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读书札记源自《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一、诗的局限
诗最容易让人亲近，可歌可诵，是最好的文学入门路径。
诗也可能是不容易了解的。因为诗的文字极为精炼，存在很大的解读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对同一行诗句做出不同的诠释。
诗的不易理解与汉语的特点相关联。汉语非常适合写诗，因为它很容易实现对仗、押韵等形式美。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不容易描述细节，也常常不够精确、很暧昧，解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的语言也不适合用来打官司，而法语则正相反。今天在国际法庭上仍然使用法语，因为它的名词、动词时态等都非常的精准。
诗句很优美，朗朗上口，读者很容易被感动，但久而久之，却不太会去思考它的内容是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二、古文运动重新定位文学
“古文运动”这个运动与韩愈、柳宗元有非常大的关系。
“古文运动”的目的是要把语文重新定位为：先表达内容。
语文最基础的作业是表达内容而不是美。如果完全为了美，最后连内容都表达不清楚了，那是有问题的。
形式和内容都重要，二者都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形式与内容都完美的时候是最好的文学时代。但如果不能偏重的时候，那就先把内容弄好，形式是其次的问题。
“古文运动”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代。所谓唐宋八大家指的就是以韩愈为首的八个带动古文运动的人，苏东坡、欧阳修等人都参与其中。
例如：韩愈《祭十二郎文》，作者几乎不做文字上的修饰，只是把内容交代得清清楚楚，却那么实在，那么感人。
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文学要有思想，要有你所期待，你所信仰的理念（即“道”）在其中。
“古文运动”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知识分子不再扮演过去官僚体系中为帝王传达命令的人，或者为帝王附庸风雅而存在的人，而是自觉扮演了一个批判政治，甚至是点醒百姓所受到的伤害与压迫的控诉者的角色。
李白和月亮喝酒，和影子喝酒，这是非常美的个人完成，但是你在李白的世界里看不见社会。
还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是在为上面的人讲话，而是在为底下人发声，这是“古文运动”的真正本质。
“古文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
知识分子在道德良心上忽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对于自己专心于文字的美感到不安。“古文运动”的影响不只是散文，它最重要的影响其实在于思想性的自觉与批判。
这种不安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托尔斯泰非常像。当时，他认为，俄国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读书，应该写他们可以看懂的、文字简单、有故事性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种情怀，也就是把文学和艺术的定位恢复至对生命本身的关心与尊重上去。
三、从李愿归隐看知识分子的三种出路
李愿是韩愈的好朋友。韩愈在长安等候调官，因仕途不顺，心情抑郁，故借李愿归隐盘谷事，吐露心中郁抑不平之情。
在《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写了三种人：
第一种，声威赫赫的显贵：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
第二种，高洁不污的隐士：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
第三种，趋炎附势的官迷：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李愿为什么要归隐盘古？
一个人活在世间的生命价值，必须对别人有所影响，德泽可以普及到民间。这样的人，通常是“坐于庙朝”的人，相信经由政治可以改革社会，“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能够帮助天子施行政令。
这正是做官的原始动机“利泽施于人”。
很明显，如果李愿相信自己在这个社会中能有所作为，相信自己可以介入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不会有归隐的问题。
李愿没有选择第一种与第三种，而是选择走向大自然中完成自我。当“兼济天下”不能完成时，就“独善其身”。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选择。
横向中西方对比，启蒙运动后，西方精英分子不断走向政治，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总是向往着山林，而不是付诸行动。
象李愿这一类的既有道德使命感又有才能的知识精英，被迫大量离开朝堂，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在权力结构中真正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权力结构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政治被才能一般的人所操控，进而变质，这是非常值得反省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