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回家，我就陷入了关于地名的惶惑之中。
我家在皖北蚌埠市，这是结婚后第一次带着老公回家过年。我问我妈过年吃饭的酒店在哪儿，她说，“不就在淮河电影院附近嘛。”淮河电影院？这个电影院从我记事时就不存在了，我妈仍然固执地将那一片地方称为淮河电影院，不管那里已经重建了多少次，有多少新店铺、新澡堂和新学校，都属于淮河电影院“圈”。近几年我越来越发现，跟长辈们沟通地点时总要费点精力，他们口中的地点可能早就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灰飞烟灭了，但还是要习惯这些已经消失不见的肉联厂、橡胶厂、地委宿舍和电影院。比如说，在2018年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全家还要兴致勃勃赴往一个二十年前的地点，说起来有种言不及义的魔幻感。
“这是原来的二中。”在前往“淮河电影院”边上的饭店时，我和老公路过中心城区的一片建筑地，我也把我高中母校的“遗址”指给他看，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和我妈一样执着于过去的地名吗？我的二中不在这里也将近五六年了，可我还是习惯往那个方向看去，寻找它不复存在的门牌。
消失的亲戚分布“地图”
跟消失的电影院、学校一样，我家那么多的亲戚也都不在原地住着了，蚌埠新生的楼盘仿佛一夜间冒出，吞噬了所有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地点。亲戚们有的拆迁还原，有的买了带电梯的新房，还有的购置多处房产；旧时住在大塘公园的搬去了新城区，住在东面龙湖的搬到了西头海校。大家纷纷从朴素的“大院”、“新村”搬入了“澳洲”、“海岸”、“豪门”等等名号之下，东南西北全然颠倒，我脑海中的“亲戚分布地图”失灵了。
说起来这个“亲戚分布地图”，它在我脑中存在了近三十年，是在一次次串门玩耍、请客吃饭、过年聚餐中建立起来的。在黑暗的楼道里放过单调的烟花，在破旧的门帘前喂过大耳朵兔子，还有从大人手里拿过来旺旺大礼包，我都标注在“地图”里。通过这个“地图”，即使离开家乡，我也可以在脑海里对亲戚们的生活展开全息想象，而现在这张地图其实已经分崩离析了，我已经不知道从小玩到大的表妹成家以后住在哪里，或者我的堂兄新买了房子、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是在饭桌上一年一度地见面，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我再也不好意思提出去人家家里玩玩的要求。看不见到他们的房子装修，不知道他们每天走过的街道，还能算了解他们吗？我不知道。
就连我自己家，也从某个省重点高中的对面，搬到了奶奶家附近——虽然说搬迁的轨迹表现出了父母需求的变化：在重点高中附近住着，是为了我上学近，现在这个使命既已完成，就要照顾到奶奶的生活起居。但这么一来，我最熟知的街道也被猛然甩到脑后，再回来时，我发现，我对自己地盘的那一点知识也不自信了。就连新家电梯里遇到的穿着棉服睡衣的女人，还有牵着泰迪小狗的男人交谈的方言，都不是我熟悉的“市区味道”。（可能在他们看来，我讲的蚌埠话，也带有矫饰过分的普通话音调吧。）楼下横七竖八摆着的电瓶车和奇形怪状的代步电动车，也不是我熟悉的。我更想将之归结为从市区搬向城乡结合部的不适感——不知不觉间，我也变成在乎“市区”和“郊区”之分的人了，而我更担心的是，可能有一天，我所说的的二中、小吃街、KTV和软件城，也不会为新一代的孩子们知晓。
女婿与“好单位”
“小李在哪个单位啊？”在回来第二天的家庭宴席上，二舅对着我老公问道。其实二舅也许还记得我老公的工作单位，但领来个女婿就要问是什么“单位”，也是这里最为常见的寒暄方式。“哦银行啊，好单位。好单位。”二舅得到回复，这样说道。“说好单位，慢慢也在走下坡路了吧。”姨夫拣了一颗花生米，一句苦涩的点评从口中溜出。饭局还没开始，长辈两种观点短兵相接，已让新女婿如坐针毡。
什么是“好单位”呢？二舅和姨夫年龄相近，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走过的人生差不多，对于“好单位”的定义却不同，这大概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所决定的——通常来说，好单位，第一条代表着好名声，例如国企、事业单位，以及所有以本地地方名称开头的单位；好福利，一年到头能往家里拎点儿米油和肉；好收入，这是不用讲的，换算成房子、车子等实物人们才更有概念。在过去，大家总觉得事业单位比企业强，国企比私企强，现在随着时代进步，好单位里还加上了“上市公司”这一条。这也正是二舅的观点——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至今仍勤勉地工作，认为“小李在银行，所以总体不错”。而姨夫作为私营企业的经营者，近些年可能听闻了不少银行业江河日下的新闻，才会产生怀疑，“银行哪里比得过支付宝呢？”
有意思的是，虽然已经结婚了，不存在筛选对象的必要，家人也还会用“好单位”来比较这个女婿和那个女婿。所以一顿饭吃下来，谁家女婿工作如何，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比如我一个姐夫，就在一个“好单位”，他是我们当地一个局级单位的柜台办事员，正因为平日的工作事关民生，介绍起来也格外体面。但是让长辈不满的是，他总是留着一头与工作身份不符的火红烫发，还热衷各种鲜艳颜色的鞋子，用他丈母娘的话说，就是，“总被人问是不是发廊工作的，真气死了。”亲戚们也将这点与他常年不得晋升、只能守在最里面的柜台联系起来。为什么一个人的发型以及鞋子会影响他的仕途？当我对此表示不能理解时，我的一个姨，也就是该丈母娘的亲姐姐说：“提不上去，那能怪领导眼瞎吗？”我的一个妹夫也是在一个国有通信企业，从事网络维护，虽然福利大不如前，在过年别人能休息的时候，还要以一天八十的“价位”前去值班，但这不证明了他的工作不可或缺吗？
对于“好单位”，家里人的兴趣可能会突然提升，顿时发出许多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让女婿们措手不及面红耳赤，俗一点的会问：年终奖发了多少？更含蓄的会孜孜不倦地问询所在行业的前景，比如对在银行的，就问国际和国内的金融市场风险、私营企业贷款难度，以及银行受到支付宝冲击以后应该怎么办。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亲戚们一方面好像对女婿们很是关注，但另一方面他们具体在“好单位”里做什么、职位是什么、前途怎么样，就乏人问津了。
跟对男眷的高度关注相比，在几次家族的饭局上，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工作怎么样、年终奖拿了多少、工作行业前景怎么样，或者有没有拿米或者油回家。我只能在一旁帮助回答对于新女婿的问题，或者在一旁微笑点头。好像我领来了一个女婿，就已经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或者他就是我的“token”（代币），足够代表着我家的经济地位——说实话，这让曾经以学习成绩“睥睨”众人的我颇感失落。我知道家人也并不是针对我，我在上海工作的表姐是做护士的，常年没有节假日、日夜颠倒不说，还要照顾小孩指导作业，着实辛苦，但见面时，人们也只是关照她的小孩读到了几年级，从没有人问她的工作前途如何，或是应该如何看待蚌埠和上海的医疗资源差距、怎么评估医疗行业近几年的发展。
也许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的，一个闺蜜就跟我说，她家人还是会跟她交流工作的事情，也会鼓励她工作上进，只是当她提出想要从清闲的秘书岗位转到项目管理上去，她的爸爸反复问了她好几次，“你的小孩怎么办呢，你不打算要二胎了吗？”就像当我在饭局上期待有人会问我什么问题时，长辈们终于针对我说，“你今年好像有点胖了。好考虑要个宝宝了。”
女儿的生育问题
说回来，我最小的表妹也生了孩子。我大年三十前去看望时，婴儿穿着蓝色碎花的棉袄，戴着一顶小圆软帽子，露出迷蒙的双眼和圆嘟嘟的脸颊，由他的姥姥、我表妹的妈妈抱着。他乖巧地仰脸看我，五官和神情与表妹小时候无比相似。一瞬间，我好像看到的是，年方三十的姨妈抱着刚出生的小表妹，但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你身体恢复得好吗？”我问表妹，表妹从姨妈手里接过来孩子，快速地回答道，“还行”，就此打住。她还是一副稚气的模样，但是动作匆忙麻利了许多，我们跟她老公，也就是上面说到的国企职员聊天，她抱着孩子，在房间里兜兜转转，轻声言语。孩子三个月，现在已经十几斤了，表妹从小异常瘦弱，低年级被别的同学一拽就脱臼了，现在竟然能抱孩子这么久，实在令我吃惊。因为有我妈在一直以来的手机播报，表妹怀孕的全过程——比如孩子几周了、孩子出来了、孩子几个月了——我都是知道的。但比起孩子的状况，更让我忧心的是，表妹是如何走过了人生的“险关”的？对她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反而是我问起来徒增难堪——难道生孩子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作为已婚女性，在去年春节的那篇文章里，我已经提到了生育的压力，并预备在今年也会受到相应的敦促。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不同的家庭聚会中，我受到了各种旁敲侧击——表亲姊妹的小朋友在饭桌上或是聪明乖巧表演“拜年”的节目，或是玩儿手机不理人扮演“熊孩子”的角色，被亲戚们一边威胁似的赞扬，一边推搡到我面前，“看我们谁谁多可爱啊，会背《三字经》呢，来来来快跟小姨讲个新年好。”
而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在饭桌上谈及此事时的严肃态度，就像上文所说的——“把身体养好，就要一个小宝宝吧”，“年纪太大了，再要就不好了”——好像生育是一个纯粹医学意义上的、而非夫妇之间有关激情的事情。那我应该如何回应呢？作为女方，我年纪渐大肯定是否认不了了，而作为夫妻一体，我们身体有没有足够好到可以养孩子，还没试验过也未可知，所以我只能单方面表示：“我不喜欢属狗的。”这点可以说服大部分的长辈，他们表示同意，“属狗是不怎么好。”但这一招还能用几年呢？我奶奶已经有点儿不耐烦了，即使她的孙辈们生了孩子，都会离她越来越远，她还是积极地催促着我——她最小的孙女，不要辜负婆家的希望，“结婚已经一年了，人家家里人不会着急吗？不要到处玩了，快生个孩子。”
虽然对公开讲生孩子的事情有点不习惯，我对生儿育女是没有什么抵触情绪的。在我堂兄和表妹生孩子的时候，我都曾去看望过，但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逗孩子，有时会生硬地问一句“他/她现在有什么技能？”让父母自豪地拎出来婴儿仰头、爬爬、抓握，或者嘻嘻笑一番。大表姐家的小朋友到今年已经可以用英文拜年了，这让我了解到，说话、站立、乖巧、贪玩——小孩子的每个阶段都会迅速过去，没多久，他们就会长大成形站在你面前，到时又该我说，“长这么大了啊。”
“长这么大了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我小时候总听到的这句“客套”，其实是非常真诚的，只是并非为我而发，而是为长辈们自己失去的年华。今年尤其能感觉到，他们衰老与颓唐的痕迹，大姨在宴席上见到我，表情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与热情，对她女儿低声问，“这是谁？”我不知道她不认识的是我还是我老公。她的女儿也上了四十岁，但对她妈妈的健忘似乎不以为意，对我这样说，“年纪大了，一年到头见不到你们，就不记得啦。”上文讲到的认为银行业正在走下坡路的姨夫，是一个很有危机意识的人，看着小孩接连出生，一团喜气，他感慨道，“越来越多的新生命进来了，我们也逐渐要去那个世界了。”如此具有哲学高度的发言，在饭桌上当然是没有人应和的，只能虚浮一句，迅速遁入喧闹的祝酒词之中。
至于当了父母的同辈姊妹，虽然样貌变化不大，但内心再也不是孩子了。他们生活的重心从游戏机、言情小说、网吧暗恋等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奶粉、婴儿车和学区房。当然，还有更特别的，我还记得，去看望堂兄的小孩时，他拿出来一个本子，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天干地支合化分析，全是关于他新生儿的。在小孩出生以后，他才开始自学八字，企图在命运正式开启以前，洞察财富官禄运转的趋势，“你觉得小孩命格怎么样？”他有些焦虑地问我。此时，我的嫂子正在另一个房间，给孩子喂奶，阳光洒在婴儿车上面，玩具铃铛叮叮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