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谁也想不到又一个考验苏轼的日子就这样悄然而至。
宣仁后垂帘后，新党的蔡确被罢宰相，出知陈州。次年，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的时候，他信笔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抒发游览的闲情。诗却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与蔡确有隙。得到蔡确的诗他如获至宝，立刻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竟将贤德的宣仁后比做武则天，真的是大逆不道。
旧党官员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宣仁后怒不可遏，要将蔡确远贬新州。新州地处岭南，路途遥远，气候恶劣，被贬于此，等同于被判死刑。北宋此前还没有士大夫被贬岭南的先例。旧党的吕大防和刘挚也觉此举太过，就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而宣仁后却心意已决，竟然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身在旧党的范纯仁（范文正公次子）秉持正义，目光深远，向宣仁后力陈:
“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
我大宋治政宜宽，不能够因为文字的暧昧不明就诛杀或者流放大臣。现在的举措应该为将来效法，把大臣远贬岭南绝不能从现在开始。以过重的刑罚来除恶，就如同用猛药治病，过犹不及啊！
但最终竟还是不能制止。
他忍不住对吕大防感叹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近七十年了，今日我们开了此例，日后我们恐怕也难免有此下场。果然哲宗亲政，章惇重新掌权，范纯仁首当其冲，就被贬去了岭南。
世人皆因爱重苏轼，所以只看到新党对苏轼兄弟的迫害，却不知道远贬官员到蛮荒之地的最先却是元祐党人。
毕竟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除了苏轼被贬黄州，并没有牵扯到更多的人，寥寥几个也只是象征性地罚铜了事。而到了车盖亭诗案的时候，元祐党人对新党却是斩尽杀绝，除“恶”务尽。
据传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此外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善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而到新州不久，琵琶就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也没有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偶然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竟又呼琵琶的名字。蔡确忍不住内心悲痛，赋诗一首:
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这就是史称“车盖亭诗案”的始末。
作为新党要员的章惇，也因此案受累，被一贬再贬，饱受颠沛之苦。
而苏辙却乘着此案对新派的打击青云直上，最后位至宰相。
苏轼原本已经厌倦了这些没有原则的相互倾轧，要么新党和旧党的东风西风，要么党内的你来我往。他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索性潇洒地挥一挥手，自请外放。爱重他的太后就遂了他的心愿，准他去了杭州。
本来已经超然事外的他，是可以置此事而不理的，但他在临行前，竟给太后上了一道密札，来谈自己对此事的意见。
在札子中，他竟满怀天真地给太后出了一个油滑的主意，请皇帝下旨治蔡确的重罪，然后太后再下旨赦免。这样既可以申明法纪，也可以显示太后的皇恩浩荡。
作为文坛大家的苏氏兄弟，他们当然知道蔡确的诗是怎么回事，讥刺太后之意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如果说苏辙罔顾事实的弹劾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要借此来打压新党，以伸张自己的终极正义。而苏轼这样的不辨是非，就实在说不过去，毕竟他也是这一类冤案的受害者。
身为受害者，他自然深知这其中的痛苦，按道理也就应该痛恨这些为党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的伎俩。而现在他不仅没有阻止这样的恶，相反还出了这样的一个馊主意。
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要让新党也要尝尝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呢？还是真的为皇家着想，替皇家解决难题呢？假若这个主意他是在为太后的声名着想，却又将皇帝置于何处呢？
无论是在做人之道还是为臣之道来说，这个主意都欠缺“诚心”。
而眼里不揉沙子的章惇，当知道苏轼在此案中的作为时，能做何想？
恐怕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如果说他从前对苏轼还有那么一点残存的美好的回忆，那么现在的苏轼就让他愤怒和心寒。
这样的苏轼不是友人，也不配做敌人！只会是路人！
作为坡草的我，在看到此处的时候，也不免失落。实际上这才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有他豁达光明的一面，也就有他软弱暧昧的一面。
曾经把手同游的好伙伴，相约一起田园垂钓的好朋友，在大宋王朝党争的漩涡里就这样渐行渐远，最后竟背道而驰。
哲宗亲政后，章惇掌权，曾饱受旧党打击的他，心已又冷又硬。对元祐党人的清算自然是从前元祐党人的加强版。大笔一挥，苏辙就被贬去了岭南，而苏轼在他的笔下，就像他从前一样天涯四处飘零，最后竟漂洋过海到了海南。
他到最后，对苏轼可能已经没有了恨，因为恨也是一种感情。更多的也许是失望。因为失望，也就冷漠，因为冷漠，下手也就无情。但也并不比对别人更无情，看看他对其他旧党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只是风水轮流转，元符三年，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当向太后和宰辅们说端王当立天子之时，耿直的他直言极谏 “端王轻佻，不可临天下。” 但没有获得其他大臣的支持。于是端王继位，是为宋徽宗。
能够这样直言极谏，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这在他是最后一次对国家忠诚，也是对自己忠诚。
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北宋果然因宋徽宗玩物丧志而亡。也因此南宋统治者为尊者讳，章惇后来竟名入宋史奸臣传。引得无数史家为此唏嘘。
昔日曾经一起“二”过的小伙伴，身后却是如此迥然不同。
人生若只如初见，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因为确是故人心易变。
好在苏轼的那封回信可以证明，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因为苏轼病逝于遇赦的路上，两个人没有能够再见，曾经的恩怨是非，也已经风过了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