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记忆（之二）

写到这里，上网休息一下，看到推特上一条转发多次的推文：如果你知道卡带和铅笔的关系，那就证明你真的很老了。

我不但知道它们的关系，我还是那个让它们发生关系的人之一。盒子式的磁带录放机总是会卡带，小心抽出来褐色的细带子再把它放回位置，六角形的铅笔就是最顺手的工具。从盒式便携式到大如挂式空调的八喇叭；从单声道双声道到四声道，一直没有变的是唱歌的人：张帝、刘文正，还有就是永远的邓丽君。我们这一代少有的幸运就是：在最需要有音乐的时候我们“非法”拥有了邓丽君的歌喉。在这个国家，我们美好的回忆大多拜赐于其“非法性”。

无论岁月走多远，或是再也走不动了，邓丽君都驻留在我们心中。音乐的力量，有时取决于谁给予我们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

爱是什么，邓丽君在我们亟待学习时，“偷偷地”一个字节一个音阶地教我们攀上这座山峰。我迄今仍对爱充满期待，皆源于她温润的歌喉始终伴着的盲动的青春。她以她人格的力量，她的正直，善解人意按住了我盲动的进一步，我至今依然恪守着某种底线和对爱的不放弃，真该感谢天堂里的邓丽君！谢谢，我的女王！

我交待过，我不识谱——生活中也是基本不太靠谱的人。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如果你不愿意战胜你性格中逆势的那一面以求获取世界的笑脸的话，那么，你就无权拒绝命运由此带给你的所有值遇。我不懂关于音乐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但这并不妨碍我写此文——我爱音乐，爱到爱屋及乌。我不喜欢乡间风景中任何涉及现代化的东西，但我独独喜欢那种蛮不讲理地兀然开阔田野的高大如巴黎金字塔似的架线钢架。这玩意儿像个巨大无比的五线谱横亘在空中，而憩息在上的多数是麻雀，他们三五成群在平行的电线上构成了如同谱中的“蝌蚪语”。站在田埂上，或是在行进的车中，看到这个景象都会让我变得愉快起来。这种对音乐的爱是“盲目的爱”，我乐意。

我曾为了音乐在一个小的只有一条百米商业街的小镇巴塘逗留了数月。我痴迷于巴塘弦子，为此我跟着他们，在草甸、坝子，有时辗转到其他县。“初恋羞隐的两颗心呀，像那嫩柳刚达成的桥，左步右步轻轻摇晃，激情时时升起波涛。”这是巴塘弦子的调皮、妩媚；“相好的人好比是布谷鸟，山那边叫山这边也动听；不相好的人好比是乌鸦，就在门前叫也使人烦躁。”这是巴塘弦子的率性、坦诚。

后来又对锅庄倾心。和弦子相比，锅庄来得更热烈。康巴汉子的靴子在草皮磨光的裸土上跺脚扬脚，尘土在靴子上缚的铜铃的“叮当”声中飞卷翻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马靴跺在大地上的节奏，在尘土的掩护下，绅士般从容，斗士般勇敢，不是被你听见的震撼，而是声音被你看见的震撼。男人们“嗨呀”吼声，和女人们明亮的应和声把整个锅庄都渲染成了情爱之海——我之所以不用“爱情”而用“情爱”是因为他们确实比爱情更直接，更勇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状态，一种天然浑成的状态。人们的唱词、唱腔、唱的对象、唱歌时的表情以及锅庄上空的天、云、风等等，都在表达一个字——爱，直截了当的爱。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劳动歌子。西藏寺庙的回廊、大殿、所有佛殿及阳台、仁波切的僧舍等，还有一些讲究的藏式房（如贵族的房子），都是是用一种叫阿嘎土的粘性泥铺就的。它越走越光，镜子般，而且不滑。铺地是一个复杂繁重的活计，需要一寸复一寸、一遍再一遍地来回捶打，用石盘，中间錾圆孔安树条。人拿上端起上落下。劳动者有男有女，排成数行，进退穿插，或者男女队列面向对方，边打边扭边唱。唱到幽默处众笑，有人揩油齐骂。一阵打情骂俏后然后整队再来。我会为此每天拎着几磅酥油茶和一皮袋糌粑，坐在工地，听，有时上去打。笨拙的我让他们笑成一团，我心底也是一团笑意。再没有哪种音乐能使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地轻松和干净啦——在那个特定的场合。这是我的最爱。

这种劳作号子的歌声不急不缓，配合着石锤的手起手落，腰肢的左扭右摇，仅凭耳朵听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他们唱歌打土所营造的气场让我忘记一切，唯有快乐，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快乐。其实人是可以活得很快乐的，只是这些自诩“高素质”的“文明人”还没有学会罢了——我们恐怕再也学不会了。

藏族（尤其女子）为什么歌喉那么亮，那么纯粹，那么有穿透力？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肯定不止是肺活量优势这么简单。唯一可以和藏族民间歌手相媲美的就是凯尔特女子合唱队的演唱了。事实上，她们真是一个级别的。完美的、快乐的、健康的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粹的女人们啊！听她们的歌，你有即使马上死在她们中间都值了的感受。“陶醉”的词义我从这里才理解。到底是什么让她们和藏族歌手相似，我以为答案只有一个：生存方式相近和共同的宗教情怀。

一个民族的精神一定来源于她的宗教文化和与土地共生共息的生存意识。藏歌的音域和曲风跟高原是灵与肉的关系。寥廓类似咏叹调的长音和处在绝对自然中的孤寂高度吻合；而欢快锅庄的急急马蹄舞曲与久别的重逢纵情又如此地酣畅淋漓。游牧民生活方式滋养着属于他们独有的文化。当我们用定居者的思维去度量他们时，我们和他们只是对生活本质理解的差别而已。而一旦我们运用权力去把我们对他们“贫穷”、“辛劳”的想当然变成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行动时，无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都是对他们文化和尊严的践踏。失去了游牧民的生活，也就丧失了牧歌，也就丧失了游牧民文化，世界文明的一座山也就垮塌了，就像某个物种的消失一般，文化一定是附着在大地上的，当人们打着“文明”的幌子行“贪婪”之实时，大地就成了他们手中的橡皮泥，文化就难逃“同化”的命运。所以，我们剥夺的不是一种被我们自大地打上“落后”印记的生活谋生方式，我们剥夺的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存在价值。坦率地说，我从来就以为一个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在本质上就是离人类真正的文明渐行渐远——尤其是被剥夺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由的社会。音乐，不单单只是人们所说的没有国界的艺术，不，她有国界。和我们人类一样，她所在的国家，决定了她的命运。国界，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底气；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一种羞耻，是一种监狱透明的高墙。由人推及音乐，大致不差。

音乐的氛围的就是她的国界，而心灵感应决定她的氛围。比如宗教音乐。没有哥德式教堂的穹顶和从侧面飞券镶着巨大彩色玻璃圣经故事里投进的神奇光线以及一排排座椅上虔诚的面容，你无法真切感受格里高利圣咏的神秘与凝重；不到牙买加，你想象不出原来教堂唱经可以唱成欢乐的海洋。一样的主题，异样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