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女人张爱玲笔下的真女人
胡兰成读到《天地》杂志所载的小说《封锁》，坐直了身子，连读两遍，被那文字惊艳到，跑去向主编苏青打听作者其人，苏青只答：“女子。”
当然是女子。
唯其是女子，才能有这般出人意表的文笔。
自古以来，中国的女子，从来不需要有才，因为“无才便是德”。好女人，需要泥胎木塑般的听话，但也因此缺乏了趣味。然而，男人们是不介意女性木讷无趣的，因为木讷无趣的，适合留在家里生育孩子长养父母操持家务安守本分，风流蕴藉可爱有趣销魂蚀骨的，自有章台青楼勾栏瓦肆好去处。
而一个女人，一旦开了心智，有了追求，甚至有了对情感的诉求，那都是危险的，便不方便掌控。 所以男权社会里，希冀女人混混沌沌好好讲究“三从四德”，外化为身体上的约束便是缠足，用畸形的审美，把女子生生变成亚残疾状态，无法走远路，难以活泼泼地行动，把生命力生生打了折扣，于是便自然只能安安眈眈蜗居闺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所以中国的文学，一路下来，话语权从来掌控在男子手中。历代少少有个别逃出生天的女性作品，也不过是男性文学的边缘点缀，况且很多才女头衔都落在高等妓女头上，她们的才华，本就不过用于为男子逗趣娱情。
李清照在文学史上是难得又难得的了，她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足以令男性汗颜。然而与赵明诚如此佳偶，赌书泼茶的佳话里，一样有“分香卖履”（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引曹操死后对各房姬妾“分香卖履”的安排，隐指对赵明诚纳妾的愤恨）的阴影。晚年更有与张汝舟的失败婚姻，为了挣脱这段婚姻，不惜以妻子身份检举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的违法行为。按照宋代《刑统》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亦应徒刑两年。李清照为了早日摆脱噩梦,宁愿以自己坐牢为代价。可知女子遇人不淑的惨况余社会地位之底下。
朱淑真的才华，一辈子用于哀叹婚姻之不幸；班昭的才华，用于编纂《女训》来仰男权社会之鼻息；花蕊夫人写诗，和杨玉环编舞一样，不过为了取悦君王；更有鱼玄机、薛涛之流的才女，都是娼门用于抬高身价的手段……
中国的历史，是男子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是男人的文学史。
于是水浒传里的女人，不是潘金莲潘巧云那般的荡妇，就是母大虫母夜叉那样的男人婆，难得有个有点美感的一丈青扈三娘，又是木偶一般让宋江指给谁就嫁了谁；
于是三国演义里的女性角色都是一笔带过，着墨稍多的貂蝉也不过红颜祸水，历史任务完成后，连下落都不需要交代；
于是西游记里的女性，基本不是神仙，就是妖精，神仙是类似母亲的角色，妖精才是男人生活中一面被诱惑又一面要打压的女性形象折射；
好不容易到了《红楼梦》，由一个男性作者喊出一句“女子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扎扎实实描画了诸多立体的可爱的女性形象，却又终究束缚于男性视野，只有少女才是可爱的，女人一年长就又成了烂泥塘，从珍珠沦落为鱼目，仿佛女人的一辈子，也就那么一点韶华可供男性玩味。
即便是到了五四白话文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最进步，也不过仍旧是等待着被男性唤醒与调教的角色：鲁迅的《伤逝》，子君在涓生不断地循循善诱下，终于说出一句“我是我自己的”；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烟厂女工陈二妹崇拜着能用文字赚钱的男主人公，男主人公的言谈似乎能开启她的心智；巴金的《家》，丫环鸣凤对于三少爷觉慧爱情，一样是怀着无知女性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世俗一点的张恨水，《啼笑因缘》里的沈凤喜，最初也是被樊家树的书生气打动，最后又被军阀的富贵权势所倾倒……这一时期男作家笔下，女性形象，大多不过是等待被启蒙的未开化的混沌状态，等待被男性救赎与引领。
不过，《啼笑因缘》里有个女配角倒比较可爱，是类似于红拂女那样的带着豪侠气的奇女子，但境界也不过是为男主角樊家树的主角光芒所感，一切付出只为成全他人姻缘，对自身理想命运感情，是没什么诉求的。
然而，张爱玲不同。张爱玲是活色生香的女子。她说她“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八岁要穿高跟鞋”，人生第一笔稿费用于买口红，经济独立后喜欢自己给自己设计奇装异服，衣不惊人死不休。
这样的女子，不屑于男性世界的价值观，挣脱了男权社会的评价体系，是活泼泼的充满张力的别具一格的。
所以张爱玲看到的女子，绝对不是男性作家眼里那种只会作低头含羞状，等待被某个男子从人群中发现然后被爱情拯救被文化启蒙的缺乏自我和心智的女子。她用自己的文字告诉了男性社会：“你别看她乖乖低着头，她心里想的，可不像你以为的那么简单。”
她笔下的白流苏也和五四时期那些男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一样玩“低头”的羞涩。白流苏也听范柳原谈诗经，然后当她低头抬头时，想到的是“自己在月光中的脸 , 那娇脆的轮廓 ,眉与眼 ,美得不近情理 ,美得渺茫”。当她听男子跟她讲诗经谈思想调情，她想着的是：“原来范柳原是崇尚精神恋爱的……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是的，那些男性作家笔下，那些低头的害羞的或是睁着大大的天真的眼抬头作崇拜状望着男主的女孩子，心里真正在想的，男作家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这些真相是经由张爱玲的犀利的笔才揭示了出来。
封锁里的翠远，大学女教师，“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一直在规规矩矩做人，然而内心里，期待着生活中发生点什么不那么好但是够真的事情。
所以当男主和她调情，翠远心里想的是什么：“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
当男主入戏地和她大谈婚姻的不幸，暗示着对她的好感，表示要再娶妻子，翠远也非常积极地配合着。表面上，吕宗桢大概总以为自己是这出好戏的导演与编剧，可是在翠远那里呢，不过也是逢场作戏，跟着他过一把戏瘾，借此实现在规矩生活外的一次入戏地反抗：“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她不过用这臆想中的恋爱，表达着对自己套子里的人生的反抗。
尽管，他不会真的为着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再次结婚，她也不会真的为着这个露水情缘的男子许定终生。上海在封锁期间打了一个盹，他们亦不过在各自的规则道路上略略为路过的一只蝶投射了两眼多余的目光，如此而已。
男性作家大多有点直男癌，把女性心理世界的曲折离奇，用直男的眼界解读得简单粗暴。可是男性和女性本是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好吗？很多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很难真正说服女性读者。潘金莲潘巧云那一类被简单粗暴解读的女性形象，更加是对女子怀着多么深刻的恶毒心肠才能写成的。以至于我常常忍不住怀疑《水浒传》的作者，是否是全无男性魅力从而被异性社会彻底抛弃的男性，甚至会否有着某种隐疾，于是将对女性的爱而不得的遗憾，化成了这样简单粗暴的鄙夷与仇视，在对笔下的两位潘性女子开膛剖肚抽筋剥皮的过程中实现自己隐秘的对女性的复仇与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快感。
世界分阴阳，生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那么文学作品也是有两性区别的。张爱玲的文字，是再女性的文字没有了。而我尤其钟爱她的地方正在于此：她是难得的真正的女性作家（不单是性别上的女性），不再依附于男人的眼光写女子，而是活色声香地真真切切地书写身为女人的爱恨情仇。
女人有多么难以解读，只需要看看人们对张爱玲的误读：很多人说张爱玲孤高绝尘遗世独立，然而她乐颠颠走几公里在战火中跑去吃一份心心念念的冰激凌，说每个女子谈起自己去年的一件织锦缎夹袍都会一往情深，在自己文章里调皮的调侃自己为“我们这种小市民……”很多人以为她乖张孤僻，然而她却偏生是个营销人才，烟火气浓烈，一面声称“出名要趁早”，一面懂得拍些好看的照片附在作品上有利于满足读者好奇心，能让作品更受欢迎，也一面知道自己长得不算好看，那就要靠奇装异服来展现与众不同。
女人的复杂与奥秘，可以在张爱玲的文字里寻找答案。张爱玲的很多小说，在我看来，可以作心理学的经典案例来看。好的小说家，一定是天生或后天的心理大师。
看不懂张爱玲的人，八成也不懂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