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参与过译言网的一个协作翻译项目。项目组织者将外文书按章节划分，每个志愿者负责一部分，然后交由项目负责人评审。经过评审、修改、反馈，迭代数个周期后， 译稿最终付梓出版。
项目发起之初衷，是希望将尽可能多的优秀外文书籍，以最快的速度推向中文读者。现如今书籍的出版速度越来越快，每年有无数外文书籍出版，传统的引进方式，已然无法满足需求。
这种协作方式的缺点在于无法保证翻译质量。因为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大多抱有提升英文水平的想法，自身翻译水平有限；另一方面，多个志愿者的翻译风格也很难保持统一。所以在选择翻译标的的时候，以快餐文学和名人回忆录居多。
在我的父辈们看来，书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物品，写书出版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或者在古代的中国，纸张昂贵，识字率低，没有公立学校，书籍往往是留给子孙最有价值的财产。彼时彼刻，书籍既是知识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权力的阶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点也不过分。
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出版书籍变成了商业行为，门槛降低，很多非专业的公众人物也开始出版自传或者随笔，因为这在商业上有利可图。我并非在否定这类出版行为的意义，只是意在说明，现如今纸质媒介正在以一种极高的速率膨胀。而且随着时间世代延续，书籍的数量会一直增加。所以，人们可以料想，到了某一个“奇点”，人们从书中学习东西，就像是从浩瀚的宇宙中直接学习一样困难。
不仅仅是书籍，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信息以极快的速度膨胀。如今人们一次google获取的信息也许比一座小型图书馆包含的信息还多。这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
作为应对措施，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过滤机制。
传统上，公立学校会有一套教材清单，这是一套过滤机制，决定了学生们在学校会学习到什么内容；图书馆的采编委员会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决定了我们在图书馆会看到什么书籍，这些书数量有限，相对于每年出版的所有书籍来说，仅是沧海一粟。在互联网时代，新的过滤机制不再仅仅以内容为维度进行区分。比方说google等搜索引擎依靠算法来保证信息的质量，而这些算法依赖的指标除内容外，还增加了点击数和链接数目等。微信朋友圈的过滤机制依赖于用户的社交网络；而在程序员和学生中广受欢迎的知乎，大V们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过滤器的作用。
获取知识的新方式日新月异，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它的成熟态，但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成型。网络化让知识变得更加包容和丰富多元。
在《知识的边界》里，作者遵循一种“独特的路径”（每个章节探讨特定的主题，然后连成一线）来探讨这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所谓大到不可知，是指知识的范畴广阔到我们不可能了解全部。
一、云上的专家
互联网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这种规模上的巨大性也造就了新的可能性，一群本不相关的人共同解决问题，或者为那些大到任何专家个人都无法解决的议题提供知识资源。利用“网络化的知识”，问题的响应速度越来越快。当有足够多的人参与的时候，足够的宽度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深度。
举个例子。“2007年，美国溢油防治技术研究所提供两万美元奖金，奖励第一位能将沉在阿拉斯加海底18年的溢油抽出来的人。直接把石油抽出来没用，因为当它到达海面时，冰冷的阿拉斯加空气会让石油和水的混合物凝固。一位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化学家，虽然不太懂石油，但他非常懂水泥，只要一直震动，水泥就不会凝固。应用这种思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在网络时代，“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是站在讲台前给我们讲课的人，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集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房间联接人们和思想并连接外部的网络。”就像生命并非活在我们的神经、骨骼、血液、骨髓之中，而活在这一切所构成的联系之中。网络化的知识，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的真理。
二、互联网让我们变笨了？
“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s，but not to his own facts.）
纸张的局限让事实看上去比现在更易控制，因为现在我们眼见着事实被链接进了不受限制的网络中。一方面，我们希望能有更多意外发现带来的惊喜（serendipity），如此一来，人们便不会被束缚在他们的舒适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互联网太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充斥了过多的意外。可利用信息数量的大幅增加反而让我们比以往更容易犯错。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
我们之所以又这些矛盾，是因为网络上观点杂乱，迫使我们去面对知识策略中的那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此前被旧式的知识媒介所掩盖。我们原以为知识会在一个生机勃勃的“观念市场”中繁荣增长，因为以纸张为载体的知识将绝大部分的竞争性观念排除在我们的感知范围之外。现在我们看到自己身边的各种观念是如此地多元和互异（因为总的来说，互联网过滤器并不会真的删掉东西，而只是把受青睐的材料拿得更近一些）我们对这种新的多样性的价值感到极度困惑。
三、知识的新结构
丰富性，对知识得寻觅者而言，现在知识的基础设施以及搜索工具，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作品。数字化令寻找信息变得便利。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在马尔萨斯作品的第六版和第一版之间转换，然后发现第一版完全缺少数据支撑。如果在当地的图书馆里，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技术极大地改进了研究者的能力，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寻找资料，或者深入地挖掘信息。
链接。现代出版的学术作品，几乎处处都是脚注，部分是为了验证观点，但更多的为了避免侵犯这个疯狂时代中别人对观点的微观所有权。链接改变了知识基本的拓扑结构，发展出的观点的每一个小片段，都存在于一个相互关联的、没有阻隔的网络中，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主题都不限于它所讲述的内容，因为我们会看到那些链接，一天之内就可以访问上千个相关网页。
无需许可。传统上知识像是一个俱乐部，它接纳新成员，一本书、一篇论文、一种观点都必须在经过了有资质的专家团体的检查之后才成为可能。如果任何人都能随意出版任何东西，任何人收集几个链接就可以管理资料库，那么知识俱乐部就失去了价值。知识的排他性已经渐渐丧失。
公共性。曾经，我们认为不让普通人接触到重要知识是为了他们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教给儿童足够去田地或者工厂干活的知识。而现在，我们给公众的，不仅仅是教育、图书馆，还有一种通道、一键点击即可接触到近乎无限的知识和文化作品。
四. 有效地利用知识
开放通道。纸张特性需要出版商审慎选择印刷内容是一回事，而出版商将自己的作品定价过高以至于只有精英才能读得起是另一回事。当学术期刊收取每年2万美元的订阅费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非动力。于是学术开放活动（比如arxiv）的成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社会趋势上都注定了如此。
萃取优质信息。丰富性也存在两个主要的风险，首先，我们找不到需要的东西；其次，我们会找到很多迎合我们最低需求的有吸引力的东西。解决信息超载的方法是创造更多的信息：元数据。网络上大部分东西都是垃圾。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去评估它们。有些这样的元数据的增多需要人们付出更加明显的努力：我们积累数据的集合，给它们打分、留言、写评论，或者像亚马逊一样用算法来实现。
链接一切。链接可以将作品置于上下文之中，促使我们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一个充满思想的网络，让我们得以一窥纸张的背后，也得以跟随自己的兴趣在网络的边疆自由穿行，它也构成了一个聪明的模式。
不要把结构化知识留在身后。传统机构的力量所在（提供知识的资质），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他们将所有的知识者聚在一起，设置了过高的门槛。机构隔绝了外界，同样也孤立了思想，即使我们称它们形成了“思想流派”。网络不会摧毁所有的机构，相反机构正在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网络中。而且网络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机构，拥有和传统机构同样的弱点。如果网络想成为知识的新的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利用好所有现存的机构发展出来的知识。
学会热爱不同。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丁点打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如果希望网络容纳知识的能力最大化，我们就需要超越内心的惰性：和像我们一样的人黏在一起。
五. 下一个达尔文是数据狂人？
达尔文在思想史上迈出了任何人都没有预测到的一大步。这一步，是数年辛勤工作和数千英里的周游后得到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达尔文的观点也是从一个丰富的网络中发展出来的，如果没有拉玛克的工作，达尔文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进化论。如果没有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那他可能也根本不会有生命在漫长的时间内逐步演化的想法。达尔文所处的网络是由同事和书信往来的人组成。
下一个达尔文，他的工作很可能是公开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相互链接的网上进行的。他可能不会等到有最终结论才发表，而是会在网上贴出自己的早期成果，然后他的文字一发表，一个链接之网就在他周围生成。某些节点会变成中心。最终这个网络中会产生出新的观点并将观点传播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