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今少年犹在,却不见那层楼,也再无新词可说。
                                        ——题记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父亲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画了押。容不得告别,来不及探亲,抢不出一件遗物,记忆的层楼轰然倒塌。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被连根拔起,在挖掘机的股掌之间抖擞几番,又重重的摔在地上,那一堆依稀写着“拆”“量”的瓦砾,即是“故乡”。

“儿子啊,咱们的老房子拆迁了,你结婚用的彩礼钱攒出来了”。母亲把手机镜头对准那一串数字,把那一纸协议举过头顶朝我挥了挥,像是了结一大桩心事。

的确,“拆迁”这场拉锯战打了太久。二零零一年,祖父去世,街道办放出片区改造的消息,父亲单位的家属房交付使用。我们家族似乎急需逃出丧亲的阴霾,于是,借着拆迁的“东风”,不消三月,携家带口,裹衣挟领,搬去了城东的新房,与那片伤心地一城之隔。那之后,“拆迁”的消息断断续续,母亲每年都要来来回回跑几趟,生怕儿子的“老婆本”不翼而飞。到今天,政策终于落地,母亲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镜头转向父亲,父亲把脸扭向一边,眼神一直在闪躲。“哦那个今天签协议的时候遇到你巧姨,你小时候她经常给你买雪糕吃”,虽然吃人家的嘴短,说实话我真的记不清了,“是不是那个裁缝阿姨啊”我只好硬着头皮猜了,我也知道骗不过父亲,从父亲的神情中我看出了一丝失望。

彼时我心智未开,记忆深刻的事如繁星之月,留在我脑中的只有和童年玩伴玩耍以及祖父出殡时的情形了,日后也成为我思恋故乡的根本。我恨,恨我少不更事,祖父生平我知之甚少,来不及促膝长谈便阴阳两隔;我恨,恨一纸拆迁便拆散了玩伴情谊,童年的见证者作鸟兽散。那一角院落就是我最大的情感寄托,我常常穿过整座城市,对着那斑驳的铁门和一墙爬山虎的残肢,试图挖掘脑海里关于这个家的更多细节,结果常常是无能为力跪倒在青苔上痛哭不已。

这片土地见证了父亲的童年、青年、结婚生子,自然包含了他的生命年轮和光阴故事,一井一石一树,都是父亲感情的视觉凭证和岁月依据。我和父亲曾攀过同一座墙头,父亲纵身一跃,在油菜地里打个趔趄,拍掉身上的泥巴,完全不用担心大人们的呵责;二十年后,我面对的是冰硬的水泥地,无从下脚,只得原路返回。我同样深爱着这一方水土,但父亲心中的那份遗憾我无法感同身受。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无论她是作为一个地点被从地图上抹去,还是被压缩成了一沓沓厚厚的钞票,我想,她都重重实实地不复存在了。在这场叫做“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中,无数顶屋脊被拦腰斩断,接着在它们的血肉之上培育出一纵纵通天怪物,从此再无炊烟袅袅人面桃花,再无旧时堂前燕归来。

多年后,我该怎样向子女交代我们的发源地,没有物证,没有门牌号,翻遍地址黄页也只有“山东电讯第十厂家属院”,真实地像个谎言。好在有经纬度帮我们标记的一清二楚,你们拿着坐标就可以轻松抵达。

如果你们恰好路过东经115°27′,北纬35°15′,请代我献上一吻;如果你们恰好遇到一个挽着裤腿的撑伞老人,请代我接过那把伞,我亏欠他们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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