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收到过一些观众的反馈，说你写的什么呀，我什么都看不懂，写的太小众了，让我搞一些大众化的东东，不如娱乐搞笑下观众。我说对不起，娱乐可以，但我不会愚弄、愚昧。
站着不腰疼的诸君，你倒写篇给我看看，什么叫操蛋的“大众化”？
写东西嘛，最主要的是开心，凭什么要写得这么辛苦？看不懂可以问，不仅可以问还可以学！不懂又不学，朽木不可雕也。这段时间心情颇不爽，鬼事人事事事多，没有心情来娱乐谁。各位看官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拉倒。说实话，通常一个作家，不是为某个人创作，也不是为某一群人而活。
很多年前，曾有人老跟我说，你该怎么怎么写，怎么怎么软，怎么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怎么把才华用在卖钱上，我说：操尼玛逼，你谁呀，教我？你马上跟老子滚，有多远就滚多远！！
谁再跟老子提怎么写文章，老子拔枪！
其实，如果有人想跟我讨论文章也不必了，作者把它写出来了的时候，文章就已经死了，自有自的命运。你瞧着看着就行，或者对着照照镜子亦可，许有点启迪和教育。说不定哪天，我连一个字都不想留，想看都看不到了呢。
教我怎么写文章的人，这个世上还没有出生呢。这个世道上能写文章，能入爷法眼的人，还没有几个呢，况且他们都已经死了，而你还不在我的“死亡名单”上。
还有人说你怎么弄的都是负能量的东西，我说请不要误读我污名我，再说，我怎么成天也没见到你有什么正能量，像嫖客买春，婊子演戏一样的呢？
国庆后一周，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的一帮老家伙，把2016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授奖词是：
“在伟大的美国音乐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for 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
其实这个颁奖词跟反学院派的美国诗人金斯堡1996年8月推荐鲍勃·迪伦的评语如出一辙：
“虽然他（迪伦）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一般来说，在文艺界，有一条鄙视链：写诗的看不起写歌词的，写歌词的看不起写小说的，写小说的看不起写散文的，写散文的看不起写段子的，写段子的看不起拍电影的。
正如被誉为“俄罗斯之魂”的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言：
对于艺术家来说，几十个世纪以来，没有哪种艺术体裁会这样给人更自然也更受限制的感觉了：作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叙事者或阐释者，他首先是个体，以最大的诚意向人们展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电影工作者总是被低人一等的感觉打败。
为什么电影工作者总是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因为他们离资本和市场最近，他们是资本的屁眼。我从来不认为电影是一种什么艺术，电影充其量就是一个屁眼，观众通过屁眼看见了这个世界的诞生与消亡。
可是有的人是跨界天才，你用任何理论来套他们都没有用，他们用行动做出来的光辉业绩，震得世人没得话说。鲍勃·迪伦生于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到处都是摇旗呐喊，炮火烽烟，永不消歇，他是时代的宠儿，那时诗歌还有一点拯救世道人心，把词儿唱出来还有教化大众的作用。
从诗歌的源头来讲，诗一开始都是用来演唱的，富有乐感和节拍，是劳动人民的良伴与益友，诗、歌不分家。劳动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唱一唱词，吆喝吆喝两嗓子，就不觉生活的苦痛了。
2008年4月，普利策特别荣誉奖颁给鲍勃·迪伦，官方说法却是：“迪伦不需要普利策奖，是普利策奖需要他”。这句话意味深长，值得思索，就是现在，通常那些有所成就，有所名望的艺术家，并不总是非常地需要得到官方认同，相反官方常常通过“奖”的形式，需要收编这些桀骜难驯突出的人，以便增加其奖项的说服力。
即使年年让世界媒体翘首以待的“诺贝尔奖”，也有一些人其实一直是抗拒和拒绝的，拒绝领奖，拒绝出席颁奖活动。
可惜，无数写诗的人，不知道诗，只知道歌了。诗歌于他们，成了攫取眼球和拍马屁的工具，吹得那些当权者歌舞升平，飘飘欲仙，醉生梦死。可鲍勃·迪伦不会，他的歌不会，他找到了与诗与歌相通的地方，可以怨，可以刺。
在如今这个王八蛋的世道上，最后说一句多余的话，真正掏心窝子的话：
我鄙视大众，讨厌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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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塔可夫斯基：“探索”对艺术作品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张晓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