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戚德志
上个礼拜，他到上海崇明考察，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问他的感受。已经明显变黑的他，依然信心满满，但多了不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如何跟农民打交道。他在山东某县考察时候听说的一件事情，体现了农村问题典型的复杂性。
该县某村一位杨姓老板，在外面开电子厂发达了，想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善事。考虑到该村地处山区，平时雨水稀少，他想为乡亲们挖一个水塘，一来干旱的时候可以浇浇地，二来小孩子们也可以进去游泳洗澡什么的。
项目想好之后开始选址。村里最大的那个派系——其实就是村里姓杨的那个群体——坚持挖在A地，因为A地离他们的田地比较近，这样浇水灌溉什么的比较方便。但村里的少数派们坚决反对，他们理想中的地方是更靠近自家一亩三分地的B地。两派争执不下，几乎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最后，村支书——村里最大派系的领头人——出面平衡，他暂时说服了自己的群体，决定将水塘挖在稍微靠近B地的C地。
钱本来就不是问题，农村也不缺劳动力，没几天，水塘就挖好了。又过了一阵子，下了几场雨之后，水塘里蓄满了水。有一户杨姓人家发现，这么大一个水塘，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放些鱼苗进去，养大了可以多盘菜。杨家人想到做到，水塘里就多了很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杨家人勤快，还经常去喂喂鱼食什么的，慢慢水塘就变成他们家的鱼塘了。
碍于一个杨家，其他姓杨的憋着没说什么。可姓黄的姓刘的不干了，这又不是你们家的水塘，凭什么你能在这里养鱼？于是姓黄的姓刘的纷纷买了鱼竿鱼饵渔网，到水塘里捞鱼去了。杨家人一看，这还了得，明明自家养的鱼，变成了全村人的菜，凭什么呀？这户杨家人就跟姓黄的姓刘的在水塘边干起架来。其他杨姓人家虽然不满养鱼的这户杨家人，但好歹也是同一本族谱上的人，于是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混战，最终演变为全村人的群殴，披头散发的、满脸鲜血的、一瘸一拐的……
第二天，水塘里的鱼——无论大的小的、不管青的红的——全部鱼肚朝上，静静漂在水面上：有人往水塘里倒入了大量农药。
老董说，他从这件事情中，至少明白了三点：第一，跟农民打交道，需要让农民尝到甜头，要让他们有利可图，并且必须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利益，这是前提，否则任何事情都难以推进。第二，擒贼先擒王固然没错，但随着广大农民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只靠一个村支书去说服一个宗族的人，太勉为其难，更不用指望靠村支书说服全村人了，必须考虑到每家每户的具体利益和多元诉求。第三，在城市白领中，鱼死网破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家会考虑做事的成本和规则，但在农村，一切都是简单直接以及混乱复杂的——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我死了你也不能活着。
水塘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户养鱼的杨家人哭天喊地绕着村子骂了三天三夜，累得发了五天烧，也没有找到投毒者，这事情也就慢慢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了了之。几个月后，水塘恢复了平静，孩子们有事没事又去洗澡游泳了，胆子大一些的，可以蹬着腿跳进水塘里。
一个懒洋洋的中午，树上的知了无精打采地叫着，猫猫狗狗们热得趴在树荫下耷拉着脑袋。忽然，一声凄厉的哭喊划过整个村庄，接着便是泣不成声的“我可怜的孩子呀”的嚎叫。躺在凉席上睡午觉的人们光着膀子跑出来，看到徐妈妈拖着那被淹死的六岁孩子的尸体，哭得不像人样。
村民邻居们很自觉地帮忙料理后事，一些神神叨叨的老人则负责出谋划策。正当大家以为事情都过去了的时候，徐妈妈跑到村支书的家门口，和出钱赞助挖水塘的杨姓老板的家门口，理直气壮地要求赔偿：“你说，要不是你们挖这个水塘，我家孩子会去那里玩吗？不去那里玩的话，会出事吗？出了事，不找你们，找谁呢？”
徐妈妈每天颠来倒去就这几句话，村支书和杨姓老板的爹妈——杨老板仍然在外面开厂——不堪其扰，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由杨姓老板出钱，赔偿了徐妈妈一万块钱。
经过了一连串的事情之后，杨姓老板觉得挖水塘这事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出了一份工钱，雇人将那个水塘填平。从此，村民们聊天的时候总有这么一句：“唉，要是那个水塘还在就好了。”
老董说，很多事情其实他也看不懂，“农民们有时候眼光非常长远，比如大家一起帮着徐妈妈料理后事，因为类似的事情谁都可能遇到；但有时候又非常势利，比如水塘选址、比如争抢鱼苗。”
不过，除了老董所说的“好心”的出发点，还有一些基本的边界没搞清楚。比如，鱼塘选址，是需要公开讨论，还是只是村支书的一言堂？杨家人在集体的池塘里养鱼，是否应该履行一定的承包合同？而往池塘里倒农药的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徐妈妈将孩子溺亡的责任全部推给村支书和杨老板，家长对未成年儿童的监护责任又该如何厘清？凡此种种，如果制度和文化上的边界仍然像过去几千年那样模糊不清，那么类似的糊涂账肯定还会在农村一次又一次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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