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寻缘】流传千古的“隆中对策”竟然远非想象中那么完美

                    重说隆中对

      谈及诸葛孔明，《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两封可歌可泣的上表顿时映入眼帘，一个“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枯瘦老者的形象亦浮入脑海，作为汉昭烈和蜀相诸葛的行动指南的《隆中对》自然不会被人忽视。

      那何为《隆中对》？所谓“隆中”，古地名，乃是当时尚未出山的诸葛孔明躬耕之所，用孔明自己之言，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既然先主前往孔明居所请教大计，当然是南阳，而孔明给昭烈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指南是为“隆中对”，故“隆中”就是南阳或在南阳附近。然据《汉晋春秋》所载“隆中，在襄阳城西边二十里”。一场圣贤居所争夺战不可避免，即隆中究竟属于南阳还是襄阳，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以至于在明嘉靖年间，不惜动用官方力量介入，以致惊扰常年与世隔绝的嘉靖皇帝，尚未能裁决，可见，有多么激烈。直到大清道光年间，隆中之争波澜再起，官司诉讼渐次升级，公堂对薄愈演愈烈，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难以平息，只得避重就轻，以和事佬的姿态和稀泥，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不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草草了事。襄阳南阳之争，依然是非难辨，胜负更是不分伯仲，直到现在，还在发酵……

      而“隆中对”的“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话和交流，更是“对策”。所谓“对策”，是两汉甄别人才，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通常由地方官员自下而上举荐品行和才华被认可的地方精英，通常是孝廉和茂才（秀才），是为“察举”，由皇帝为首的帝国中央进行将面临的各类问题用刀笔刻于竹简之上，是为“策问”，然后由被举之人作答并将应对策略和措施刻写在竹简之上，供帝国中央参考，并甄别精英以备资用，是为“对策”。其中，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使新儒学成为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在对策中脱颖而出，彪炳史册的。由此观之，对策，不仅仅是辨别人才之道，更意味着策问方就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央政府，至少在被举之人心目中是正统的帝国中央所在。故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将“隆中对”的详细内容附在其中，可见在他心中与魏吴二国相较，蜀汉才是大汉的合法继统者，汉昭烈帝才是天命所归之人，或他认为孔明心目中相较魏吴法统在蜀汉，这只是迫于政治压力承认司马晋室政权的法统的无奈之举，因为要承认天命在晋，就得承认天命在汉，承认曹魏禅让。这其实与赵宋王朝平定江南后，由吴越国无名氏编纂的以“赵钱孙李为始”的《百家姓》有异曲同工之妙，（赵姓乃是国姓，钱姓乃是钱吴越国主之姓，李则是吴越国主国母之姓），来隐晦地提高故国的地位，变相隐晦地延续母国的法统，都是慰藉自己“故国不堪回首”的遗民心理，这种通过用褒贬来品评别人言行举止来达到咏己之志的传统早已为人司空见惯，是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的史学传统的体现。（诸如杀人，充满正义的是为“诛”，而犯上作乱的，则为“弑”）。

      关于“卧龙”的称谓，或是自己毛遂自荐，顾影自怜之举，然对“每自比作管仲、乐毅”的孔明并非没有可能，或是赏识其才华之人对其敬誉之辞，幸亏孔明生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乱世，否则，不论是自夸还是他誉，都是僭越礼法和扰乱政治伦理的不法行为，有可能受到飞来横祸。在儒家士人看来，龙在政治伦理中，是皇族乃至于皇帝的御用之物，是皇帝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自然象征皇帝的龙必须只有一条，哪怕这龙是病龙、卧龙，还是蛰龙，也不行，保不准会出现群龙无首之局，保不准会，岂不是天下大乱的政治预兆，对于向往稳定和宁静的儒士绝对不能容忍，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亦绝对不允。诸葛孔明是幸运的，然豪放不羁的苏东坡就未必如此幸运。“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的诗句，将东坡的似锦前程雨打风吹去，被政敌轮番攻击，皇帝如飞龙在天，苏东坡却要到九泉之下寻觅蛰龙，这是如此大逆不道，政敌称之“不臣莫过于此”。蛰龙到底是谁，承认蛰龙就是否认代表皇帝的现龙，因为在士人心目中，龙只有一条，也只有一人能够代表，既然你苏东坡暗中不念君臣情谊，那就不怪皇帝我无情，东坡居士开始了四海漂泊的羁旅生涯。

      所谓“隆中对”，就是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身为大汉宜城亭侯、汉左将军、领豫州牧的宗室贵胄的刘玄德多次降尊屈贵躬身前往孔明居所向小己二十岁的青年才俊诸葛孔明请教如何“欲信大义于天下”的战略答复和规划。要用历史的视角客观地审视《隆中对策》，必须摆脱文学影视作品精心渲染和塑造诸葛孔明“多智近似妖”的文学人物形象，将其从高高神坛上请下来，摆脱传统以来形成的惟圣贤论，先贤圣人的言行是为绝对正确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从《隆中对策》中来看，先主刘备最大的优势在于“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而且自称衣带诏事件中唯一幸存者，更加大了刘玄德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政治格局中权重。战略大家诸葛孔明在分析天下大势之时，指出曹孟德以弱胜强，大概是给屡败屡战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玄德打气，劝其切勿气馁，毕竟一切皆有可能。曹丞相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加之占据人口众多且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势不可挡，不可与之争锋。江东基业历经三世经营，亦是国险而民附，只可联合共抗曹氏，否则有各个击破之虞。

      先主玄德的根据地形成只得寻觅实力空白之区，在各方势力达到相对稳定的动态均衡之时，即实力空白区早已被瓜分殆尽，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实力较弱的软柿子来捏。然让令先主左右为难的是，那些好捏的软柿子——荆州牧刘表和益州牧刘璋，竟然是“本是同根生”的同宗贵胄，要通过同室操戈的强行夺取，无疑使先主“信义著于四海”的忠厚长者的光辉形象黯然失色，使其一大人格魅力和政治优势渐次丧失，而隆中对策的必要部分，就是横跨荆益二州为基础，使其陷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之地，且能否长期同时坐拥荆益二州，是个极大问题，毕竟地形阻隔，大大加大二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且对孙吴造成居高临下的威胁之势，自然引起孙吴政权的恐慌。 联吴抗曹之策，虽说最大程度上曹氏阵营各个击破，符合一强二弱的博弈策略，但先主损失极大的机会成本，即正式承认孙吴政权的存在，使后来的蜀汉与孙吴两个政权地位对等，导致刘玄德帝室之胄的政治优势大打折扣（既然身为天潢贵胄，岂能与异姓地方割据对等，高帝后裔岂能如斯自甘堕落，将先祖基业或身份部分让渡他人，是何等不孝，何等的不肖……），不仅如此，还在之后联吴抗曹的实施中也留下及其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即在曹魏代汉后，孙吴政权始终没有正式称帝建国，而是表面接受曹魏政权的吴王称号，而先主则与曹魏针锋相对地称帝建国，与曹魏争夺正统，然又与孙吴政权存在身份上的不对等，加之荆州地区上的利益之争，二者联吴抗曹势必貌合神离，定给曹魏以可趁之机，关云长败走麦城就是此种后遗症的爆发。

      雪上加霜的是，昭烈帝的的政治优势，随着汉献帝禅让曹丕使天命和法统在法理上正式转移，不仅大大缩水，而且更是逼到了进退维谷之困境。不管汉昭烈帝如何作“曹氏名托汉相，实为汉贼”“挟天子以令诸侯”“奉衣带密诏勤王除贼”“汉室皇族贵胄”“恢复汉室天下，重振祖宗雄风”等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宣传，都会随着魏汉嬗代，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毕竟那些政治号召存在的的前提就是天命尚在、汉室尚存。汉帝刘协禅让曹丕，禅让的不仅是高高在上的皇权，还有天命，标志着汉室覆灭，象征着归属曹氏的天命源于汉帝禅让。既然汉帝刘协不复存在，先主奉衣带密诏勤王除贼自当作废；既然汉室天下成为明日黄花，玄德皇族后裔的身份亦当过时，复辟汉室则为逆势而行。以玄德为首的利益集团陷入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之问——要么否认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坚称北伐恢复汉室，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否认汉室政权的天命所在。因为曹魏政权的天命和法统源于汉帝刘协的禅让，否定曹魏政权就是否认天命曾经在汉，就是否认汉帝刘协，同时也无形中否认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会使刘备集团政治基盘动摇。要么承认曹魏政权的天命与法统，虽然保住了汉室天命，保住了高贵血统的高帝后裔，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明日黄花，然付出的代价则是承认自己的势力具有反叛性质的地方割据势力和非法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给自己扣上乱臣贼子的屎盆子，就得承认自己“复兴汉室”和“欲信大义于天下”的伟大抱负成为泡影，亦会动摇刘玄德利益集团的统治根基。在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下，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为加强自己集团政治使命的正当性，只得分庭抗礼地称帝建国与矢志不渝地北伐，并宣称先帝故主刘协为贼所弑而秘不发丧，大肆为先帝刘协发丧缟素，其效果远胜于南宋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令昭烈猝不及防的是，他远远的高估了先帝刘协“士可杀不可辱”的魄力，竟然苟且偷生地接受曹魏政权山阳公的封爵，悠哉游哉地安享天伦之乐，这场声势浩大的极具政治号召力的发丧动员大会，竟成为不折不扣的以汉帝刘协为对象的被死生祭闹剧，使汉昭烈帝的道德境地更加难堪，叵测的居心难以隐藏，使其陷入既忘恩负义于先帝，有谋国篡逆于今上的乱臣贼子的尴尬境地，形成骑虎难下的态势，利益集团内部更是各怀鬼胎，分崩离析，更是一摊散沙。

      孔明精心规划的以“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在结好孙权，内修理政；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为核心的战略蓝图。可见，起前提乃是横跨荆益二州，联吴抗曹，等天下有变，兵分两路北伐。然自襄樊战役关羽败走麦城后，荆州已彻底与大汉（蜀汉）擦肩而过，加之益州乃是先主背信弃义，豪取巧夺而得，此等鸠占鹊巢之举未必能得到益州大族的真心拥护，使两面出击的军事战略毫无可能，虽然无力支撑北伐大业，但为“恢复汉室”的号召强行为之，否则大汉（蜀汉）政权连的唯一的政治优势将不复存在。好不容易盼到天下有变，竟然不是曹氏阵营内部阋墙，而是汉帝刘协禅让曹丕，使内部各方加得以整合巩固，在此种敌强我弱，内忧外患的窘境下，大汉（蜀汉）的仁义之师，自然难以达到“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的预设效果，更不会完成“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宏愿。于是乎，昭烈帝与蜀相诸葛毕生追求的“恢复汉室基业，重振先祖雄风”“信大义于天下”的鸿鹄之志，早已悄然远去，成为南柯一梦，只定格于那篇高瞻远瞩的《隆中对》供人缅怀与瞻仰，亦令人感慨与惋惜……

                                                    秦宏亮作

                                                  2018.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