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视中国历史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主旨，我想应该就是他在书中频频提及的那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视中国历史。

当然，这样的一种姿态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尽管站在今日之时空来回望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时间可谓长，距离可谓远。但很显然黄先生所说的长与远绝不仅仅是个物理概念。即使在足够长远的时空之后，无论写史者亦或读史者（其实写史从广义上亦是读史），自身都还需要具备足够宽广的视野以及足够深沉的对世事人性的包容性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拥有这样一种长时间远距离检视历史的姿态。

书中对我触动最深的观点是：不要以道德的名义去简化历史。

比如，通过史书或影视剧，我们会知道，在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年都会有皇室生活奢侈腐化和奸臣当道之事。而许多史书或影视剧的立场，也包括我们很多人往往会持有的观点，都会把朝代的灭亡与这些因素紧密相联。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往往会认为，如果皇室生活不是那么腐化堕落，如果没有这些奸臣，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朝代很可能就不会灭亡，至少不会那么快灭亡。

这样的看法，在本书看来，其实就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了历史，也是夸大了当权者或权臣的个人道德水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最关键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到了某个朝代的末期，其僵化的体制、粗糙简陋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驾驭一个各方面尤其经济上已较当朝初期大大发展了的、日趋繁复的社会，于是推陈出新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用我们中学时在课堂上所学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发展以后，既有的上层建筑已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基础，“破”因此就成了唯一出路。

另有一点，同样与道德有关——不要用普通人的道德观去评价执政者。

比如唐太宗纳谏，我们后人往往会认为是他胸怀宽广，其实不尽然。按照本书的观点（我也基本认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接受魏征等人的犯颜直谏，心胸的关系所占比例不大，甚至也不是真的因为看重谏言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他其实只是因为想要标榜自己是一个明君。当然，无论出发点是什么，他因此而做出的那些行为本身仍然是值得赞赏的。

再比如，汉高祖屠杀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种种行为，从一个人的角度，真可谓是“残酷少恩”，让人心寒。然而，站在其作为一个刚刚夺得天下的执政者的立场，当时当日，为了巩固新朝代，他似乎实在又有许多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从某个角度，这其实也符合老百姓希望天下太平、战事平息的利益诉求）。也难怪，据《史记》记载，刘邦听闻韩信已死时会有“且喜且怜之”的复杂表情。

书中还有其他许多的分析和观点读来也颇有启发。比如，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的必然性及其形成的政治系统的得与失，从秦汉第一帝国到隋唐宋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第三帝国的经济文化衍变和发展脉络，何为真正的“封建社会”，如何看待《史记》中所呈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真性情与后人眼中儒家的拘泥迂腐之间的关系与变迁，如何理解“藩镇之祸”之类问题的真面目，等等。

而在阅读过程中，上述种种还涉及或引发对其他一些具体人物命运的思考。比如晁错与周亚夫。前者，汉景帝先是倚仗他削藩，后因“七国之乱”，又以“离间君臣大逆不道”之罪杀之；后者，汉景帝先用他平“七国之乱”，十一年之后又以他“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借故将他下狱死。而种种变故，非此二人（其实也包括前述被削之藩）真有错，亦非汉景帝为人之无情义，实为汉朝庭为巩固自身统治之所需也。再次印证了一个观点——中国传统历来多以道德之名义来品判人事，而其实，最无法成为诸类品判之依据的恰是道德。亦正如前面述及汉高祖屠杀功臣时所言，古代帝王统治者的道德与普通人的道德非同一物也。

另外，晁错与周亚夫之类人物的命运，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祸福相依之理。因为自身某种才能而得到重用，又同样因之而不得善终。所谓成也之，败也之。而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在帝王家天下的集权统治下，个人尊严与安全是无法真正得到保障的。

让人感慨的，还有武则天执政时与其儿子们之间的爱恨纠葛。种种情境，实在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天性（此天性非母子之情，而是指自我政治及人身安全之所需）使然，以及时势使然，无以避之。这样的母子关系，既在人性之中，又在人性之外，注定是一场悲剧。

最后，摘录黄仁宇先生在本书《卷后琐语》里的一段话作为小结——

“我希望与本书读者共同保持一点检讨中国历史的心得，此即当中的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骤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