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欧洲大部分地区进入夏令时间。
关于夏令时的利弊之争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实行夏令时的初衷是为了更多地利用夏季较长的日照时间，减少照明方面的能源耗用，这一设想对于大多数高纬度国家是实用的。不过，自从1916年德国首次实行夏令时以来，围绕着夏令时利弊孰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根据各国的实践，反对者们认为夏令时的节能效果有限，而时间的反复更改反而给人们带来了很多身心方面的问题。
今年年初，芬兰向欧洲议会提交了取消夏令时的建议，这一提案得到了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的支持。2月8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对1981年起实行的夏令时制度进行重新审查，不过在审查结果出来之前，欧洲今年仍然会延续使用夏令时。
1986年到1991年间，中国也曾实行过夏令时。“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这样的口号听起来热血沸腾，只是不知道在每年9月底时针拨回时该如何自圆其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些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夏令时最早出现在中国，那是在民国时期。
1919年，上海。4月11日，上海的《申报》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名为《注意！注意！上海提早钟点》一文：
各机关办事处将海关大钟于本星期六夜半拨快一时，本埠统一执行，请届时各拨快一时，并且钟表公司会入户拨钟。
在1916年德国实行夏令时之后，英法俄美等大国相继在战时实行了夏令时，这一新鲜事物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很快进入到中国民众的视野。1919年，北洋政府还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身份带来的喜悦之中，于是决定效仿西方各大国，在上海和天津试行夏令时制度：在4月份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到9月底再将时间拨回正常。
因为仅仅在沪津两地试点，全国其它城市仍然沿用正常时间，所以交通部门受到了这一新政带来的直接冲击。当年从北京到沈阳的京奉铁路经过天津，列车时刻表上天津地界的各站使用夏令时，而沿线其它车站仍使用正常时间，这使得列车达到天津各站的时间和到达沿线其它车站的时间产生了重叠，旅客们看得一头雾水，夏令时给铁路交通带来了很大的混乱【1】。
除了给交通部门带来了混乱以外，夏令时给普通人的生活也带来了麻烦。在那个年代，不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并没有自己的钟表，他们习惯于通过看天色来估计时间。夏令时的试行打乱了这些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因为时间被拨快了一个小时，他们往往早上哈欠连天、困意犹然，因为起不来床而迟到误工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为遭到了普遍反对，北洋政府在第二年便停止了沪津两地的夏令时试点。
1935年因为常凯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夏令时再一次出现在国民政府的计划之中，但旋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夏令时的实行不了了之。
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一次在上海开始推广当时名为“日光节约计划”的夏令时。这次推广得到了各国领馆、商会、海关、电话等部门的支持，1940年5月31日午夜，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所有时针悉数拨快一小时。
有意思的是，虽然海关对此次日光节约运动十分支持，但考虑到拨动时针可能会对海关大楼的大钟机器造成机械损伤，最终决定放弃拨快海关大钟；但为了表示对夏令时的依旧支持，海关决定将其办公时间提早一个小时。做出同样决定的还有邮政部门，同样提早一个小时办公，以表示和外界行动保持一致。
因为海关和邮政的这个决定，当时的上海市民便在行动上分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维新派，即遵守夏令时间，以跑马厅调快了的大钟时间为基准；另一个是守旧派，即保留之前的时间，以外滩海关大楼未调整的大钟时间为基准。两派人马各自过着各自的时间，加上去海关、邮政等机构办事，又得遵循他们自行规定的一套办公时间，整个上海滩一时陷入到时间的混乱之中。
在小说《倾城之恋》的一开头，张爱玲就写道：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这里面的白公馆，想必就是当年的时间守旧派。
当然，也有很多赞同新生事物的人，最后不得不当上了守旧派。比如有用西洋钟的人家，或因落地老钟样式陈旧，或因零部件老化，虽然有钟表公司上门，但仍不能正确调整时间。这样的人家，在夏令时季节里心里一直要绷着一根弦，听到钟声要自行计算，才能算得正确的夏令时间；若是家中都是老人，索性随了钟声，当了守旧派。
不过，大多数守旧派反对夏令时并不是因为老旧的时钟，而是夏令时对当时的某些行业确实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比如做苦力的工人。夏天炎热，即便入夜也难以入睡，夏令时的提前并不能提前日照时间和工人们的入睡时间；等到好不容易睡着了，天刚亮就要起床去上工，结果休息不够，精神困顿。
又如菜贩。法租界规定各个菜场每天上午十一点结束营业，夏令时启动的头两个月还是早春天气，市民少有能够冒着寒冷起床买菜的；等中午温度稍微上来些，又到了菜场关门的时间。卖菜的早上没顾客，买菜的中午吃闭门羹，菜贩和市民都颇有怨言【3】。
上海位于中纬度地区，夏令时的实施在节能方面的成绩非常有限。1940年有报道称，根据上海电力公司的计算，自日光节约运动实行以来，电力节省只在2-3%左右。夏令时制度，或者日光节约运动，对于上海来说可能更多地只是当年租界当局的一项政绩工程。
随着日军对租界的进一步侵入，工部局的夏令时制度于1942年底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汪伪政权在日据区实行的夏令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延续了这一制度，先是于1945年宣布本年的夏令时于9月1日结束，又于1946年宣布从5月15日至9月30日实行夏令时。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1948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4】：
三点回校，开行政会议与校舍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五月一日起用夏令时间，时间表如下：夏季（拨早一小时，六点半起身，八点上课，十二点中膳，二点上课，六点晚餐，十点半熄灯），冬季（六点半起身，八点上课，十二点中膳，一点上课，五点晚餐，十点熄灯）
可见除了时间拨早一小时，当年浙大下午的课程都推后了一个小时，相应地增加了夏季的午休时间。
夏令时这一制度一直执行到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退往台湾，夏令时在中国大陆的实行终于告一段落。
参考出处：
1．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01/19524201403.shtml
2． http://www.smithofderby.com/projects/shanghai-customs-house/
3． http://www.cssn.cn/zgs/zgs_zgxds/201505/t20150521_1962889_2.shtml
4． http://www.ncku1897.org/diary/1948.html
文/Athlon_BE
2018.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