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东吴的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本名韦昭，据裴松之所注，晋统一天下后，《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了避司马昭的名讳，把韦昭改成了韦曜。
韦昭年轻时便好学能文，曾经作过丞相掾、西安令、尚书郎、太子中庶子等职位。韦昭任太子中庶子的时候，孙权的三子孙和还是东吴的太子。那时东吴十分流行赌博和下围棋（博、弈），孙和认为这对当时的官风民习没什么裨益，就令韦昭写了一篇《博弈论》的文章加以批评，这也是史上一篇有名的反对玩物丧志的文章，后被收入《昭明文选》。
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音：仄)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文章的第一段，列举了历史上宁越、董仲舒、西伯和姬公等仁人志士“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而勤学苦耕的事例，说明孔子所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道理，告诫人们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宁越是战国时期中牟人。他家世代以种田为生，但他感到种田太艰辛，便问朋友：“怎样才能脱离种田的辛苦？”他的朋友说：“如果你能立志求学，苦读30年，就不用再种田了。”他说：“我决心发愤苦读15年。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不休息，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不睡觉，应当有所成就。”果然，他刻苦读书15年，因为品学兼优，被周威王聘为师，终于实现了他的志愿。（见《吕氏春秋·傅志》）董仲舒是西汉著名儒学家， “少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 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 （《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非常刻苦，经常是不分昼夜地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他三年没有进过一次花园，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后来他被征为博士，公开聚众讲学，弟子遍布四方。西伯是指周文王，姬公就是周公。作者说，像周文王这样的圣人、周公这样的才干，都还夜以继日地励精图治，所以才能够隆兴周道，垂名亿载，何况我等平常庶人，怎么可以白白地荒废时光，不努力学习以使自己不断精进呢？
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坠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音：灵雨），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
文章接着说， 历观古今创立功名的志士，都是经过非同寻常的艰苦磨练，劳身苦体，家境优越不放弃事业，穷困时也不易志，才得以成就的。河南人卜式，以种田畜牧为生。家有年少的弟弟，弟弟成年后，卜式离家出来，自己取叻（le）畜羊一百多头，田宅财物全部都给了弟弟。卜式进入山里牧羊，十多年后，羊达到一千多头。那时候汉朝正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卜式上书，愿意捐出一些家财帮助边疆。一年多后，匈奴浑邪王投降之后，朝廷开支很大，国库空虚，贫民大迁徙，所有费用皆由朝廷支出，朝廷负担不起来，卜式又拿了二十万给河南太守，用来发给迁徙的民众。汉武帝为了表彰他，下诏拜卜式为中郎官，赐爵左庶长，赏田十顷，布告天下，用来使其尊贵显赫，用他的良好品德教育、激励天下人。 西汉时的名臣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汉宣帝即位后征召黄霸担任廷尉正，后升迁为丞相长史。因为夏侯胜在公卿聚会时非议诏书，黄霸没有检举弹劾，皇上将他们俩都委付给廷尉，囚禁在牢狱之中。黄霸想在狱中跟随夏侯胜学习《尚书》，夏侯胜以罪死推辞。黄霸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很敬佩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这样的话，便向他讲授经书。这样，过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夏侯胜讲论不止，黄霸学习不怠，过了三年才被释放出来。黄霸的学业大有长进。卜式和黄霸最终都有荣显之福，成就了不朽的美名。仲山甫是西周时期人。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封地为樊。《诗经·大雅·烝民》就是专门颂扬仲山甫的诗歌，说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造成了周宣王时期的繁荣景象，称为“宣王中兴”。 吴汉，字子颜，南阳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位居第二。一生征战未已，不离公门，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早上接受命令，晚上就上路，根本不用什么整顿准备的时间。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作者感叹：像他们这样的人，哪里会让自己游戏惰怠呢？
今世人之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音：平）之上，所务不过方罫(音：挂)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犹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音：干)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述古而鉴今。文章笔锋一转，说到当时官场和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的不良风气，以至于“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 ，仅仅为了争得一盘棋胜负而“专精锐意”，弄得“神迷体倦”，把许多正经的事情都荒废了。而且使人“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少了廉耻之心，多了怨恨与愤怒。作为君子，于己，应“勤身以致养”；于国，应“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怎么为博弈而耽误了呢?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鹜，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哉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
东吴正当博选贤才、广纳俊良之际，是如凤如龙之士“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的大好机会。规劝和激励当世有志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
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最后一段，话题又回到“博弈”问题上。说，如果是天下博弈的人把这些功夫花在读书上，就会有孔子弟子颜回、閔子騫的志向；用在智谋上，就会有汉代张良、陈平等人的智慧；用在经商上，就有像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商人猗顿那样的财富；用在骑射上，就会有将帅之才。果能如此，一定能建功立业，名留青史。
说到底，围棋只是一种游戏，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属于国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