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起飞年代——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到20世纪最初十年。它是冒险家的年代，对财富的渴求让这个时代躁动无序，富人们信奉达尔文和亚当·斯密的学说，相信强者生存的规律和追逐利益的正当性。尽管有开国元勋们留下的一整套宪法、民主制度、法院，但是富人和政府官员、法官、参议员勾结起来无耻追逐利益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个年代所有的社会言论都和财富有关，这一时期最显著的人物被描述为“强盗巨头”、“万物之主”、“致命的少数”。美国的国家财富从1870年的300亿美元增长到1900年的1270亿美元。引人瞩目的富豪开始出现，标准石油公司的创立者约翰·戴维·洛克菲勒个人在1892 年就拥有了净资产8亿多美元（相当于1990年代的120亿美元）。当时80%的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为不到500美元。
经济起飞、巨额财富集中、贫富差距严重、四处可见腐败行为，该找出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年代？对这一时期的描述多种多样：纯真时代、挥霍年代、改革时代、企业时代、自信的年代、美国振兴年代，但是没有谁比马克·吐温对这个年代的概括更为准确。1873年12月，马克·吐温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在这部与人合著的小说中，马克·吐温讥讽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外表金光闪烁的“镀金时代”。至此之后，这个名词就成为了对这个时代最好的概括。
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最引人瞩目的人被称为“强盗资本家”，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这些人聚集在石油、铁路、焦煤、金融等行业，在外界看来，他们贪婪、残酷、唯利是图，贿赂政府官员、破坏自由竞争。强盗资本家中的三个巨头是：石油行业的垄断者约翰·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和华尔街的皇帝皮尔庞特·摩根。
但是令人们困惑不解的是如下现象：卡内基对工人的压迫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这位资本家反对工会、压低工人工资、让工人们不知疲倦的劳动而一无所获。但是于此同时，他却在英国和美国的各个城市播种一般建造着图书馆和学校。另一位强盗资本家洛克菲勒也不甘示弱，他毫不张扬，却不动声色地建造和资助了许多大学，并且支付巨资来支持医学研究。几位大亨如竞赛一般把自己变成慈善家。卡内基的言论成为他们奉行的标准：一个富人死去的时候身后留下巨额财富，这是一种耻辱。而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至今仍在全球行善。垄断行业、镇压罢工、牟取暴利的强盗资本家和建造医院、学校、图书馆，支持艺术家创作的慈善家竟然融为一体，这让所有意欲指责他们的人感到矛盾。在人类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每个阶段，总是不断产生着财富可以和强盗资本家媲美的富豪，而贫富的差距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除非所有国家都变成福利国家。
揭黑者的声音
以揭露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丑闻而著名的艾达·塔贝尔是当时新闻界扒粪运动中最著名的一员。这场扒粪运动和镀金时代正好相对。扒粪运动的最初阵地正是塔贝尔所供职的《麦克卢尔》杂志。其中的杰出人物还包括持续调查美国政府腐败的林肯·斯蒂芬斯、著有《丛林》的厄普顿·辛克莱。辛克莱所揭示的屠场和塔贝尔所描述的标准石油公司一样激起公众的剧烈反应。政府因此而通过了一部法律《清洁食品及药品法案》来规范屠宰业的卫生状况，保护消费者的权利。
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言，这些下层人民的复仇天使和黑幕揭发者们，就像班扬《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一般，眼睛紧盯着路上的污秽之物，而不被镀金时代的绚烂光芒夺去注意力。但是他们却是让这个国家从镀金时代走出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所激发起的民众的舆论也是强盗资本家向慈善家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以及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和古德尔，都不再把公众的意见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必须扭转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免影响到公司的长远利益。有意思的是，强盗资本家们改善自己形象的努力也催生了现代公关业——艾维·李，标准石油公司为洛克菲勒聘请的公共关系顾问或许是第一位公关专业人员。
资本家的多重面孔
政府也站在了这些强盗资本家的对面。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是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最著名的牺牲者。1911年5月15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 怀特用了49分钟时间向公众公布了拖延许久的关于标准石油公司反托拉斯案的判决。41年的石油霸主被迫在6个月之内按照地区拆分。当然，也有商业作家认为如此拆分并没有实际取消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再加上后来汽车工业的发展，这反而让标准石油公司获利丰厚。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罗斯福的挑战，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些似乎从不在乎公众意见的强盗大亨们，开始表现得有如将要参加竞选的政客。他们在记者面前谈笑风生，慢慢把自己变成公关大师。洛克菲勒总是随身携带着特意兑换的银币，和蔼地将它们分发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对“强盗资本家”这个词语打心眼里的憎恶，让卡内基津津乐道于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而他和洛克菲勒之间也掀起了一场关于慈善的竞争。大亨们让公众感觉到，帮助全人类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乐于以这种形象出现，以证明他们不是政府所要对付的那个恶棍。
与此同时，镀金时代的宗教情怀让人迷惑。而且所有强盗大亨都有慷慨资助艺术家的举动。他们贪婪的目光会不时从钢铁、石油、火车、猪肉等转移开来，注视那些贫困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努力让人相信自己能够扮演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的角色，先集中财富，然后将财富用来造福社会。
连贯的文化传统教给这些大亨们要有社会责任，即使他们的另一面可能是贪婪。但是来自教会和传统的力量却浸透在他们的血液之中。这种力量鼓励人行善。尤其是当外部面临着媒体的压力、公众的指责和政府的诉讼时，大亨们更容易顺着这种力量去寻找安慰自己的方法。温斯顿·丘吉尔说：“那些能慷慨解囊而又独具慧眼的富翁们对现代科学所作的贡献，堪与历代教皇和诸多王公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所提供的庇护相媲美。在这类富翁中，洛克菲勒可谓佼佼者。”而卡内基则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至于摩根，他是三位强盗资本家中最有品味的艺术赞助人，尽管在慈善事业方面比不上另外两位的慷慨。
镀金时代的强盗资本家成为了造福后世的慈善家。而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广泛存在着对“强盗资本家”或者说“问题富豪”的指责——富有意味的是，很多人喜欢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比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这些富豪能够成为慈善家吗？他们更多的选择把财富用于挥霍或者留给后代，还是选择将财富慷慨地用于造福他人？2005年4月26日，《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发布了中国慈善榜排名。上榜的135位慈善家，一年捐款合计不到1亿多美元。好事者将《福布斯》杂志发布的中国富豪榜同慈善榜相对比，发现一个人的富有程度和他能否成为慈善家没有绝对关联。为何富人不行善？正如迪尔凯姆在解释自杀问题时所说，个别的自杀行为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个人选择，但是高的自杀率却只能用社会学来解释整个社会的问题。解释富人能否变成慈善家，也是如此。现代中国是否具备那个历史阶段，压迫暴富者们走向行善之路的条件——我们的政府、民众运动、媒体和文化是否营造了一个让富人变为慈善家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