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条深谙水性的鱼
一觉醒来，发现班级QQ群里发布了新的通知——学校要求所有学生注册并安装某款app。不知道是学校本意还是某些人假借学校的名义发布通知，这种强制学生安装app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并不是什么有用的app，学生也都不情愿，但是却也都不反对。
做惯了出头鸟的我，随手打字问：“为什么学校总是强制我们安装这些没用的玩意啊？这对我们学习有什么帮助吗？不怕泄露我们的私人信息吗？”
沉默。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人应和我。
过了几分钟，我的问题被一些班委指挥安装app的对话框挤出了屏幕之外。突然觉得好尴尬，一个人凌乱在冷风里。
奴性。我想到了这两个一直被鲁迅先生批判的字眼。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国民性格中的那部分奴性心理并没有像先生期盼的那样得以改观。鲁迅先生在当下已经被风干了，高高挂着在枝头，成了他最不愿成为的一枚标签。或许，先生在当下的唯一意义，就是被无数研究者和出版商存入银行，一点点蚕食他的利息。
我不禁自问，对于这群曾经被贴过叛逆标签的90后群体，是什么助长了我们的奴性？
我首先想到的是教育，教育是我们消除“奴性”思维的捷径，但同时也是培养“奴性”思维的温床 。就我而言，目前我所感受到的大学教育是令人不甚满意的。我看到了不计其数的面子工程、形式主义。我当然不会否认我们教育这些年来的成就，但是成就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仍想说说那些毁人不倦的教育方式。
奴性思维的培养或许在幼儿园时候就开始了吧。想起我在幼儿园时候接受的教育，老师还是以简单的奖罚方式来对待学生。做的好，就有小红花作为奖励；做的不好，就没有。我觉得这和训练猴子没有什么区别。一次某个同学的沙包丢掉了，老师搜查了所有同学的桌洞后依旧没有找到。于是她用了一种极为原始的方式对偷沙包的人进行惩罚——宁杀错一千，不放过一个。她持着教鞭站在讲台上，让所有的学生排队过来领罚，每个人的屁股上都挨了十棍子。对于那时大多数无辜的人来说，没有人敢和老师争论。她那副独裁者的形象在我的童年里一直挥之不去。最令我惊讶的是，在一个小姑娘挨打的时候，竟然喊出“老师，我再也不敢了”的话。在她之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在挨打时都要喊一句“老师，我再也不敢了”，那是集体性的屈打成招。现在想来，甚是可怕。
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在上大学之前，从未碰到过一个能给我思想启蒙的老师。即使我的母亲是一位尽职的乡村人民教师，我与她朝夕相处，但是，在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她仍不能将一些我需要的看世界的方式教给我。现在想来，不是她不会教授，是她根本就没有这些思维方式。尽管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但我仍旧感到悲哀，因为我看到了整个乡村教育的缩影。我愈发觉得，老师的无能，是我们教育的最大悲哀。
从小学起，我们就开始被立榜样、被贴标签。我们总是被贴上优、中、差的标签，仅以一个学习成绩论优劣。所幸的是，我在小学一直被贴着优等生的标签，现在想来，这玩意儿除了能满足我膨胀的虚荣心，其价值抵不上半个馒头。我想起那个年龄段的自己，就开始学会了带着有色眼镜看人。那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优等生总是和优等生在一块，差等生总是和差等生相随。我不敢想象，以我那时的怯弱性格，如果被贴上差生的标签，不知道自己会自卑到哪里去。开始学着给人群划分三六九等，就是形成奴性思维的开端。因为在划分之后，紧接着就是歧视和管制。
然而，在初中时代这种简单的戴有色眼镜看人已经发展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官僚主义。
如果说孩子学会说谎是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那么，孩子官僚式思维则是从担任班级职务开始。当我被赋予第一个班级职务（语文课代表）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服务”同学，而是感到一种满足，虚荣心的满足。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做班级职务的意义所在；更没有人向我表示过我该如何去做好这件事情。反而是，我已经学着摸索一套以权谋私的方式——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写过语文作业。同时也学会了官官相护，我与数学课代表（另一个男生）经常不收对方的作业，并达成某种默契的协议。而那些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则成了我们要重点征讨的对象，如果他们不写作业，我们会毫不留情的记录在案，并上交老师。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就是一个没有社会危害的贪吏。
我毫不怀疑人性中那些阴暗的东西会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呈现，不管他的年龄几何；我毫不怀疑那些征讨别人作业的人对高高在上姿态的习以为常；我也毫不怀疑那些被征讨者对不公平待遇的习以为常；我毫不怀疑我们对奴性的习以为常。
幸运的是，在青春叛逆期，我接触到了一些中外著作，虽然原意是为了在与父母顶撞的时候有据可查，但结果却给予了我思想启蒙。我开始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开始明白了一些关于民主、平等、自由的基本内涵。我认为这是属于自我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幸运，能在关键时刻，得到相应的价值导向。我身边就有一些走向邪路的人，其中某个在初中就涉嫌抢劫被县公安局通缉。我身边还有一些人从初中毕业就开始沦为社会渣滓，到如今，已不知成了什么妖孽。
扯多了，拉回来，继续说奴性这个问题。
上大学后，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社会化，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俗。我们开始学会趋炎附势，我们也开始学会了察言观色，同时，我们还学会了在走狗和主子之间随意的转换角色。那些所谓的学生会组织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把人加工成奴的场所吗？
坊间流传这么个段子：“一流大学搞学术，二流大学搞对象，三流大学搞卫生。”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大学搞形式主义的赤裸裸的讽刺，或许是对当前绝大多数大学的讽刺。大一的时候，院里强制要求跑早操，如果不跑学生会要点名通报。我一直很反感这种行为，本来早起跑步是一件好事情，但一旦加上后面的强制执行后，整个活动就变了味道。这他妈的什么逻辑，为什么锻炼身体还需要强制。被通报的代价就是取消全年的评优资格，呵，这和训练猴子有什么区别，总有一些人想用奴役的手段管制别人。
悲哀的是，被管制的只会选择沉默。
我在被通报过一次后，成为导员的约谈对象，终于，我的坚持还是失败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俗人。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借用影片《飞越疯人院》里的一句台词吹牛逼：
“他妈的，最起码老子试过了。”
在所有人都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你就是不合群，就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中国人素来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要么管制别人，要么被别人管制。要么为别人所奴役，要么奴役别人。为别人所奴役的被踩在脚下，奴役别人的被更高一级的奴役者踩在脚下。这个世界就从来不是只有黑白两色，正反两面，这是个多彩的、立体的时代。我们却依旧用这些固有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思想的固步自封，是一个人、一个集体甚至一个民族难以走出 “奴性”泥沼的根本原因。
最终，为了不连累一些无辜的奴隶，我不得不学着成为一个奴隶。绝大部分人都奔赴在奴役别人或者被别人奴役的路上，谁还能不近墨而黑。
这是一个缺乏“酒神精神”的社会，即使有，也在那人群中泯灭。想起曾报道过大陆奶制品添加三聚氰胺黑幕的记者——简光洲，在离职前他写下这么一句微博：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悲痛的是，在大多数的沉默之中，即使有一、两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也被迫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