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吴教授受香港大学的邀请去讲学，需要将护照和入港通行证让我从北京捎回武汉。

在此之前，我组织人力和物力翻译了奥莱理出版的《开源软件文集》一书，正如书名中提到的，它收录了许多软件领域的精英的文章，在当年国际 IT 界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此之前我发行 Slackware 和 SuSE 时，我早就听说过其中的作者之一 —— 理查德·斯托曼博士（RMS）和他开发的自由软件，以及自由软件基金会（FSF）。碰巧当时南京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他到南京做演讲，因为我翻译过他的文章，因此我想先去南京会他，然后从南京回武汉。

从那篇翻译的文章中我得知，斯托曼博士早年也有辞职下海的经历，也有过艰难痛苦人生抉择的遭遇，他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从他的那篇文章里可见一斑。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不过其深刻思想远远非一般的人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尽管我和另外一位朋友的翻译时非常卖力，译稿数次修改，后来在出版之前还交他指定的五位海外华人审读并通过，但是坦白地讲，我也还有一些问题不清楚，想当面请教他。

自由软件的特点在于它提供了软件的所有源代码，而且允许用户自由地拷贝、复制发行和修改。在这一游戏规则下，争论最为激烈的一点就是，软件公司如何靠自由软件生存？这也是我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

为了见到 RMS， 头天我就到了南京等他，住进了他将下榻的同一宾馆。晚上他很晚才从上海飞到南京，我在电话里首次听到了他的声音，典型的纽约口音，声音非常宏亮清晰。电话中他约我第二天上午先去听另一位会议主讲人的演讲，然后会他回房间谈话。

1999年10月30日上午9:30点左右，我进入了会议的大堂，当时正好是中科院的钟锡昌院士在讲解他的 HOPEN 操作系统。 RMS 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他一头长发，身着蓝黄黑条纹相间的 T-恤衫。我一进去就发现了他。几乎是在同时，他也回过头来，注意到了我，在钟院士的报告过程中他不时回头看我，似乎是暗示我，他已经注意到我了。在钟院士报告中间暂停时，RMS 快步地朝我走过来，一手拉着我就走。

进入他的房间后，我刚坐下来，想跟他寒喧几句，不料他却将一条板凳挪动到房间的空调下，光着脚上去想调节温度，这时我才看到他一直没有穿鞋。他示意让我过去帮助他，那家宾馆是一个中日合资企业修建的，空调是进口的，但是我们费了很长时间，就是无法将室内温度调整到他希望的温度。 我想找宾馆的服务员来调节，RMS 却拒绝了。 最后我们放弃了努力。

他的房间很零乱，他自己带来了一个 2 米长的大气垫放在床上，他说晚上就睡在气垫上面。我感到很新奇，也上去躺了一下，果然很舒服。

在此之前，我曾经同他讨论过为他写一本传记，因此我们谈话也就从这里开始。我开始提问，问他的过去，他的生活，自由软件的历史，渐渐地，我发现斯托曼具有无穷的人格魅力，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他当时辞掉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职务时，他的话语更是详细，将自己的经历
娓娓道出，也唤醒了我自己当年辞职而得自由的回忆，“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一下子成了好朋友。

（2）处于争论旋涡中心的自由软件哲学

free software 这一术语经常被人误解，因为英文中的"free"有两个含意，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免费”。RMS 告诉我，他学习过一年的汉语，所以他知道这个词的中译文应该是“自由”，而且很高兴我的译文中是这么译的。

另外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地方就是 "free software" 不是属于像 TeX 那样属于公用领域内的软件，而是有版权的，它的许可证称为 copyleft，也是根据现代的著作权法建立，但是版权保护侧重点不同于专有软件。专有软件公司拿软件的 Copyright （版权所有，或者说版权属右）来保护出版商的权益， 而自由软件拿 Copyleft （版权属左）来保护用户的权益。

正因为自由软件也拥有版权，任何人可以以任何价格按照 Copyleft的规则销售自由软件。Copyleft 有多种形式，例如 GPL 就是其中之一。“版权属左”规则下的自由软件有两个特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必须提供软件的全部源代码，二是自由软件不附带任何质量保证。前面一点可以为其他人从源代码中得到程序的开发思路从而修改完善软件提供前提，后面一点为软件的开发人员从自由软件的开发业务中得到回报创造了条件，因为并非人人皆有本事或者能力从软件的源代码中反推出软件原作者的心思，所以，除了销售软件的拷贝之外，软件的作者还可以在用户要求提供技术服务时向用户收费 --- 我恍然大悟，头脑中的疙瘩一下子就解开了！

（3）理想与信念

但是，自由软件商业模式的问题在 RMS 看来只是一个小问题，根本不值得投入太多的关心，因为世界上的功力深厚的程序员永远是一种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这类人才永远不会失业。

RMS 关注的问题在于用户的自由，也就是人的一种权利。因此当我让他在《开源软件文集》
上签名时，他拒绝了，因为推广开源软件的人将软件的实用性置于自由之上，是与他的理想格格不入的。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从 1984 年离开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以来的十多年里，没有任何薪水、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自己的汽车，单身一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唯一支撑他的就是对自由追求的信念 --- 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名人，而是一位来自理想国度的圣者。这位先知启蒙了我对自由的认识，我开始真正觉悟了。

告别时，RMS 说他明年还可能来中国，希望能再次见到我。

下午我离开了南京市，准备飞回武汉，但是到了南京机场后，飞机还没有来。也许是我的运气不好，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几次乘坐武汉航空公司的航班，总是不顺利，不是飞机调配未到，就是飞机要加油或者检修，不能按时起飞。

我之所以选择武汉航空公司的航班就是因为它的航班飞机将降落在王家屯机场，在汉口的市中心，离我家更近，这样可以省掉从天河机场到市内的时间和交通费用，早点回家将护照和证件交给吴教授，没想到弄巧成拙。等到晚上8点，天已经黑了，飞机才来，是双螺旋浆的运-7支线飞机，噪音很大（后来我听说武汉航空公司的一驾飞机失事了，可能失事的飞机就是那架运- 7 型飞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乘坐武汉航空公司的班机了。

到武汉家中时，吴教授和我父母正在焦急地一起等着我回来，时钟已经指向晚上 12 点，真是漫长的一天。但是我丝毫不觉得疲惫，因为我当天的经历的东西太多，根本无法一下子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