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车掉的手指头，能装一茶杯”
▲ 2013年，路内的小说《少年巴比伦》卖出电影改编权，预计2016年10月上映。小说《慈悲》让他获得了2016年第14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图为《少年巴比伦》剧照。（剧组供图/图）
1995年，工人路内叉了机修车间主任的脖子，终于找到辞职的机会。这一年，他开始写小说。点击这里阅读《路内从工人到作家：这人怎么那么熟悉工厂？》。
化工厂工资蛮高的，活儿比较苦嘛。肥皂厂也有生癌的危险。轴承厂一年下来，车掉的手指头，能有一个茶杯。1990年代开接手指头的医院，在轴承厂门口都有广告。车掉一根手指头还能干，车掉两根手指头就不能干了。——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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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去，工厂还在，变化不大；2010年再去，工厂没了，直接起了高楼，住了人。路内原本想，那里至少应该三四十年不住人，地太毒。
路内一家三口都曾经是工厂工人。父亲在化工厂，母亲在玻璃厂。母亲喜欢跟路内讲评弹和戏曲的情节，以及各种奇闻异事，工厂的事，反倒不大讲——她不喜欢工厂生活。
和母亲一样，路内也不喜欢工厂，但也喜欢听和讲那些“奇奇怪怪”的事。
“写小说就是这样，讲点奇奇怪怪的故事。”2016年6月15日，路内在专访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 一年车掉的手指头，能装一茶杯 南方周末： 《慈悲》里，你写到水生为工友讨要补助。你当工人的年代，工人还有补助这一说吗？
路内：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不关心那些。我只想在工厂里玩玩，偷懒、睡觉。那时候见得最多的场面是谁死了人，不幸死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厂里砸断一只手，找五十个亲戚冲进工会，你要赔钱啊。警察就来啦。
南方周末： 水生在《慈悲》里的形象，特别善良，帮了很多人。今天看来都不太现实了，你有给他做“理想化”加工吗？
路内：丝毫没有。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悲。他应该是一代人很现实的写照，尽管我不愿意用“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写出来了，但他绝对不是我喜欢或佩服的一个人，我对这个人抱有同情心，并不能认同这个人。
这个人很关注家庭。他会把很多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家很高兴；有了一个工厂，有了一个师傅，很高兴。以厂为家，很高兴。最后，整个社会的进程，都是在摧毁他所认为的家的东西。最后，他就只得剩自己一个人，和亡妻的照片在一起。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归宿。但这是传统的，中国人内心既善良又特别可悲可叹的一面。
南方周末： 糖精厂会造成什么职业病？
路内：没什么职业病。糖精厂有个甲醛车间，在那里20年，得鼻咽癌基本是肯定的。我没待满20年，车间也刚刚投产没几年，以前生产不出甲醛。我离开工厂，就跟他们失去联系了。
工厂里的气味，你拍电影都拍不出来。有一天，有只麻雀飞过甲醛车间的上空，飞到一半的时候掉下来了。当然，那就完全是胡椒面啊。离它50米之外，那空气，你都进不去了，“哗”就开始流眼泪。我是维修工，得去现场，操作工有密闭的操作室，闻不到气味。维修工去的，全都是有甲醛气味的现场。拆那个泵，你不能戴着防毒面具进去。
南方周末： 你工作的时候，经常倒三班吗？
路内：我倒过一阵子，两年吧。倒三班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可以偷偷睡觉的。比如说在泵房里，有一个小间，就可以偷偷睡觉。配电室也可以。干部来查岗，你保持眼睛睁开就没事儿了。有些是没有办法睡觉的，这一个操作室里面，男男女女十几号人，怎么睡呀！你要睡的话，跟你不对付的人，就打电话跟领导说，这傻逼睡觉了。以前没手机，现在有手机了，随便就可以拍一张，上传到厂里，奖金立刻就没了。
我在配电室里。能睡觉的。我们扣奖金啊，连续三次被发现就把你开除掉。我扣过一次，不记得多少钱，那时候一个月奖金大概三四百块钱。工资一千多块钱。
化工厂工资蛮高的，活儿比较苦嘛。肥皂厂也有生癌的危险。轴承厂一年下来，车掉的手指头，能有一个茶杯。1980年代接手指头的技术还没那么好呢。1990年代开接手指头的医院，在轴承厂门口都有广告。车掉一根手指头还能干，车掉两根手指头就不能干了。
滚原料桶我不会，我爸会。就是柴油桶。你不能放倒，放倒滚就炸了。也不能搬，把它侧过来滚（一条边着地），侧过来45度。很讲究技术的。
南方周末： 在《少年巴比伦》里，你把触电写得特别逼真。
路内：我做过配电室的电工，没触过电。配电室全是高压电，摸上去就死掉了。每年都会听到本地各种事故报告，有一次干部来查岗了，一群人冲进来，说你爸厂里，电工班班长被电死了，他在干活，徒弟一推电闸，推错了。
还有被电弧光弄盲的。应该是推上去以后再按（油阀）按钮，忘记了，直推，高压电的电弧光，非常亮，会发出一声巨响，瞬间让你盲掉，大概十天半个月，眼睛才能看见东西。当时就觉得好玩儿。
我的小说里面写这种东西，全是真事儿。知道得太多啦，多到我不需要去虚构了。
南方周末： 过去，厂里的师徒关系是有讲究的。你当工人的时候有师傅吗？师徒关系如何？
路内：好多师傅呢。有一个很好的钳工师傅。帮师傅泡水是应该的。但不用帮师傅洗衣服。拜师的时候，给他塞一条烟，红塔山就可以。没钱的时候，或者看这个师傅手艺不行，就不用给他烟。
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一个厂的供销科长，他不幸被分到了隔壁电工班。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待很久的，只想快点儿（调走），但刚进厂是不可能直接让你进科室的，你又不是大学生。技校生必须在车间、班组里干一阵子。这小子每天穿着皮夹克上班。他师傅就是个深度近视眼。这小子就每天（语调轻佻，还拍师傅）：“嘿，给我去泡瓶水。”班组人员都惊了：“这个世道越来越不好了。”终于有一天听到隔壁发出惨叫。师傅抡着电工刀，要砍徒弟。
▲ 路内的母亲过去是玻璃厂女工，但她不爱讲工厂的事——她不喜欢工厂生活。和母亲一样，路内也不喜欢工厂，工厂生活让他觉得沉闷压抑。图为电影《少年巴比伦》中的工厂。（剧组供图/图）
路内：我大概每部长篇都会牵涉到这个东西。我就是工人子弟出身。我可以不关注现实，但如果我要关注现实，一定是关注自己最贴身的东西。
《慈悲》是很意外的。也有人说这本小说是现实主义，我只能说是现实主义风格。我并不打算用这种现实主义风格来写一个小说。2014年本打算写一个与工厂有关的小说，但当时不写（《慈悲》），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写这类题材了。
南方周末： 你从《少年巴比伦》开始写到工厂，除了与个人经历有关，还有其他写作冲动吗？
路内：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乏味又是最好玩的时期。我在广告公司干了12年，你会感觉，每天都很刺激，但整个底层的质感是极其庸俗的。很奇怪。广告公司就像个作坊产物。吹嘘自己，说自己是个创意产业，其实就是作坊。
有一次我跟董子健说，咱们拍个关于拍电影的电影，怎么样？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这个真没兴趣，我每天都在片场……就是这样，外人看到，拍电影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看来，它非常庸俗，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我生来不属于工厂，但我不幸被扔进了那个环境。会产生那种心理的距离感、陌生感。在日常极度乏味的生活中，你会找到愿意被写的东西。
我在场的时候不能认识到，离开那个环境十年后，我忽然想写它。那个工厂后来可能都消失掉了。国营工厂都没有了。
“文革”之后到私有化之前，这个阶段很滑稽。也特别难写，因为“文革”的世界观是跟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的，只有在“文革”里才能理解那个世界观，你离开“文革”就不能理解那个世界观了。
1980到1990代稍微好写一点。那也是个断层式的年代，比“文革”的延续性稍微多一点，但仍然也会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观。你让我再现戴城糖精厂，到哪去找？那样的厂没有了。那样的观念，再也不会有了。工厂让我产生了很奇怪的（感觉），审美或审丑的距离给拉开了。
但你让我写一个1990年代末的广告公司，我会很明确地告诉你，当时那帮人，现在全都在影视界、传媒界、杂志。这些人全没变，都还活着呢。但你让我写现实的东西，就觉得好无聊啊。
南方周末： 你在《慈悲》的后记中写到，你的父亲打麻将、跳舞，“多年游手好闲”，与下岗阴影有关系吗？
路内：（笑得略夸张）我讲我爸游手好闲了吗？绝对没有用“游手好闲”这几个字，他是国家生产力的骨干啊。（拿书看）我真写过我爸游手好闲！（笑）算了，我爸确实有很游手好闲的一面，我的文学声誉比我爸的声誉重要。
跟下岗关系不大，他只想调一个舒服的岗位。干得好你也不会比别人多多少钱。虽然1980年代是效益制，但其实并没有拉开差距，比别人多拿个十块二十块。做科长总比做技术员拿得多一点嘛。那个车间的有毒气体太厉害了，不能做到老，做到老要“屎”掉的。
我爸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当技术员，通过技术改革之类的事，给厂里挣了很多钱。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他从工厂调出去，做了两三年中学化学老师。学校待遇可差了，他又回到工厂，调到科室里。后来就调到厂里的教育科，专门培训青工。那真是个“游手好闲”的职位。
那个年代的国营企业科室，所有人手上都拿一杯茶，下棋。做半天贡献，最后还是变成私人的了。厂长突然有一天说：我是董事长了。你们想入伙吧，每人交两万块钱。有人说，那个厂也交了两万块钱，厂长拿了钱，逃走了，咱们还是别交了。厂长说：好，那你们都是打工仔，本来你们可以是股东的。
结果，做股东也不是，做打工仔也不是。
南方周末： 你父亲交了这笔钱吗？
路内：我爸没有交，他那么鬼，而且我妈那时身体不好，一直住院。家里钱都用来买房子了，必须花五六千块钱，把自己家房子买下来。以前的公房，40平方，房产改革，就要把房子买下来。1990年代就这样。我那时还在上学。我爸跟我说：你要不别考大学了吧，实在供不起了。那时候我不觉得不上大学有什么可耻的，最后念了个技校。
我父亲很想得穿，不会拿自己去冒险。有些老书记还是很好的。如果这个厂给了那些人，那他愿意。以前整过人的那帮人，一看就是个枭雄，在做董事长，谁愿意再花钱入股啊。我干了一辈子，国家不得养我，我还跟你过去拼命啊。董事长上来就是建立一个小的利益集团，只要护住那些人就好了。
南方周末： 父亲劝你去念中专，为什么不拼一拼，去考大学？后来为什么又念了技校？
路内：那当然。受一个好好的教育，有什么不好呢？但中专出来干部编制。我就一溜填了：化工中专、化工技校、化工职校，分数递减。我离分数线大概差了两三分，只能上技校。
南方周末： 母亲给你讲过工厂的经历吗？
路内：我妈是玻璃厂的普通女工，她不太给我讲厂里的故事。她不喜欢那个厂。格格不入。我妈也经常跟我说：1966年，北京下来的红卫兵，到上海，头一件事就是剪裤脚管。街上见到女的穿小裤脚管，就把它剪掉。穿小裤脚管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在1970年代，被评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话，在厂里得多难混。不开心啊，所以较少谈。
我妈就爱谈些乱七八糟的奇闻异事，讲戏曲里的、评弹里的故事。从她那里，就没知道什么现实的故事。唯一知道的，就是武斗的故事。大体，不全都是，也有很多是我自己编的。写小说就是这样，讲点奇奇怪怪的故事。
▲ 作家路内。（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路内：有我也不敢说是谁呀。在同样的底层中，女的比男的更底层。各地都这样，包括上海，几百万纺织工人同时下岗啊。
我见过当时那个负责纺织企业下岗的领导。这位老先生后来做到副市长还是什么的，若干年后在大会上讲这个事儿，还是哭。国家一道命令下来，纺织企业大家全遣散，什么钱都没了。
下岗是极大的恐慌。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手背突然变成手心的时候，你是在哪个位置上。你甚至没有机会去考虑、反思政治，因为你家人快饿死了。能做的就是赶紧出去打工或者做苦力。能够活下去。
南方周末： 小说还提到，1996年和1997年，很多人突然开始养狗。
路内：越穷越养狗。总体原因是居委会对居民家里管得不那么严了。以前，新村里不许养家禽家畜的。逮起来就干掉你（的宠物）了。养猫可以，养狗很忌讳的。1990年代，这个管理就崩溃了。我没工作了，你来管我，那居委会你给我找份工作。你有工作的人敢来管我没工作的人？全新村都是没工作的人。
整个一下子就松了。就开始有妇女养狗了。妇女抱着条长毛犬，沉得要死，穿着一条踏脚裤，下面一双塑料拖鞋。“啊呀，咪咪啊，这是我们家的宝贝啊！”
狗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很时髦嘛。家里都穷得叮当响，还养狗，可喜欢了。特别无聊，有点违背常识。你不下岗了嘛，应当出去找工作啊。国家不再负担你嘛。她不！老娘就要打麻将、养狗，继续空虚。
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状态。穷，还养狗。一群穷得都没工资的人，四个人在外头打麻将，我赢了一圈，今晚我家买菜的钱有了，另外三个人怎么办，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过，那个人是不管的。
南方周末：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黑色幽默。
路内：这种情况，现在不多见了。（他们）散落在各个角落，你只觉得个别人神经病。但它整体化地出现在一个新村里，那是集体生活，社会是聚落式的。五个化工厂的人生活在一个新村里，一百多幢房子，全都是认识的人，那就不一样了。
忽然有一天要下岗了，整个新村一下子就开锅了。这个社区一两万人口，抵得上欧洲的一个城市了，但没有出现一个层级式的东西，完全是平铺式的。兴旺的时候，过年每人自行车上都挂着鱼回家。感觉GDP增长率绝对在20%。但GDP变成1%的时候，全新村完蛋。
非常单一化的一个区域，但是它有很多寓言式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城市、社区是多元化的，这些人能找到更多活下去的方式。但是，因为单一化，翻转的时候，人没有退路，没有一点腾挪空间。
南方周末： 你当初上过班的糖精厂，后来怎么样了？
路内：2003、2004年我去看的时候，它还在。又过了几年，房地产飞速发展，2010年我再去，就全没了。我猜它一定会变成住宅小区。果然变成了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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