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百花深处的秘密组织！︱《黄长老买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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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5日，是庆祝日本投降75周年纪念日，为此，我们本周将为大家奉献上抗日在北平的系列主题，为大家讲述北平时期的抗日故事，我们和大家一起感受北京红色文化带来的传奇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城内地下党的工作极端艰苦和困难，经过不断的解密和相关人士撰写回忆文章，给我们看到了当年的艰苦岁月，那当年北平的抗日斗争都谱写过哪些壮丽的篇章呢？

▍ 隐藏在百花深处的秘密组织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沦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转移到了西部山里。

为了沟通北平和太行山深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先后在平西、平北、冀中、冀东等地建立了秘密情报联络站和交通站。在北平城里，也建立了一些地下情报站、联络站。这些战斗在日伪心脏中的地下勇士，为八路军搞情报、弄物资，传递党的指示，护送过往的领导、学生和外国友人。

百花深处就有一个为八路军、根据地搞药品的联络点。20世纪30年代末，小胡同里开了一家古玩铺，店铺名叫“明华斋”，掌柜的是个年轻人，叫叶少青。铺子开张后，生意不好也不坏，也就是维持。但是，从掌柜的到小伙计，每天精神头儿挺足，还真忙活儿。

实际上，明华斋古玩铺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主要任务是为根据地搞非常紧缺的药品。掌柜的叶少青就是联络点的负责人。而叶少青的上级，就是黄浩。

▍ 死过一回的黄浩

黄浩1895年出生在著名的侨乡、广东省揭阳县。袁世凯复辟称帝时，黄浩在广州光华医学院积极参加反袁称帝的斗争，结果被判处死刑。但是处决前一周，一件意外的事挽救了他的生命。由于法院院长的老母亲患重病，经光华医学院院长抢救，转危为安。法院院长很是感激，要以重金酬谢。但医学院院长婉言谢绝，只提出释放黄浩的要求。法院院长欠了医学院院长救母的大人情，就答应了。于是，法院院长借故拖延行刑日期。不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黄浩也在1916年5月11日获释出狱。已经“死”过一回的黄浩不改初衷，继续战斗。

1920年，黄浩、王佩芝夫妇俩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开了一个小诊所；1927年又迁居德胜门内簸箩仓胡同，创办了一家挑补绣花厂。由于黄浩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堂主办的崇慈小学校舍，当上了崇慈小学校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这两个身份，为他日后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1937年5月，42岁的黄浩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路经陕西三原县时，黄浩遇见了彭德怀。彭德怀在他的纪念册上题写了“坚持抗战到底”六个字，鼓励他坚持走抗日的革命道路。

随后，黄浩秘密返回北平，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黄浩在北平设立了10来处秘密联络站，百花深处的明华斋古玩铺就是其中之一。

▍ 尽最大努力采购药品

当时，抗日根据地物资紧张，尤其药品奇缺。根据张珍部长的指示，黄浩在同乡、亲友、工商界、抽纱界、教育界、侨胞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筹集经费，为根据地秘密购买药品。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对药品控制很严，尤其是西药，禁止西药流入根据地，市面上也很难买到西药。

1939年5月的一个清晨，有人敲新街口丁字街顶头的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大门。看门人一听这人满嘴的河北乡下口音，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一准儿乡下“教友”有难了，来找乐善好施的黄长老帮忙。他赶忙打开门，将中年汉子让进教堂，说道：“黄长老过一会儿才来，您先进来等等吧。”

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一位戴着眼镜、西装革履、四十几岁的中年绅士走进教堂大门。看门人赶忙招呼：“黄长老，又有乡下教友来找您了。”

黄长老缓步走进会客室，中年汉子笑嘻嘻地迎上来。黄长老一看认识，赶紧说：“这不是杨‘教友’吗，今日来有什么事呀？”老杨答道：“俺们那的教友赶上春荒，想请长老布施救济一下。”黄长老闻听此言，缓缓地说：“那就到我办公室说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室。黄长老关好门，压低声音问道：“老杨，你这次进城带来了什么任务？”

原来，老杨根本不是什么“教友”，而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就见他把袖口拆开几针，撕开一个小缝，从里面取出一个折好的细长纸条，递给黄长老，低沉地说：“黄长老，这是一个密写的药单子，张珍部长让你抓紧采购，尽快运往‘家里’。”

黄长老接过密写的药单子，很淡定却又很坚毅地说：“好！我一定按期把药品送到‘家里’。”

黄长老名“宠锡”，单字一个“浩”。他不但是新街口福音堂的长老，还是米市大街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董事、董事长，崇慈小学校长和崇实小学、崇慈女中、崇实男中董事。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却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黄浩一看单子脱口而出：“这次胃口真不小啊！”再一看，他更兴奋了：“消灭鬼子，仗越打越大，‘家里’太缺药。胃口再大，也得想法子满足需要。再说，这可是大夫开的单子。”

原来，1939年白求恩大夫来到冀中军分区战地医院视察，希望搞一批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开了药单，交给张珍部长。张珍立即派人把密写的药单带进北平，交给了黄浩。

要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买药品、医疗器械，困难可想而知。大胆机智的黄浩，自有他的办法。

比照药单子内容，黄浩夫妇俩屈指一算，除了香港、上海过几天秘密发来的一批药品外，还缺一部分药品，必须立刻筹措经费，启动地工组成员，马上购买，刻不容缓。

黄浩把购药单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叫来女儿黄曙鸣，让她骑车送信儿。别看黄曙鸣只有十几岁，但她在爸爸、妈妈培养下，已经成为地工组的小骨干，秘密工作经验很丰富。她骑上自行车，出簸箩仓胡同不远，回头观察，发现有个人似乎在跟踪自己。于是，她把车骑得越来越快，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就把这个人给甩掉了，顺利地完成了送信的任务。给谁送信啊，她分别是到崇文门泡子河14号和东柳树井17号，通知李庆丰、刘仁术两个联络点，购买药品。

同时接到任务的还有地工组其他成员，他们立刻行动起来。王佩芝和黄浩的秘书吴又居到北平汇丰银行，将黄浩从广东潮汕、香港等地同乡、亲友筹集来的巨额经费，以进货的名义，取出一些作为买药的资金。

地工组成员李庆丰是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搞赈灾、为教会医院生产为名，利用医院的设备，在医院A楼礼堂组织爱国职工做消毒急救包，主要有刀子、纱布、小药品、裁剪绷带等。他还把原材料拿回家里，全家总动员，老岳母、夫人于淑敏和子女李寿康、李寿英都动手制作消毒急救包。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设的，日本人也奈何不得。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如此大规模地为八路军秘密生产急救包，堪称一绝。

平西情报站工作人员在香山碧云寺合影。

地工组成员刘仁术是平津硝皮厂老板、一个大富商，还是日本人办的北平制革统一联合会的要员。凭着这些身份，他和夫人费路路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买到了所缺的西药。

两天后，香港、上海的药到了。黄浩来到新街口丁字街南边的邮局“提货”，随后王佩芝“取货”回家。一会儿，两辆人力车停在簸箩仓胡同6号门前。因为工厂常进料，也经常通过新街口邮局往天津、上海、北戴河及新加坡等地发货，街坊四邻对这场景都习以为常了。看到王佩芝又“进货”了，邻居夸奖道：“黄太太，您好能干呀！进料、寄货都自己动手！”她一口潮州腔微笑着说：“过奖了！过奖了！大家一起发财。”

王佩芝坦然地踩了两下自家人力车的车铃，地工组成员女工姚文清闻声跑出来，和她一起将车斗里的三个包裹搬进院子。工厂的女孩子们围上来问：“老太太，是不是又寄来新样品了？”她们哪里知道，这批“货”就是给白求恩大夫购买的药品。

夜深人静时分，女工们都睡了，黄浩夫妇带领姚文清、女儿黄曙鸣在四合院后院，将药品、器材分类包装。为避免受潮，王佩芝先用蜡纸把粉剂和片剂，比如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等包好，再用黄色土油布包严。最后，用布包裹好，分别打包或装入柳条箱。

▍ 药准备好了，怎么运出日本人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呢？

新街口南大街路东有一条小胡同，名字很有诗情画意，唤作“百花深处”。1939年年初，百花深处西口新开了一家古玩铺，铺号“明华斋”。这家铺子上下两层、古色古香，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新街口一带的老街坊都知道，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就是乐善好施、大名鼎鼎的黄长老。

这一天，明华斋刚开门一会儿，就见一个身着长衫的人进了铺子。大高个儿掌柜叶绍青赶忙热情地打招呼：“苏老板，有日子没见了，您一向可好？”

情报人员黄浩公开任职的新街口教堂在1958年就已关闭了，现为一家体育用品商店。

到了楼上，两位老板买卖人的表情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秘密交通员老苏对黄浩地工组成员叶绍青交代如何通过秘密交通线，把这批药品和器材运到根据地。

过了一天，西直门城门。下午4点多钟，太阳已经挂在西山边上了，这时就见一辆法国雪铁龙小轿车开来了。不论日本人还是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大夫的车。没说的，放行。

贝熙业1912年来到中国，先后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师、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北堂（西什库教堂）医院院长、燕京大学校医、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中法大学董事会董事等职务。为了让有病的女儿康复身体、呼吸新鲜空气，他在北安河村西阳台山东麓建了处花园别墅，当地老乡称为“贝家花园”。贝大夫在中国行医当年，既给北洋大总统袁世凯看过病，也给北安河附近的百姓看病，威望很高，村民送他一块“济世之医”匾额。

日军占据北平后，贝熙业大夫十分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教会的关系，黄浩和他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久，贝熙业成了黄浩地工组的一名交通员，贝家花园也成了一处秘密联络点。黄浩就用贝熙业大夫的小汽车，从北平城区往妙峰山下的涧沟村，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

▍ 黄浩暴露了

1943年8月5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部电台被敌人破获，黄浩暴露了。7日拂晓，日本宪兵队的两辆大卡车突然停在簸箩仓6号黄浩家门口。黄浩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摇晃铁门声，知道事情不妙。他从卧室出来，跑到东跨院，凭借平日练太极拳的功底，登上房顶，越过簸箩仓4号后院大门，逃了出来。他穿过小胡同，一口气跑到另一个地工掩护点——交道口南板厂胡同济生助产诊所，暂时脱离了危险。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当时的黄浩家。黄浩蹿房越脊、雨中脱险后，夫人王佩芝立即让女儿黄曙鸣撤掉梯子、放入杂品屋，免留痕迹，然后让李师傅开门。日本宪兵见迟迟不开门，就从西院爬墙上房，跳入院中。

黄浩撤离得太匆忙，卧室里蚊帐仍然挂着，怀表还在小圆桌上走着……已经来不及收拾丈夫的卧室，消除撤离的痕迹，王佩芝急中生智，用日本人、汉奸翻译都听不懂的潮州土话对孩子们统一口径：“如果日本人问，就说爸爸昨天去天津啦。”

日本宪兵没有抓到黄浩，就审讯王佩芝。她镇定地说：“黄长老去天津了。”大人不说，日本宪兵就对孩子下手。

当时在场有6个孩子，大的20岁，小的才2岁。黄浩的二儿子黄悌虽然只有15岁，但他身材魁梧，日本宪兵以为他是老大，就把他推到屋檐下的水沟，用雨水冲头，并举枪威胁毙了他。黄悌按照妈妈的口径说：“昨天爸爸去天津了。”

日本宪兵见黄悌不说，就用黄浩家浇花的大铁壶往他嘴里灌凉水，然后踩他肚子。感染肺结核住院治疗才出院不久的黄悌，很快就晕厥过去。日本宪兵又审问其他的孩子，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

看到日本宪兵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王佩芝心如刀绞。她心疼孩子，但绝不能说出丈夫的下落。因为她既是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更是一名抗日的地下工作者。

折腾了10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无奈，日本宪兵留下伪警察“蹲坑”，继续监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

几天后，黄浩身穿刘仁术的浅灰色西装，化名林济时，以从广东来北平逛颐和园为名，搭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原委员长、汉奸朱深二女婿齐崧的车顺利逃出北平城，经“贝家花园”、妙峰山情报交通联络站，安全抵达晋察冀边区。同年12月，王佩芝也带着6个孩子撤往上海。

▲黄浩和王佩芝晚年合影

现如今，幽静的胡同里还是经常会有些面容安详的老人，当问到百花深处抗战时期的地下联络点时，老人们大多摇头，表示不知道。是啊，狼烟早已散尽。即使当年百花深处的老街坊，恐怕也不会知道当时的地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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