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8年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件震惊世人。12年后，中国乳协一份充满傲慢与讨伐色彩的声明引发舆论关注。中国乳业的信任度依然还有增长空间。让孩子喝上一口放心奶，有这么难吗？
7月7日，贵州安顺一公交车坠入湖中，造成21人死亡。官方通报，司机张某因对房屋被拆除不满，蓄意报复社会。网友纷纷讨伐，张某罪不可赦，以弱制弱，奴隶思维。然而，张某已死，讨伐无力，冤魂嗟叹。我们的社会该如何避免“被报复”？
另一事件还是在贵州，贵州独山县，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盲目举债，建设“天下第一水司楼”、大学城等政绩工程，债务规模高达400多亿。截至2019年12月，独山县政府性债务依然高达139亿元。一位县级一把手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能量？
本文以此三例社会事件，探讨日渐式微的“大社会”问题，思考如何化解社会风险及促进社会进步。
本文逻辑：
一、劣奶驱逐良奶
二、制弱替代制强
三、无序递进有序
劣奶驱逐良奶
中国乳协的声明缘起一篇自媒体文章《深扒蒙牛、伊利六大罪状》。这篇文章列举了蒙牛、伊利的“六宗罪”，如降低乳品行业标准，质量低、利润高、价格全球最贵，行使垄断支配权欺压奶农，优质奶特供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利用公权力跨省逮捕举报者。
蒙牛、伊利官方没有出面回应，中国乳协发表了一篇“檄文”，给这篇文章扣上“造谣”“杜撰”“抹黑”“用心险恶”几大帽子。然后，指责文章“严重损害、玷污国家标准的权威性”“扰乱政策的市场秩序”“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删除该文章，取消该微信号，责承作者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伊利、蒙牛及中国乳制品行业道歉”。
这篇简短的声明使用了扣帽子法、攻击动机法及“狐假虎威法”震慑文章作者，没有对文章中的事实与否进行深入调查、解释及求证。乳协不问事实、不让说话的做法令人反感。
事实上，只有信息充分交流，中国人才有可能喝上放心奶。
我在《政府到底该不该干预经济》中指出，与金融、医疗等行业不同，新闻媒体、思想市场的准入门槛、产品标准及行业管制应该要低得多。主要原因是表达与行走、呼吸一样，属于人的基本需求；同时，思想市场的交易费用更低。
所以，法无禁忌即可言。新闻业需要职业资格证这一准入门槛及新闻客观性的要求，而思想市场只设置不抄袭、不诽谤等基本的法律标准即可。
这里的核心争论是“谣言”。“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虚假信息”。
发布或传播“虚假信息”、“不实信息”，是否应该受到管制，是否涉嫌违法？
新冠疫情爆发早期，最高法院对此还特意发文做了解释：“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从中国的司法解释来看，虚假信息、不实信息，仅是客观要件，主观恶意行为才是更为重要的判决依据
我在《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介绍过美国著名的“沙利文案”。
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在审理此案时使用了“实际恶意”原则。他认为，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仅是事实错误的言论也需要保护。对于公众事件或公众人物中的错误报道，控告者必须明确无误地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恶意，即“明知其言虚假，或媒体不在乎它是否虚假”；同时，确实对自己造成了伤害，才构成诽谤。
为何非主观恶意的虚假信息也要受到法律保护？
因为“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每个人都有认知局限，普通人之间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无法完全识别信息的真实性。这一点，法律应该对个体保持足够的宽容。
人的认知局限源于知识分散，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握所有的完整的准确的信息。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确保自己第一次发现、创造及传播的信息一定是真实准确的。我们不能将创造、发布信息的权利集中在智者身上，这相当于把整个社会的命运寄托在少部分人手上。如此，消费打假没必要寄托在一年一度的越来越受争议的央视3·15晚会了。
反过来，信息，包括非主观恶意的虚假信息发出后，更多的人参与到信息的甄别、知识的探索及事实的争论中。让谎言与真理自由交锋，信息会越来越透明，事实会越来越清晰。
比“六宗罪”文章是否属实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应保护非主观恶意的信息。即便“六宗罪”文章与事实不符，它也正好是让公众了解乳制品行业事实的一个契机。
比如，文中说蒙牛、伊利参与国家乳制品标准的制定，还降低了乳制品标准。很多人都有疑问：蒙牛、伊利到底有没有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国家标准是如何制定的，谁参与，谁决策，中国的乳制品标准与欧洲、美国、澳洲相比为何更低。
这时，中国乳协、蒙牛、伊利正好可借此机会，向公众公开、普及乳制品标准的知识，向消费者解答疑惑，消除不必要的误解。这也是消费者最基本的知情权。
反观，中国乳协的声明，没有对包括标准在内的疑惑进行解释。对文章作者的严厉声讨与威慑，彰显了乳协的傲慢与权威。可惜的是，网络讨论的方向偏移到深扒作者。假如（只是假设）作者是“坏人”，也是别有用心，这与中国乳业公开信息并不矛盾。对文章的信息真假，我不是专业人士，无法分辨。但作为孩子的父亲，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讨论，并渴望获得更多关于乳制品方面的真实信息。
思想市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最近一个多月，中文网络关注美国黑人平权运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就掀起了一系列平权运动，除了黑人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消费者平权运动。
我在《长夜孤哨》介绍过“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杰拉夫·纳德。1965年，美国律师杰拉夫·纳德，化身为“间谍”进入底特律工厂，与汽车工程师、一线工人交谈，了解底特律几家大型汽车厂商在安全设计方面的投入及规则。
同年11月，纳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公开出版，开始掀起一场改变人类消费历史的平权运动。
纳德遭遇来自通用汽车及大资本的连环打击报复：人肉、警告、恐吓、“仙人跳”。但是，最终，纳德胜利了。
为什么纳德能成功？我想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纳德的书籍没有被禁。
这本书出版后，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联系了纳德，伸张正义，将通用汽车“雇佣私家侦探调查纳德”的丑闻公之于众。
舆论一片哗然，事情愈演愈烈。参议员里比科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要求通用汽车总裁詹姆斯·洛希到国会，当面解释这起卑劣的调查及骚扰事件。洛希总裁在众多议员及全美记者面前承认了这一系列调查事件。
国会“训话”之后，汽车安全问题快速地成为全美舆论、公众、车主以及议员共同关注的焦点。
二是国会立法。
纳德说服了艾奥瓦州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举行了关于汽车安全问题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8个月后，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第一部缺陷汽车召回法案。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产品召回制度诞生，纳德也被称为“汽车召回制度之父”。之后，纳德召集了一群“纳德战士”，如法炮制，撰写了大量行业安全调查报告，推动了天然气、辐射、家禽卫生、食品药品等安全标准的法案出台。
1989年，“纳德战士”还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吹哨人保护法案》——保护吹哨人免遭“秋后算账”。
所以，思想市场自由充分竞争，消费者、媒体、公众、司法机构共同推动乳品标准之立法，才能避免劣奶驱逐良奶。
制弱替代制强
法律，能解决问题吗？
即便中国的乳制品标准不如欧美，我想奶农、企业主也知道，往三聚氰胺里加牛奶是可能要杀头的犯罪行为。但是，他们当年依然肆无忌惮地制造了惨案。
安顺公交车司机驾车冲入湖中，他决心赴死，并以此报复社会。如今，司机死亡，冤魂嗟叹，罪不可赦、罪大恶极之谴责，对其已无意义。
犯罪心理学将极端罪犯以特殊人群对待，常以犯罪人格、心理病态、奴役思维来解释这种报复社会的极端犯罪行为。不过，犯罪经济学的观点恰恰相反，将犯罪行为与普通人的行为一视同仁，以此探索其中的规律。经济学家将犯罪视为一种市场，认为违法或犯罪是一种需求，普通人与罪犯一样都可能违法或犯罪，违法与否取决于成本与收益之考量。
违法往往意味着破坏规则，走捷径，可以节省成本，同时获得收益，因此违法是一种市场需求。比如，闯红灯伴随着风险，但也可以提高效率。有些人权衡成本与收益后选择闯红灯或等绿灯。
又如，酒驾入刑之前，不少人都有过酒驾的经历。但如今，考虑到酒驾入刑的违法成本，很多人选择不喝酒、找代驾、搭乘出租车。
在法律松弛、执法不严的国家，犯罪率很高，普通人也可能从事偷窃、抢劫、嫖娼、赌博等违法行为。
那么，严刑峻法（提高犯罪成本）是否可以降低或消除犯罪？
经济学家贝克尔支持这一观点。我们做个极端假设，任何犯罪行为都处于极刑，且被追诉率为百分之百。如此，是否可以消灭犯罪？
在美国，有些州保留死刑，有些则废除死刑。舒斯勒教授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没有死刑的州，杀人犯罪率比有死刑的州低。拜莱教授对1973年到1984年的杀警行为分析得出结论：没有发现证据可以证实在规定了死刑的州的杀警行为，要少于没有规定死刑的州。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犯罪数据显示，死刑对凶杀率的升降没有什么影响。
这是为什么？
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各类犯罪所受到的惩处不同？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刑罚过重，可能降低了刑罚的正当性，反而降低了法律的威慑性，以及达不到改善社会之立法目的。
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或许会更为清晰。违法、犯罪是一种市场需求，如果实施严刑峻法及提高追诉率，违法、犯罪行为便会寻求替代品。
替代品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
一是正向替代品。
比如，酒驾入刑后，找代驾、搭乘的士，属于正向替代品，可以降低违法犯罪率。这时，消费行为获得的效用替代了违法行为，促进经济增长。
假如偷窃一块钱入刑，且处以重刑，追诉率极高，如此偷窃的犯罪成本大幅增加，小偷可能会选择参加工作赚取收入，以避免被盗窃罪严惩。劳动行为也属于正向替代品，不少偷窃行为会被劳动供给替代。
正向替代品支持严刑峻法降低犯罪率的观点。所以，严刑峻法可以降低乳品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率，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国人的生命安全。
二是负向替代品。
不过，严刑峻法也可能逼出负向替代品。
假如偷窃、抢劫、强奸、杀人都处以极刑，那么有些偷窃行为或轻度犯罪就会演变升级为重度犯罪。
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偷窃与杀人同等处理，一些普通的偷窃行为就会演变为杀人灭口的偷窃行为。如此，杀人盗窃便成为普通偷窃的负向替代品。假如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皆处极刑，这会大大增加受害者被杀害的概率。
毒贩明知制毒贩毒是“死罪”，但他们依然敢于冒险，因为毒贩很难找到替代品。在电视剧《破冰行动》中，李维民判断毒贩东叔的行为：一个房地产商居然要去制毒，说明他的资金链出了问题。在抓捕毒贩过程中，毒贩往往以死相抵，与警察互射。如此，贩毒行为升级为制毒贩毒、杀人、杀警、组织黑社会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这就是“威慑溢出”。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秦实施严刑峻法，陈胜等人因误工面临杀头，他们盘算了一下“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揭竿而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刑峻法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会提升暴力犯罪、特大刑事案件的概率。
我们并不是说严刑峻法没用，而是要理解法律背后的深刻逻辑。不同的犯罪，不同刑罚，不同的坐监年限，代表着不同的代价，不同的定价。盗窃、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分别处以什么的刑罚、如何量刑，才有助于减少犯罪率，提高正向替代，降低负向替代，这是一道复杂的经济学分析题。
如果社会公平度低、交易费用高，那么负向替代多于正向替代；越是严刑峻法，极端犯罪就越多。安顺公交车司机张某钢因公屋被拆迁、生活绝望而自杀式报复社会，这种犯罪行为就成为了负向替代。
《管子》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只有降低交易费用，让更多的人在公平中获得收入，才能提高正向替代，降低犯罪率。
无序递进有序
这种自杀性报复社会的负向替代，是一种以弱制弱的犯罪行为。在今天如此庞大的社会网络中，以弱制弱的报复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
王东岳先生在其《物演通论》提出“递弱代偿”的演化规律。他认为，生物的可生存性呈现递减趋势，人们对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已经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大部分人加入到了以交易为生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体系中。随着经济发展，这一协作网络越来越庞大，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今日，若停水停电，宛如回到原始生活；地铁偶遇故障对城市出行、工作影响重大；新冠疫情爆发，迅速波及全球，冲击股市，全球社会系统为之改变。
这就是蝴蝶效应。可见，社会网络越发达，似乎越脆弱。
在发达的社会网络中，若有人以弱制弱报复社会，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一个公交车司机、地铁调度员、网络工程师、病毒研究员可瞬间夺走众人生命。
这可怎么办？
古代社会的做法是，维持低效的社会制度，削弱社会功能，维持强大的政治统治。农耕时代是一种农业计划经济，社会分工弱，自耕农各自为生，“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可避免系统性危机，某村发生问题，定点清除即可。最大的“刁民”便是“贩夫走卒”，他们以交易为生，走街串巷，不稳定，不好管。于是，朝廷常搞宵禁，禁止商业，污化商贩。
但是，政治高压并没有带来持续社会稳定，甚至造成“威慑溢出”。当社会压力到达一定的极限时，各种负向替代犯罪越来越多。
在很多人概念中，以弱制弱是恐怖主义所为。恐怖分子为何以残害无辜为荣？
恐怖分子面对的“敌人”太过于强大（如美军），从成本与风险的角度考虑，他们更可能选择报复手无寸铁的民众，更可能袭击贫穷落后的国家，如2019年的斯里兰卡恐袭事件。
所以，报复社会、报复弱者的另一面是，存在一种绝对的强者。强者的绝对压制反而造成“找软柿子捏”的负向替代犯罪。当年，太平军从广西起义一路北上，虽旨在推翻大清统治，但沿途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其中两湖最甚。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军，中国重复了两千年的历史。
所以，真正应对之道应该是“大社会”。
社会网络越大，似乎越脆弱，其实越稳定。这有点反脆弱的意思：“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尼采）。
怎么理解？
社会系统越大，说明越多人参与社会分工之中，越多人以交易为生。在大社会中，人们生存相互依赖，财富相互流通，即使赚钱最少的人也能从中受益。
在经济学中，大社会的基础是确立个人产权制度。所谓“恒产者有恒心”，意思是有产者投入了巨大的沉没成本，更重要的是，有产者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不可能砸掉自己的家园。
前两个月，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中文网络有人提出，为什么美国人不拿出枪来反抗。美国是一个“铁打的选民流水的政党”的社会，手握选票的选民不会拿枪革了自己的命。
大社会是一个分权体系，更多的资源分散到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之中。资源分散，权力分散，风险也分散。
独山县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位县级领导的能量有多大。这个领导把一个40多万人的贫困县，折腾出了400多亿债务。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获得的。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用县际竞争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企业家。其实，县际竞争理论的背后是中国大部分经济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县级领导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说县级领导是发动机，并不是说县级领导做了多大的贡献，而是说只有县级领导不断地向外释放资源，经济才有可能启动。
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是政府手上资源不断向社会让渡的过程。如此，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社会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从而形成大社会结构。比如，以前物流运输由国家的铁道部、邮电部包办，如今这一领域的部分权力与资源已下放到社会中，大量的私人企业、个人参与到物流体系中。
不过，独山县案例依然让我们看到当地政府所掌控的资源是惊人的。一把手以政府信用借贷，金融缺乏独立性，私人投资被挤出，社会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如此，这个县的经济及民生风险则高度集中。一个折腾的领导将这个县的财政拖入了深渊，若按400亿债务算，该县人均债务高达10万元。全县的民众十年也难还上这笔债务。
这就是非常权力下蕴藏着的非常风险。
资源集中，人为组织，移山填海，轰轰烈烈，但可能崩坍于泰山之巅。这就是“有组织的无序”。
再如中国乳业，中国乳业资源被几家大的厂商垄断，缺乏充分的竞争，社会风险极高。在2004年前后，几大厂商迅速做大垄断终端，再压低上游牛奶收购价，无利可图的奶农给牛奶添加三聚氰胺。
如果乳品标准又由厂商指定，社会风险便更大。中国乳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著名律师朱征夫这样形容这类组织：“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种企业联合组织其实强化了社会资源的集中。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若消费者能够持续发出声音，信息更加流动和透明，引入更多国际竞争，中国乳品行业的风险会大大下降。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这就是大社会的稳定哲学。
最后，需要避免两大误区：
一是大社会并不意味着小政府，反而需要高效政府。
高效政府可以更好为大社会服务，降低社会风险，提高经济效率。例如，在贵州安顺公交车坠入湖事件中，政府若能更好地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以弱制弱的社会风险则会大大减少。又如，政府需要压力打击劣质奶企。
二是大社会并不意味无风险，甚至经常遭遇不确定性的风险。
疫情在美国爆发后，权力受限的美国总统无法随意插手州县的行政事务，他的抗疫命令通常情况下在州县是无效的。如此，疫情在美国快速传播，几百万人被感染，10多万人死亡。但是，特朗普并未因此被弹劾。这是为什么？
在大社会结构中，人人掌权，人人担责，整个社会的风险不需要由总统一个人来承担。特朗普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今年11月的连任竞选中败选。
反观，因一个黑人被警察跪压死亡，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界限很明确。
当然，大社会之所以不崩溃根本上是分权体系下的进步力量，如科技创新。制度、物质文明及科技创新最终帮助大社会一次次度过难关，包括新冠疫情。这就是“无组织的有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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