，他们劝他改行写歌词，那个挣得多。他认真考虑，把乐坛知名歌手都研究了一遍。
他向作词人梁芒打听市场价，电影的片头片尾曲，写一首一万多块，最差的也有一千多。陈年喜很高兴。“我觉得比写诗可强多了。”
结果完全不一样，音乐圈靠人脉，每个歌手都有固定合作者，而且歌词是流水线产品，要在录音棚里不厌其烦地配合修改，把它们变成商品。
陈年喜在北京度过了一段迷茫的时日。他办了护照，准备去塔吉克斯坦继续开矿。后来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诗人树才，他问树才，“能不能找一个工作？门卫也行。”
“哪能做门卫？你是文化人，还得吃文字这碗饭。”树才给他介绍了工作，去贵州景区写文案，工资一月四千元，管吃管住。
陈年喜在贵州一待就是三年。他写了三百多篇软文，还有各类策划案、新闻稿。刚开始不怎么会，都是现学的，办公室里都是年轻人。
从贵州辞职后，陈年喜主要写非虚构作品。诗歌稿费20块一行，写再长也挣不了多少，非虚构平台能给高得多的稿费，一篇能挣小几千。他签了几本书，出版社应允要打造成畅销书。
采访这几天，陈年喜正在写一篇非虚构文章，关于他的尘肺病。陈年喜坐着小板凳，俯在床板上写，手指利索地在iPad屏幕上敲击。写了一半，他说写不下去了，越写越平。非虚构平台的邀稿不断，大多希望他写自己，他问：“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吗？”
陈年喜成了一座富矿，那些走南闯北掏空了的山脊，如同一个人被开采的一生。
乡村和工人题材的点击量比不过都市题材。编辑建议，能不能写写更当下的内容，比如白领、年轻人。陈年喜试着写过一些，但感到很吃力。写矿山他得心应手，其他题材，始终有隔膜。
面对不认同的东西，陈年喜有些逆来顺受。秦晓宇认为爆破养成了这样的个性，“做爆破工，你也不要硬碰硬，要懂得选择你的路径，因为硬碰硬的结果就是危险。”
陈年喜对编辑唯唯诺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为了发表。”
陈年喜盼望有人能指点自己的写作。他的茫然源自他已看不清时代。他想表达时代，却始终力不从心。“这是充塞了非常驳杂信息的时代，每个人在急流大浪当中就是一朵浪花，都非常混沌。”
他发现这些年，从诗歌到散文非虚构，无论怎么规避，写的都是死亡主题。“身体状况我自己有感觉。我知道我没有死于矿难，也可能会死于这样的后遗症。”陈年喜平静地说。
尘肺病潜伏期长，走出矿山三年，最终还是确诊。秦晓宇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难过，他原本一直庆幸，以为陈年喜躲过来了。他曾拍摄陈年喜操作风钻，粉尘扑面而来，他问，怎么不戴防护面罩？陈年喜解释，矿洞里闷，戴上面罩，汗就蒙住眼睛了。
纪录片里的主人公们，无一真正改变了命运。秦晓宇说，他和陈年喜相处最深、提供的帮助也最多，“但他的命运不还是这样吗？”
现在给工友打电话，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你跟我们不一样了，现在离开这鬼职业了。”陈年喜听出工友又是极度困倦、闭着眼在说话，匆匆挂了电话，嘱咐对方赶紧睡会儿。
虽说矿上没什么好留恋，但陈年喜相信，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没在任何作家笔下出现过。
他滔滔不绝地说起草原的牧民、黄土高原里的窑洞、寸草不生的戈壁、面纱下的维族姑娘。从没见过那样湍急奔腾的大河、从没有尝过那样甜的杏和桑葚，从没见过那么奇怪的人。
他想起一片杏花。在茫茫戈壁中，竟然有那样一片杏花，如同粉色的云朵，开在灰头土脸的房屋旁。他走出去再远，回过头依然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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