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在贾府尝到了“用十几只鸡儿来配他”的茄胙，其用料之考究，做工之精细令人咂舌，却怎么也吃不出茄子原来的味道。怪道刘姥姥只以为是众人在哄她。
如今这个时代，物质丰富了，生活条件好了，人的嘴巴却越吃越叼了，做食品人的心机也越来越深了。各种吃的是应有尽有：合时令的，反季节的；家养的，野生的；原生态的，人工合成的......真真假假什么都能入口，却什么都成了刘姥姥嘴里的茄胙，不是原先那个味儿了。要说热电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那应该就是留在味蕾上的记忆。那是“美辰光”的，最原始最本真的，不可能复制的味道。味道不能言不能说，只能品，用心去品。
热电厂在二三十年前虽然算不上是富贵温柔乡，锦绣繁华地，倒也是绢纺职工眼里的香饽饽。原因是工种好，有技术，上班又比较轻松。四班三运转的作息制度使得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可以呆在家里，所以电厂的男人基本呆成了顾家的男人。他们学得一手好厨艺，烧得一手好菜，又不耻于干家务活。如此说来电厂职工的女眷们都是有福气的。自打《我的前半生》播出之后，贺涵新晋为“国民老公”，女人们容易把目光聚焦到贺涵式的男人身上。但我以为此目光也不咋的。想当年咱电厂的男人们对女人和孩子的顾惜程度那绝对是比贺涵还要贺涵的。
我刚到绢纺厂的时候，绢纺食堂办得那叫一个红火！有冷饮室，有蛋糕房，有小餐厅。到绢纺大食堂用餐的人那叫一个多啊！挤到各个窗口买菜打饭的队伍那个长哟！夸张一点，我怕会排到浮桥头去。菜肴不仅品种多样而且真正做到了价廉物美。然而好景总是不长。吃着吃着食堂就搞承包了。承包之后，味儿慢慢变了，价格渐渐高了，去食堂吃饭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是个习惯吃食堂的人，就算食堂只剩下我一个人吃饭，到了开饭时间，我还是会拿两个饭盆一只调羹悠哉悠哉踱到食堂去吃现成的。然而电厂的男工们是全不这样的。他们的习惯是从家里带饭盒去上班。那些饭盒可全是用自家的工艺精心准备的，也都是人间美味。我到电厂之后像吃百家饭一样地尝过很多同事的饭盒，至今我的味蕾上还留有那些饭菜的余香，那种原汁原味的，地地道道的家常味儿。
电厂人的吃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它绝不雷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吃。我在电厂最喜欢上中班。原因是中班时光往往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等我。热电厂早的时候叫热电站，绢纺厂被兼并之后热电站改叫热电厂，电站的负责人也由站长荣升为分厂厂长。金淼生是站长，蒋国庆则是厂长。我对电厂的记忆只限于这两届领导。今天之所以要提到这两位，实在是因为电站的吃风跟这两位领导的管理风格密切相关。金淼生对员工比较大度，他在电站的时间不长，总共也就一年的光景，我在他手下时几乎没见过什么纪律上的条条框框。那一年里，员工们对吃的爱好也是发挥到了极致。
要说电站最辛苦的当然是拉煤工，干的是体力活，又脏又累。拉煤工也分四班，每班三个人，跟我们其他工种同步作业。司炉工比他们轻巧，但烧锅炉的总能体恤拉煤的多一些，所以常常成为同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何功年是过磅的，也就日日与拉煤工打交道。何功年天生有一种号召力，能把他周围的人凝聚在一起，煤场人员的吃食似乎都少不了他的安排。他们在煤场生了一只小煤炉，本是用来冬季取暖的，但一炉多用，拉煤工们在上面搁上一口小锅，炒上几个小菜，改善一下小生活，也算是物尽其用。他们常常分工合作，约好了各人带不同的品种，然后到煤场一起做了共享。拉煤工活脏心不脏，有好东西愿意与人分享，喜欢把做好的美味端到二楼的热控室来。热控室本是司炉工和汽机工的操作室，却因此常常成了我们的聚餐地。我虽说是一介女流，却完全没有女人的矜持和扭捏。只要同事们一声招呼，我立马可以跟他们一起喝到找不到北。当然，顾忌还是有的。毕竟是上班时间，这种聚餐只能是领导们全部下班之后背地里悄悄进行。热控室有三张写字台，两把长条椅和两把转椅。聚餐的时候，把写字台拼在一起，菜碗饭盆成一字儿排开，再每人放上一双筷子，我们戏称是“饲饭盘”。有菜没酒那是不够气氛的，所以男人们常常还带了酒来。凭我的经验，酒只有在这种时候背着领导偷喝才够劲。
一个班十来个人，每人不重样，所以菜肴的种类通常是比较丰富的。虽然都是家常菜，但菜有菜味，肉有肉味，绝不旁逸斜出，掺杂其他的味道。那种纯粹的的原始，是我们现在无法找到的。记忆中我们的聚餐有时还会有一两个主打菜。出资的出资，出力的出力，做好后一大锅热乎乎地放在正中间，至今想起来都要淌口水。印象较深的是猪大肠和喜蛋。猪大肠是大家叫一个拉煤工直接从屠夫手里买来的，细细地弄干净了，然后佐料慢火炖上老半天才做成的。吃的时候，大伙都直呼过瘾，一次还没下肚，又在计划下一次再吃了。喜蛋也是派人到孵坊生的买来自己煮的。它是齐柏松的最爱。齐柏松吃喜蛋只把蛋壳一扒，连毛带骨地往嘴里一塞就整个不见了。我对喜蛋敬而远之，看着别人吃，仿佛回到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齐柏松是电站里最能吃的。他的绰号叫“电脑”，跟吃并不搭界。他上班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会准时准点地到电站吃饭。齐柏松吃饭用一只小铝锅。他总是等他的老婆孩子吃到碗里只剩最后一口的时候才风卷残云般把剩下的饭菜全部扫进自己的胃里。齐柏松吃好了，他老婆孩子碗里的那一口子基本上还没有吃完。我在电厂深深领教了齐柏松的好胃口。他自己家包的饺子可以一顿吃下一百零八只。正月初一值班，食堂里没啥吃的，他说有糖有鸡蛋就行，结果那一顿早餐他吃下了三十五只糖吞蛋。绢纺食堂生意兴隆的时候，齐柏松拿个小脸盆一样大的饭盆去食堂打粥。食堂师傅没见过拿这么大个盆打粥的，惊问他要打多少。齐柏松说你从那边往里舀，我在这边用嘴喝，我喝饱了自会喊停，你舀粥的速度绝对比不上我喝粥的速度。结果食堂师傅输了。输得目瞪口呆。我说的这些绝对不是夸大其词，都是当年亲闻目睹的。不过好汉不必再提当年勇，年轻的时候谁没有两把刷子？齐柏松不仅能吃还能说。他能说一口流畅标准的普通话。绢纺厂的各种文艺活动都有他的身影。诗歌朗诵、演讲比赛是他的拿手好戏。
周祝正长着一脸漂亮的连腮胡，他是个“三好学生”，烟酒茶样样精通，一样不能少。尤其嗜酒，一顿不吃饿得慌。他原在煤场拉煤，后来调到热控室跟斯铁勇学烧锅炉。周祝正年纪比斯铁勇大一些，是典型的大徒弟小师傅。我跟他们师傅徒弟曾在一起当班。记忆中周祝正是连大夜班都要带点酒到电站的。他喝酒如喝茶，下酒菜是不挑的。家里实在没菜了，就打两鸡蛋用大蒜头一炒带到电站照喝不误。我们的集体聚餐当然少不了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周祝正的记忆一下断了档，再也连贯不上。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喝酒误事，又重新打道回府——拉煤去了。再后来是我离开电站之后从其他同事那里得知他年轻轻地就抛下老婆孩子因食道癌去世了。周祝正是我在电站的同事中去世最早的一个，现在执笔回忆，我满脑子都是他洒脱的样子。毕竟同事一场，我对他的离开除了痛惜还是痛惜。
提到周祝正就不能不说到斯铁勇。斯铁勇跟我年纪差不多。人长得白白净净，却取了个并不干净的绰号——屙缸鸟。屙缸鸟飞到哪停到哪，斯铁勇喜欢像鸟一样蹲在高处。热控室的转椅，别人坐着尚且控制不住，他却喜欢像鸟一样停在上面。斯铁勇老家在斯宅千柱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千柱屋拍了一部电影。叫《天朝国库之谜》。千柱屋一拍成名。斯铁勇也一拍而很为自己的家乡骄傲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到过千柱屋，就整天被他唬得神神叨叨的。不久绢纺小餐厅招标承包，斯铁勇中了标去了小餐厅，我与他也就从此别过。斯铁勇承包了小餐厅之后，我感觉他说话行事多了生意人的精明，他身上原来的那股纯粹的电站味儿消失得无影无踪。味儿消失了线就断了，线断了联系也自然没了。二十多年过去，一直没有再连上过，从语言到灵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