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教育普遍提高，促进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
二战期间，许多天才智囊出逃到美国，成为美国现代化科技迅速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发达国家，科学的分布渐渐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为人口以及资源集中（为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出于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之上，无形地在教育机构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所谓寡头阶级。（当科学成为门槛之内物，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质量，但另一方面却阻挡了外头的声音，使科学无法注入新血液。然而科学家，是天才有无需门槛的能力，自行发光。然而当它被禁止了通行门票时，这种能力自然得不到关注。比方说因为穷，无法成为科学家的门槛要素之一–成为博士）
科学家集中在数目极少，资助很多的几处研究圣地。作为“科学族”，以群体姿态出现，他们的沟通交流逐渐限制于行话（外界人听不懂，于是社群科学族成了垄断。他们掌握顶级的信息，传给自己的门徒子孙–即使有学刊等共消息外传的媒介，但这种媒介局限在圈子内，让人无法获得，就算获得了，也无法思考吸收里头高深的行业术语–于是形成寡头垄断。）
科技大概承载着过去宗教的角色，科学家们成为新一代的精英贵族阶层。
20世纪末的科技奇迹，往往只需收款员认得基本数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以及耐得住无聊就可以。不需要识字，不需要学问（会不会意味着无消化信息过程，只需要拿着结果数据就成。那么接收者是否能理解这数据里头的真实意义？其产生背景以及产生障碍以及最终呈现背后的可能情况？自动化世界会不会造成一部分人低能化？无法再信息迅速展开的过程中抓住主要信息？无法思考？无法作出决定？一切只由大数据下的数据推荐以及其背后的分析者所操纵？他们成为圈养者？然而对于高信息思考者，这种省去计算过程却知计算原理者，可直接依靠此数据作出推算演绎，反而更进一步提高脑力发展。未来会不会形成少数高脑力者与部分中脑力者以及普遍的低脑力者？）
UFO可能是人对自己无知的普遍恐惧（这种“无知”正好建立在科技发展中的“已知”之上）
美国人喜欢在法庭上解决一切问题（自我决策不能，于是需要旁观者–有专业知识的旁观者–依靠一定模型来解决。这种“知不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出发点，“依靠专业人士专业场所”是解决问题的传统，然而这种“专业”是否会过时？是否有一天会成为阻碍？它的解决模型是否能适应的了正千变万化的人类在不同信息下思想情绪的紊乱？）
杀精型避孕药是否导致畸形胎儿（杀精型避孕药–现代产物，胎儿–可以说过去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开拓着未知的现代，然而我们的思维模式却还停留在古代，所以我们现代人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与迷茫。）
科学家的道德意识形态该怎样？考虑人世还是抛弃人世？（纳粹时期的遗传学家–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正确的–科学家们的这种不自知是否会导致某种错误意识的产生？）
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都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威裁定。科学（现代意识形态起源）被塞进意识形态紧身衣里（过去意识形态）。（就好像把共产主义意识塞进独裁皇权的意识形态里）
对科学家而言，与感官经验以及常识告别，不啻意味着从此与本行经验原有的确定感以及过去惯用的方法分道扬镳。（这也意味着或许过于一些无法用科学证明但有某种神灵意识的合适经验被抛弃。人们纯粹进入科学世界里的客观物质世界，将一些无法解释的“客观灵魂世界”推到圈子外。也就是将世界以“思维感”取代，而否定了“感官感”的说法。难怪现在连人的基本自然感情会以荷尔蒙等名词解释，虽然有用，但是却忽视了“荷尔蒙”等成分是出于大脑 touch 的瞬间产生的，而这种touch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然而现代社会非要将外表外貌，衣服装饰，撩妹技巧等物质化的内容铺设“ touch”
的外衣里，却永远无法了解其touch的真来自人与人的soul mate，如一个眼神，一种姿态。大约也正是科技的“客观化”为以生产消费为动力的现代世界提供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作用。）
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点明一种界限，在这种界限里的量子的波动形成频率不同但却规则清晰的模式（（负极）电子，被限制在原子内部，贴近（正极）原子核之下，所产生的特定波纹或震动），并一如各个相关能量般，可由计算取得。（经验世界，或者说人类世界的模型。因为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主要活动者，也是造成量子“波动”者，再加上其活动历史很长–在自然世界比重不知，但从人类的时间意识来看很长–其大脑又有一定的相通性，情感与思维，因此形成了一定有规律可寻的活动轨迹）。
在脱离此界限–不依赖于原子稳定性–人类经验便无法适应。在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的经验观念，生老病死，花开花谢，四季更替，小孩–成人–老人的身体模式与思想模式等式完全颠覆的。甚至“人”这个概念也是颠覆的。此即真正的“自然”世界，我们可能无法了解的“自然”世界。或许也是哲学家们穷其一生所思考的“先验世界”。虽然我们无法思考到，但我们与其有联系。某种潜意识，某种第六感，某种一见钟情的touch，某种似曾相识的场景等都可能是“先验世界。”
“反物质”“暗物质”等无法在经验世界得到验证的名词成为自然世界的一种代表，当然也成为经验世界无能科学家或者推算错误的科学家的一种借口。此外，经验世界里的“科学族”的主流信仰与规则完全否认了自然世界的存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基于服务于经验世界–即后现代社会。
“纯粹或然率式的法则”–自然世界”（人的非语言能表达，但彼此心领神会）。决定性的因果论”–经验世界。（人的语言表达）
对遵循经验世界规则的人可用经验来推测其大致性格（穷人，富人，贵族，独裁者，学者，小孩，老人，男人，女人大致轮廓），但非经验世界遵循者不可用（精神病，此上类人群接受着经验世界的信息但却无法融会贯通者的“边缘人”，或者接受经验世界信息但却在此信息上更高一等的思考者如哲学家，隐士，僧侣等。）
“哥德尔定理”，对数字的确定性的撼动，其证实一组原理永远不可能靠它本身成立；若要显示其一致性或无矛盾性，必须用外界另一组称述才行，于是证明“哥德尔定理”，一个内部无矛盾、自和谐的世界根本是匪夷所思的。（数属于自然世界，其表达方式属于经验世界，然而数字演绎是自然世界与经验世界的边缘路程。自然世界是乱序的，而经验世界由于人为要求，必须得保持有序。于是在一定界限内–在经验世界里–数是稳定且可推算演绎的，超过此–在自然世界里–数不可捉摸，演绎推算的经验不可适用。）
就一方而言，是舞台–这道弯曲的时空（自然世界），就另一方面，则是众演员–电子，种子中子，电磁场（经验世界），可是两者之间没任何联系（不同意，有联系，但人在经验世界的思维模式使得这种联系不可捉摸。）
混浊理论，历史学家把握，历史或进化发展的锁链，虽然在事后可以获得充分一贯性的合理解释，但事情演变的结果，却不能在起始之时预料（这也是霍布斯鲍姆的特点，将“人性”这个有点不可捉摸的自然因素代入到经验世界的历史中，使其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僵硬定型，而是带有某种活力的灵气。使得历史是皱巴巴的、有各种颜色的，而非一种颜色的平整。）
明白人世与自然的祭司长，恪守着某种程度的平稳与平衡，其作为精神领袖，是否该有个人的情绪？是否该有某种道德立场？是放逐其居民任其自然还是以某种“世故之心”让其“无知的快乐？”。然而无论如何，该祭司长该有某种担当感，在他上台前他该明白，他已丧失了人该有的“情绪化的不稳定”，因为是神的代表，他会在放任臣民的同时起某种隐秘引导。他该保证自己有这种隐秘引导的能力，然而他又要放任臣民，此祭司长该多么世故与天真。如果起太过世故，会成为经验世界里的屠杀者。如果其太过天真，会成为经验世界里被利用的刽子手。然而现代社会将“天真”与“世故”分开来教育祭司长们，使其在专业领域内要么成天真之人（呆子学者），要么成世故之人（明星学者），而无担当意识。两者本该是朋友，携手举精神旗帜，然而因立场不同而互掐，互相损毁。以至于现世少真正的祭司长。
90多种夸克可能其实是一种夸克的多个方面而已，只不过不同的人观测是它会根据这个人的“特质”而变换出不同的“形象”，以至于夸克被多种分类。事实上夸克可能是自然世界的基础，它类似一面镜子，一个人站在它面前是什么样，它会表现出什么样。事实上，这个人观察的是他的大脑衍生物，是它自己的“基本要素”。可能有第三者介入观察，会发现这个人在研究一个空气，或者在研究一个镜子里的倒影。
这是一个渐进与骤变同时渗透进人类经验的世纪（骤变思想太快，以至于渐进的过程被遗忘或者忽略，我们到了思想与大脑的身体处于两个阶段的时代。）
人类智慧（人类智慧里有思维与感情–人与自然世界的连接点）与人工智慧（人工智慧里只有思维–人类与智能者的连接，而无感情–无智能者与自然世界的连接。毕竟自然世界力量本身是强大的，即使智能者们能迅速计算统计客观物质数据，但它永远无法了解客观灵力世界，无法解决自然世界给予的难题–可利用的资源枯竭。其有机械的强大力量，但灵力转化力量弱。除非未来人脑与智能脑联合，即出现的结果是产生一种新兴人类，其既有迅速思考的思维，也有可感知的情感，否则人工智慧–短期强大发泄力无法取代人脑智慧–长期缓慢储蓄转化力。）
生物进化是一种细微缓慢的渐进过程–达尔文主义经验世界，一种大变动或（创造）可能产生另外的变化-自然世界，无代言人。
60年代的“灾变论”，80年代的“混浊论”–其属于60年代“拓扑学”一支–，主张对渐变造成的突然断裂现象加以探究–即在连续与间断之间，有何相关关系（研究经验世界与自然世界连接点，或许就是夸克？）。蝴蝶效应。
各种“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后天出现出现的反歧视声音成为研究人类不同种族下共同特性的掣肘点。“反歧视”成为“歧视”的帮凶。它让人把关注点放在了“异”上面，而无法使“异”相交成为“合”
生命科学中的最具社会色彩的学科–进化理论、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以及种种对动物社会进行研究的科目。他们过度喜欢应用拟人化的隐喻，动不动就把结论应用到人类身上。（动物性的自然相同性以及其被应用到经验世界里，是否此应用已经假设了人是动物？此前提一部分“可能”作用可能适用，但那基于自然世界，还有很大一块思维领域内的，并不适用。）
宗教某种意义上是看重与自然的关系的，只不过这种“看重”到了后期就成为一种人为参与政治的“遮羞布”了。
基因工程引起人们对科学研究的限制的讨论（此研究开始影响“人”的主导地位，使其感到威胁，当他们踏到“神”的领域但却无法有神的能力去控制不可见的结局时，其自然要战战兢兢了。但如果有一门心思陷入于研究而置人类利益与道德不顾的科学家时，其产生物会是一个怪物还是天神？如果真的产生了，或许是促使人类改变二元论以及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种种法律，政治以，文化的社会基础以及思想领域的自由民主或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了。）
如今问题症结所在，不在真理的追求，却在它已经无法与其条件及其后果分开。（这要求科学家们进一步担当祭司长的责任？）
研究人员追求的课题，并不一定是他本人感兴趣的，但却有社会功能或经济效益–至少，也是那些项下有钱的研究科目（祭司长成为经验世界的的被动一环，变的世故？）
科学事实的真相，越来越依赖于少数者，其却对活动产生的巨大后果不太在意（祭司长保持天真，却无法考虑到世故？）
现代世界教育体系产生的有世故无天真或者有天真无世故成为科学发展的最大悲剧？
政府（经验世界世故的代表），对终极性的真理没有兴趣，它们关心的对象只是工具行、手段性（或许正是这种功利性目的使得一批有能力无财力者进行突破性研究，但此研究一旦被发现无盈利性可能，夭折可能性很大。于是科学家的“智力”成为此研究该不该继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追求诺贝尔奖的时代，真理被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