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军部回来，康百万想着到洪泽湖西联系黄春圃部寻找武飞司令员的事，他哪里知道这黄春圃正是武飞司令这时的化名。
武飞，1909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县（现邳州市）十三区占城乡（现占城镇）魏庄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共青团，化名许少声，开始做中共的地下秘密交通员。同年，经共青团徐州地委书记、共产党员王觉新介绍，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12月5日到7日，中共徐海蚌特委在邳县碾庄圩北附近召开了中共徐海蚌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武飞当选为特委委员。
1932年初，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支援鄂豫皖苏区的斗争，武飞以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安徽省盱眙县（现划归江苏省），与中共盱眙县委书记李桂五组建了盱眙县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发动了盱眙县“西高庙起义”。
盱眙县武装起义成功后，经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批准，以盱眙县红军游击大队、睢宁徐海蚌红军第二独立大队为基础，扩编组建了工农红军徐海蚌地区游击支队(师)，由武飞任司令员，李桂五任副司令员，徐德文任参谋长。
1932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派遣李桂五的同学蒋侃如率领中央陆军骑兵第十一旅来到盱眙县，协同安徽省警备旅的一个团，共计4000余人，对李桂五领导的盱眙红军进行围剿，另外还组织了安徽省来安县、盱眙县等地民团一千多人协助正规军对盱眙县红军进行围攻。
1932年8月20日，武飞、李桂五部红军被敌人重兵围困在盱眙县水冲港、烟台山一带，红军游击队在武飞和李桂五的领导下，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盱眙红军游击队损失惨重，司令员武飞身负重伤，政委徐德文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不省人事。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李桂五抱着必死的决心带队留下来坚持战斗，他把自己保管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移交给了武飞，然后掩护武飞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武飞率部冲出敌人包围圈后，根据李桂五的安排，由康百万带人在盱眙县蒋坝镇（后划归洪泽县）一带接应武飞从洪泽湖上撤离，并由杜恒有安排船只和人手把武飞司令员平安护送到了洪泽湖西。
到了洪泽湖西后，盱眙红军武飞残部与湖西戴文生、魏云岭率领的中共泗东红军游击队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武飞使用了多个化名，带领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员在洪泽湖西坚持游击战。
武飞养好伤后，为了寻找到上级党组织，他只身一人，经过长途跋涉，到了鄂豫皖苏区，终于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共鄂豫皖省委接上了头，他将徐海蚌地区党组织及红军的详细情况，向鄂豫皖省委和中央分局的领导人作了详细汇报。
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领导同志根据武飞的汇报，综合分析了苏皖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指示武飞立即返回长淮地区(今江苏省及安徽省北部)，重新整合当地革命力量就地坚持斗争，配合中央苏区开展正在进行的反围剿行动。
1932年11月，武飞带着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继续使用化名回到了皖东北，成立了中共皖东北临时特委和红军苏皖独立师，武飞就任苏皖独立师书记兼师长，魏云岭任师政委，戴文生任副师长。
西安事变后，虽然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就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苏皖独立师根据中央指示，也担负起了在皖东北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但是湖西反共势力并没有停止对苏皖红军的围剿。
在康百万设法联系黄春圃部红军寻找武飞司令下落时，红军苏皖独立师也接到了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但是鉴于当时淮河两岸复杂的敌我形势，武飞部一时难以通过淮河两岸，前往云岭改编。
直到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的指示，武飞部红军才得以开拔到皖南云岭镇一带集结，改编为新四军江淮纵队(亦称黄春圃纵队)，武飞改任新四军江淮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根据军部命令继续在皖东北苏皖交界地区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
在康百万寻找武飞司令时，武飞这几年根据李桂武当年移交的文件，他也知道在南三河一带有代号叫“飓风"的地下党员，他也一直在秘密寻找“飓风"的下落，但李桂武当年移交了文件和与飓风接头的暗号，却没有告诉武飞飓风是谁，再加上随后的斗争环境一直十分恶劣，在苏北幸存下的共产党员少之又少，这就让武飞一直无法与飓风接上头。
徐州会战开始后，日军打到了淮河岸边，随着蚌埠中日军队大决战的展开，洪泽湖西的红军斗争环境有了好转，武飞便又想起了在洪泽湖东岸战斗过的地方，想起了飓风和那些可能幸存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