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各个城市如果说是一系列连锁店的话，那么澳门绝对是其中的一家“加盟店”。澳门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看着很葡萄牙但是细看又不是。以议事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疯狂的追求商业利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议事会里的葡萄牙人谦卑的面对中国官员，反而和葡萄牙王室保持着一定距离。
葡萄牙基于海洋的文明有两张面孔，一面虔诚的信奉天主，一面又狂热的追寻商业利润。而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门，这种商业利益至上的原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如果说整个葡萄牙海外属地，好像一系列连锁店的话，那么澳门就是其中的一家“加盟店”。虽然澳门建设得像葡萄牙的城市，也悬挂葡萄牙王室的十字盾徽，但无论在地区管治还是对外交往上，你轻易的可以把它和“直营店”区分开来。
有必要说明一下，按照中国的传统政策，如果外国人得到获准在中国境内居住，那么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习俗对自我进行管理。在广州和泉州，一直存在称为”蕃坊“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社群。在澳门，逐渐发展成一种”双重管辖权”：广东地方官员管理澳门全境，而葡萄牙人首领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葡人，只要其不危害中国的和平与秩序。
当然，澳门的葡萄牙人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获得这种治外法权全凭中国人“开恩”，而商业的繁荣也依赖着这种安排。1560年，澳门已经有了一名地方长官，一名大法官以及一名主教。作为一种基于海洋的文明，葡萄牙的很多海外属地由王家远洋舰队司令官加比丹·莫尔（Capitão Mór大船长）来管理。当舰队停靠澳门期间，名义上加比丹·莫尔就是澳门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
澳门商人很讨厌这种泊来的管理方式，因为这位大船长对当地情况并不算了解，此外军人出身的加比丹·莫尔时常采取强硬的态度面对中国官员，而这是最让澳门葡萄牙人不能容忍的，毕竟和气才能生财。好在这位加比丹·莫尔在澳门停驻的时间很短，间隔又很长，所以澳门真正的权利核心是议事会。
澳门议事会的起源有历史原因，但是金钱的作用也不可或缺。1578年葡萄牙国王阵亡于北非的战斗，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西班牙国王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开始了西班牙葡萄牙的合并。当1582年一名西班牙传教士前往澳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祖国的衰落当然令澳门葡萄牙人伤心，但最让他们担忧的是西班牙人可能会介入以澳门为中心的航线，而这意味着大量财富会被其他人分走。最后经过传教士勉强说服，全城葡萄牙人才心情黯淡的向葡西联合王国进行了宣誓。
为了减少西班牙的干涉，维持澳门在东亚贸易中的垄断，第二年也就是1583年，在澳门主教的建议下，全城葡萄牙人聚集在一起，选出了3名市议员、2名法官、1名检察官和1名书记员，组成了澳门议事会。他们还为城市命名，“中国天主圣名居留地”换成了“中国天主圣名之城”。同年，葡属印度的总督确认了澳门城市的地位，享有和葡萄牙城市埃武拉同样的特权、自由和惯例。根据章程，议员应该出身葡萄牙贵族，但是澳门并没有那么多贵族，所以很多商人跻身议员行列。一些商人议员竟然不会写字，在文件上的签名就画一个十字代替或者由秘书代签。但是无论是贵族议员还是商人议员，他们都非常重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不过王室对这种情况是不满的，国王在1587年的信中仍然称澳门为“澳门居留地”，而且反对由当地代表来管理澳门，要求确认舰队司令官加比丹·莫尔的最高统治权。但事实上，澳门议事会想方设法排除外来的干涉，仍然牢牢把控着城市。
在财政上，澳门和葡萄牙王室一直分得很清楚。议事会用进出口税收来维持城市运作，包括向中国官员支付地租，此外还资助圣保禄学院、仁慈堂这类教育和慈善机构，而其他城市这类支出由王室负责。如果产生了赤字，那么由议员负责解决不足的部分，澳门从没有花费过王室的钱。当然如果有余钱，议事会也会用于发展澳门的商业利益，如提供船舶抵押贷款等，而不是给葡萄牙其他地方。里斯本的海外事务委员会坚持认为，澳门应该每年向委员会支付一定的费用，因为其他海外殖民地都这样做。来自里斯本的催讨信件送到澳门，但议事会显然一直没交过这钱。
在法理上，澳门葡萄牙人由葡属印度果阿总督管辖。议事会总是抱怨果阿总督远离澳门不了解当地情况，而总督则不断提醒议事会不要忘记葡萄牙国家尊严。1714年五位中国官员来澳门视察的时候，议员们按照中国礼节跪叩请安，又让炮台鸣炮致敬，全澳门教堂也敲响钟声。中国官员一高兴，就免除了当年地租1000银元。总督听闻后，训令澳门议事会从今往后无论多么困难，都不得向中国申请减免地租，更不能从经济方面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总督对议事会成员竟然七次跪拜非常恼火，训示作为基督徒除了上帝不应该向任何人下跪，更不应该有低人一等的表现。但是议事会觉得能减免1000银元非常合适。
在澳门，管辖军队并作为国王代表的澳门总督——在澳门被称为兵头，故意忽视其总督称谓——常与议事会发生矛盾。澳门第一任兵头马士加路上任后，他反复向议事会和中国官员解释澳门可能遇到的入侵，尤其已经发生了1622年荷兰入侵，急需加固炮台和修建城墙。这引起了中国人的警觉，广东地方官员下令立即停止施工。议事会马上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他们害怕中国人切断澳门的食物供应，更害怕贸易利益受到损失。议事会很快选派了代表，去广州向中国人鞠躬致歉。这件事把兵头气得半死，但是议事会依旧我行我素。在1624年3月装模作样推倒了一部分澳门城墙后，议事会又轻车熟路的给中国官员送上一笔贿赂，才算保住了要塞工程。
此后历任澳门兵头经常抱怨议事会不给军队发放金钱，而议事会则抱怨兵头干涉市政厅的仲裁事务。双方甚至发生过激烈的冲突——1710年兵头戴玉冰（Diogo de Pinho Teixerira）向议事会会所投掷了炸弹。澳门的葡萄牙人相互冲突，不知道中国地方官员当时听闻，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澳门议事会笼罩在追求商业利润的氛围中，他们的行事方法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和中国地方官员的交往中，议事会永远是谦卑的；作为葡萄牙的国民，却与葡萄牙王权始终保持着距离。归根结底，贸易带来的利润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这一切都成为塑造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的一个原因，留给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丰富遗产。
发现还少为人知的真正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