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史学的三大巨擘（上）

 提及古希腊文明，我们更多的会想到众神高居于奥林匹斯山上，俯瞰众生，半神英雄满世界跑，拯救众生。这样的一副场面很难让人想到古希腊还能诞生出以严谨性著称的史学文化？但是实际上古希腊的的确确是西方史学的起源，而不单单是神话的滥觞。

  如果你去看古希腊史的话，你可能会得出一个论点：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延续数千年之久的战争史。

  这一论点，我姑且不去评论它是否偏颇了，但是我却知道古希腊时期的几位史学大家恐怕对此论点是深信不疑的，且看他们几位的作品，希罗多德，著有《历史》一书（历史也被绝大多数人称为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著有《希腊史》（希腊史其实就是修昔底德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三位史学界上的巨擘，所出名的都是战争史，唉，人类还真是在乎战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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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谈谈第一位巨擘，希罗多德，此人在西方被尊称为史学之父，主要就是因为他开启了那个时期史学研究的大门，我们要知道，在希罗多德之前的时代，古希腊人，所接触的文学之中，最接近史学作品的可能就是叙事诗了，一提及叙事诗，我们就不得不谈及下荷马和赫希俄德，这两位大神级人物了。

 荷马一位吟游诗人，写了本荷马史诗，被西方人称为诗圣，而赫希俄德更厉害，他直接将整个希腊文明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这一点倒是和汤因比先生将历史划分为神话，英雄，凡人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汤因比先生远远比不上赫希俄德那样富有想像力，那就是他竟然写出了神谱，帮着众神找了下亲戚。（注：荷马，赫希俄德在西方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史学史的先驱，但是存在很大争议，所以在这篇文章我不会过多的提及此二人）。

   谈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了，叙事诗之所以被称为最接近史学作品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史学作品了，原因就是，他们的诗篇中包含了太多的神话因素，甚至于过度的将作品艺术渲染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希罗多德所写的就是史学作品了呢，其实也不尽然。

  希罗多德，确然，是良史之才，而且他所写的《历史》一书，也可以被称为纪传体著作，但是他和时人一样，存在着局限性，那就是对于神的过度渲染，过于的迷信了，他在写的历史事件在论述由来时，写的最多的是借助于神的力量，才有了这一事件的产生，同时，他因为自身多利亚人的身份，使得他对爱奥尼亚人有着太多的偏见了，他终其一生但很鄙视爱奥尼亚人，不过有点讽刺的是，他在写《历史》一书时，却只能使用爱奥尼亚人的方言，这一他认为是奴隶种族才会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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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史学界的巨擘就是修昔底德了，纵观古希腊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哲学思想的传承，很多时候是依托师生之间来完成的，比如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其实史学的传承似乎也遵循着这一规律，修昔底德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了，修昔底德之所以会成为史学家，就是因为，他年轻时，赶赴奥林匹克竞技会时，听到了希罗多德在朗诵自己的《历史》，在那一刻，他哭了出来，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老师。

 修昔底德是幸运的，他找到了指引他通往史学之路的导师，但是他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不想走导师这条路，他要自己开拓出一条路来，但是他的不幸却在最后给我们带来了幸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诞生于他之手，这难道不能说是一种幸运嘛。

  修昔底德是一名真正的史学家，他极力排斥希罗多德的趣味性写法，而注重学术性，同时也不再像荷马一样束缚于宗教的范畴之中，注重对事件的描述，和因果的论述与探讨，但是修昔底德也不是一个完人，他有着时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就是他的历史观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治主义的历史观，因此在写史时，他不可避免的把因果的最后归属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和某一特定人物上去了，但是这是没有办法，因为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能超前，已经不负他史学巨擘之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