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个名字，是听了铁岭著名的红学家，书法家、诗词专家于景頫教授娓娓道来，继曹雪芹、高鹗、赵尔巽等一个又一个传奇之后，铁岭又双叒叕一位中国之最—最硬的骨头！
这位1840年生于铁岭的人物叫杨儒，清朝官员、外交官。在积贫积弱的晚清，以一己的微薄之力，拼命保全了中国的东北三省。
1900年，八国联军的野蛮铁蹄在华北大地上肆意践踏并进逼北京，眼见列强肆无忌惮地瓜分利益，沙皇也做起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的美梦。沙皇尼古拉二世率12个军17万人，拖着340门大炮，兵分五路，对中国东北地区悍然发起大规模进攻。沙俄军队迅速向东北内地推进，到10月间已经控制了整条东北铁路沿线、交通要道和齐齐哈尔、长春、营口、安东、锦州、奉天等主要城市已相继被俄军占领。驻守东北的满族大员增祺擅自与沙俄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几乎把三省之地割让出去。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得讯后“殊深骇诧”急令驻俄公使杨儒妥协交涉。这样，清朝外交中虎口索食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杨儒身上。
杨儒面临的困难之大难以想象，因这时在慈禧太后寝宫里镇坐的已不是太后，而是八国联军总司令，中国首都及周围地区已是血与火的世界。
杨儒受命于中国危难之际，他在谈判时没有国内强有力的政府和军队作依靠，装备落后的义和团虽尽力英勇抗击侵略者，但毕竟弱不敌强。谈判无后盾，杨儒的对策只能是利用他国与俄国的矛盾，并要俄国承担前中俄密约义务。在与俄交涉中，他屡次以俄国曾许愿“保全中国，并愿为列强作为榜样”为由，指责俄国言而无信。沙俄限杨儒十四天画押，逾期交涉作罢。杨公使只好打“外国牌”与之周旋，他一面推说等国内指示，另一方面提醒俄方，如“各国借口效尤，将何以应？”俄方只好另打主意，令驻华公使在北京逼李鸿章就范。
落入井底的清朝当权者对沙俄投下的巨石别无良策。身在俄京的杨儒收到三项不同的指示：奕劻、李鸿章电令“势处万难，不得不允”；而张之洞、刘坤一来电建议“统筹全局，格外慎重”；西太后却让杨儒见机行事，她在电令中说：“惟有清全权（杨儒）定计，系在杨公使一身”。杨儒的处境极其艰难，只能凭一己之力，拼命周旋。在21天内，杨儒先后八次分别约见维特、拉姆，口争舌辩，百般交涉，终于迫使俄方应允废止“暂约”。然而，开议正约的前途仍难预料。
杨儒拿到了俄方草拟的约稿。他一面仔细研究约稿内容，一面将约稿发回国内，指出该约稿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极多，请求政府给予指示。另一方面，杨儒又赴俄国外交部，约见拉姆，对约稿进行了批驳。
杨儒会晤维特，探询这位俄廷宠臣对商改约稿的态度。维特则以出兵满洲威胁杨儒尽快签约，见杨儒不为所动，又以断绝外交关系相恐吓道：“贵国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即刻签约，或者与俄国决裂，以至兵戎相见。”通过这次会晤，杨儒从维特的强硬态度洞悉了俄国对中国东三省贼心不死。
俄方出具的最后约稿，共十一条，虽在一些条款上稍作修改和让步，但仍试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清朝政府面对两难选择，拒签恐激俄怒，签约又恐各国效尤，不能果断决策，一切措置，都不得要领。
各方态度不一，杨儒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在此期间，杨儒屡次约见俄国外交部，均以无暇辞绝，所送去的约稿商量改动之处，仍原封送回，不收不阅。杨儒日夜焦虑，心急如焚，竟于由俄外交部返回寓所途中，落马跌伤左腿。同日，李鸿章一份电报，把皮球踢给了杨儒：“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
此时俄方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中俄关系也日趋紧张。拉姆威胁说：“明日已到限期，我将去拜见沙皇陛下，如果杨先生再不签约，后果将难以预测。”杨儒不畏强权，严辞拒绝。
谈判结束后，杨儒离开俄国外交部，回到清政府使馆。时逢天寒地冻，下车时不慎滑跌倒地，即不省人事，从此一病不起。
这次会晤，便成为杨儒与拉姆的最后一次交涉谈判。杨儒在病中收到由盛宣怀转发来的拒绝签字画押的政府决定。
清政府最终拒绝与沙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病中的杨儒感到一丝安慰，也不枉他在外交谈判中的抗争了。1902年2月20日，杨儒病逝于清政府驻沙俄大使馆。杨儒以死拒俄约，保存了一位中国外交官的气节。
王芸生在《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予以中肯的评价：“杨儒在各方面煎迫之下，矛盾攻袭之中，犹始终固执，至以身殉，虽庸亦纯矣。因其固执之一念，未有中国自画卖身契，为东三省留下一线生机，日俄战后，日本仍不能不将东三省交还中，实杨儒固执之功也。”
杨儒，让人肃然起敬的中国最硬的骨头，在那样危难的情势下，保全了东北。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铁岭人，伟大的外交家面前，除了深深的敬意，还有深深的思考：铁岭的青山秀水确实不凡，养育了多少英雄豪杰，现在呢？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伟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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