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腐败与施舍
历史知识导读：
【导读1】历史记载: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和用法之严酷，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他规定官吏贪污达到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他把府、州、县、卫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料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惕。
【导读2】历史记载: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明朝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觐官员4117人，其中所谓称职的只有435人，不称职以及贪污的就有785人。考虑到考核数字的虚伪性，实际贪污不法的，远远不止785人。
【导读3】历史记载: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由于诛杀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没有一个是做到任期届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弄得朱元璋都自己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导读4】历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大明帝国发生一件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皇帝号召底层的民众起来，造官僚阶层的反。朱元璋在其发布的《大诰》中号召：“我设立各级官员的本意是治理人民，为人民服务。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旦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老人和豪杰，来帮忙治理地方。如果靠当官的给百姓做主，我当皇帝十九年来，还没见到一人。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邪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朱元璋政策后来又更进一步:规定任何一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百姓捉拿官员，当官如果胆敢阻拦，那么全家族诛。
【导读5】历史记载: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官员，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员，带着镣铐回到公堂继续办公。
我痛恨腐败。
腐败，就是某些东西坏掉了，要烂掉了，是一种事物走向衰亡的先兆。
坏了的，是风气；烂掉的，是人心。
当官的为什么会腐败？
我曾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以上就要杀头，衙门前有的是人皮，我杀了那么多的贪官，为什么他们总还是前赴后继地贪，不畏死地贪，连命都不要，这是为什么？难道命比钱还要重要吗？
人为什么要主动做官？
功名？利禄？功名加利禄？
功名是什么？
出人头地？扬名立万？光宗耀祖？
利禄是什么？
让自己能够满足更多的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
让自己的家人或者后人享受到更好的衣食无忧的生活？
功名加利禄？
就是两个都想要，既要锦衣玉食，也要留名青史，这或许才是人的真实的贪婪的本性，谁会跟近乎完美的兼得过意不去呢，不是吗？
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是不可接受的，三个选项中你只能选择其中的第一项：功名。因为和平时期能够当官的基本都是读书人，是有理想、有文化、有追求、有道德约束的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懂得自律与自重，是要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有示范表率作用的人。
既然你选择了当官，国家也选择了给你功名，你就应该抛弃利禄，这在我心目中才是公平。得到与舍弃应该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只有得到，没有舍弃。好事不应该总让一人独得，这是我内心认可的标准，任何人都必须要懂得有所取舍。
纵观整个过往的历史，腐败一直是伴随整个朝代的兴衰起伏，挥之不去，禁之不绝，只是严重的程度差异而已，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做到了根治。
宋朝的官僚体系是过往历史中待遇最为优越的，腐败的程度相对稍微轻一些，但是有一个最终无法解决后来也是成为重大隐患的弊端，就是官僚体系的待遇开支越来越庞大，导致最终财政支出的巨大负担，这或许也是导致整个王朝走向灭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待遇由少增多，人皆悦之；待遇由多减少，人皆恶之。这是人之常情，人的自然心态，无可厚非。
任何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都应该量入为出，开源节流，这种思维必须要贯穿于整个家庭或者国家的兴衰发展全过程。我是穷苦出身，对于苦难和勤俭，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官员的待遇究竟多少是合适？多有多的隐患，少有少的缺陷，什么是合适的度？什么是合适的标准？谁知道？谁能肯定？
何处才是物质欲望被充分满足的尽头？究竟有没有尽头？
钱不够，会贪污腐败。
钱够了，依然还是会贪污腐败。
贪污腐败究竟是金钱多少的问题，还是欲望无穷的问题？
我能提供的就是正常的生活，我内心自以为的差不多就是合理，再多我也舍不得。
很多人幻想认为道德可以治理腐败，但我从来不会这么认为。道德可以美化，但道德绝对不是治病良药。道德只是一味补药而已，对于善人有毒，对于恶人有用。道德或许是这个世上最为脆弱不堪的东西，攻击被人或者防守自己的一种有用但未必有力的工具罢了。真有的人未必真会利用，没有的人未必不会假装拥有，而且谁真有？谁假有？谁又能知道？
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最为简单，制定律条轻而易举，冠冕堂皇，最终还是如何能够发现问题？如何执行律条的问题？这或许才是所有问题的重点与难点。
发现腐败问题的途径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方式，就是依据各种检察机构逐级下查，诸如例行检查、巡视检查等等，检查的方式有千万种，但终究还是一个官查另一个官，永远难逃官官相护，官官相庇的本质问题。人是一种有复杂情感的动物。有情感，就一定会有错综杂乱的人际关系需求，有需求即有关系，有关系就会有交情，有交情就会有利益，有利益就会存在共生共存的共体。上而下的方式很难斩断这种共生共存体，因为关系的错综复杂，利益的无处不在，往往导致根本无法一查到底，一查干净。最终的结果就是欺上保下，不了了之，尽可能无限度的拖延，就是最好的活命之道。这种方式对于腐败本身的问题而言，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花拳绣腿，但是不愧是一种的政治斗争与迫害的极好方式。完全可以在合理合法的游戏规则内将对手置于死地，而且光明正大，冠冕堂皇，还可以博得阵阵喝彩与叫好。
在我的内心深处，最为认可的是第二种方式：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监督腐败。我也曾有过阶段性实施，但是效果确实不好，算是没有成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无法达成的美好愿望，但在我内心，我并不认为这种方式的本质性失败，而是因为更多的外在配合条件和实施方式并不成熟而已。
第一，是如何控制与防范人民群众中的无理需求。
第二，是如何识别和管控人民群众中的刁蛮之徒。
第三，是如何定义和规范合理有效的运作方式。
第四，是如何控制这种大规模行为的范围和成本。
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用利防弊，才是最为完美和理想的状态。
当时的这种方式被一些刁民利用，作为一种泄除自己私愤的一种方式，丧失了理性的约束和管制，完全行驶到与当初我的意愿相悖的道路上，使得整个行为完全处于一种过于疯狂，过于失控的一种过激状态。人性的恶，比想象中要更加的凶残，更加的疯狂。人性中的善，在这种凶残与疯狂的恶面前，几乎不值一提，粉碎到如同渣渣一般。这种恶是远超出我的想像和预期的。
如何有效地扼制这种近乎疯狂的恶，是问题的关键。让恶与善都能在有效地范围内释放出来，恶有恶的作用，善有善的效果，各尽其美，各尽其能，共生共存，而不是只见恶意满地，不见善念一寸，这或许才是我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一种状态。
如何才能各尽其美，各尽其能？
我在设计制度时是充满理想状态的，希望一切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期的设想来发展，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但是从今天最终的结果来看，并没有达到，甚至局面有些失控，超乎自己的预期。
民众群体多数是缺乏理智的，只要有利益的煽动，就会变得非常情绪化，变得盲目，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或者过份的事情。
如何避免煽动，恢复理智？
最好的解决思路是给不理智一个合法合规，或者说尽量大部分能在控制范围内的泄洪通道。让其自由地发泄，然后缓和，终究归于沉淀。治其如治水，疏导为主，阻堵为辅，最终沉淀下来的东西或许才是最好的东西，可以堆积成肥沃的土地，甚至可以种植庄稼。不能阻止其发泄也不能让其任意发泄，因为阻止发泄就会让某种不理智的力量一直集聚和压抑在心中，无法发泄，不能发泄，不敢发泄，一直在等待机会爆发。而任意发泄就会大水漫灌，决堤决坝，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是超出我当初的预期的。
如何将发泄的通道变得畅通，没有阻碍，没有泛滥，没有恶意的人身伤害，这或许就是高手的智慧。我失败了，但后来的人却是可以思考的，肯定是有方法和出路的。
过程和结果的不如意，并不能断定想法的错误。因为过程和结果的成功，是需要很多外在的辅助条件的，或许还没有等到属于这个想法真正可以发芽、生长、结果的最佳时期。
因为只有自下而上的才是最为全面的，最为彻底地。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做官，才会有所禁忌的，心中才有顾忌和敬畏。
自古以来，官民一直存在着阶层差异，民怕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只有民众有持久的权力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才有可能改变腐败的根本，一个有驾驭权力的权利，一个有监督权力的权利。这样两个阶层才能对等，才能相互制约，相互管理，才能相互之间形成名义上的对手，才可能会有良性的合作关系，而上级和下级的不平等关系。
当官员一直凌驾于民众之上，民众一直仰望官员，只要这种阶层的落差的存在，那么腐败永远不可能被根治，甚至，只会越来越严重，民众自身都会奋不顾身地自愿加入到这股腐败的浊流中。因为假如只有在这股浊流中随波逐流，才可以获取到利益，才能得到更多的特权保护，多数的民众，谁还会有心或者有力去反对腐败。恐怕更多的，只会花精力去思考：如何更好地让自己融入到这条肮脏的河流中去。心中痛恨的腐败，只会变成嘴上的反对而已。因为既得利益者，都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本能。
总结一下我自己的失败经验，供后来的智者参考和借鉴，虽然将来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实现我的美好夙愿。
一，必须是自下而上的监察，才是最为彻底和有效，官员的不作为都可以一并整治。
二，必须给民众一个可以在尽量可控范围内的合法、合规、合理的自由发泄通道。
三，必须让官民的位置相对对等，而不是存在着巨大的阶层落差。因为只有有落差，一定会有人想法设法地去钻营这个落差。
当所有的阶层能从没有腐败的良好环境中获得利益，谁还会去思考如何通过肮脏的手段去攫取，这显然不符合人性，这也是我想像中最为理想与成功的结局。假如一个制度，最终只会让少数人，能从腐败或者肮脏的土壤中汲取到利益，那么只会让更多的人，想法设法去努力成为那些少数人，而绝不是去想着去改变那些少数人，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每个人都讨厌腐败，却又想从腐败中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独家利益，就是问题的病根。
理想的归理想，现实的归现实。
在失败的阴影下，我凭借我的一己之力，来看管整个体系的腐败，虽然显得那么地冷酷无情，却也那么地力不从心。
腐败，我非常痛恨，却万分无助。
杀鸡儆猴，于我而言，简单易操作，无助中也能获取一丝短暂的快感，却也仅是当下唯一能做的办法！
<本章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