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没钱，就住小点的房子……34岁重症医生说有样东西很贵 | 医师节特别策划报道
导读
尊医重卫，细节决定成败。
来源：医脉通 作者：苏暄 本文医脉通编辑采访撰写，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医师节特别策划报道
01
我国医生收入不多，付出更多
这是一次罕见的全球性危机，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近几十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像是一场全球收看的突发对抗赛，我国医务人员在抗击疫情行动中彰显了哪些最可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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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医务人员，肯定首先是希望尽力把疫情控制住，恢复正常生活。我国是医疗资源向老百姓倾斜的平民医疗，以公立医疗为主体的医疗体系。医生收入可能远不如欧美国家，但我国的医生付出的可能更多。”驰援武汉的一线抗疫医生、北京世纪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臧学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医生收入高，由此社会地位也高，但从疫情爆发以来，有媒体报道，他们有些医护人员因防护设备不足，担心感染新冠而辞职。相比之下，疫情危急之下，没有出现临阵脱逃或请辞的情况，显现出我国的医务人员所具有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
02
尊医重卫，细节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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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就曾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然而，现实可能是这样的：医院里年轻的医护或许都有这样的经验，患者喊你：服务员，来一下。这时候你该纠正他/她，对称呼，千万不要见惯不怪。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曾说：社会有一点误区，认为医疗行为有点像商业服务，这在根本上是不对的，医疗问题的本质是照护，而不是服务。
医务人员在疫情中出生入死，护佑百姓平安。即使是出于感激或回报，对医护人员的态度是否该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工作生活中称呼他人，我们都会礼貌地说“老师”；当面对救命恩人，还喊得出“服务员”吗？常年护佑百姓健康的医生们，当然值得被尊称一声“大夫”“医生”。“尊医重卫”落到细节上才能真正做到润物无声，恰当的称呼体现了对他们工作价值的正确认知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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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臧学峰表示，这可能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了，也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医护人员属于服务行业吗？好像不是，我们更多时候是帮助患者来克服病情，帮他渡过难关的一个角色。2005年我报考医学专业时，医学还是很热的专业，各省各市的高考状元等顶尖人才报考医学的最多，尤其是我们山东省。近十几年尤其最近几年，医护人员的整个执业环境不是太好，报考医学的热情有些降低。很多人都担心今后可能是学渣来负责大家的健康。此次疫情更加凸显了医护人员的地位角色，大家对医护人员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医护人员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今年医学专业重回Top10是个好的现象，体现了社会对医护人员的重视。
为何会报考医学？当时班里学医的后来还在临床上吗？待遇跟不上、过于疲劳、得不到尊重是不少医生改行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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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学峰回忆，“那会儿家里人认为我的性格适合做医生，做事比较稳、有条理。家里也需要有一个人学医，给他们提供更多保障，加上我自己也喜欢学医，觉得医护人员值得尊重。我记得我们班里50个人，大概能有10多个都选择了医学这条路，当然基本上都是学习好的这拨人。2010年往后的近10年，报考医学的都不太多，觉得这个专业又累，还得不到尊重。我们高中的那一拨同学，大多数还都干着自己的专业。有医生也有护士，也有自己开诊所的。”
改行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每个人的理由都不一样。大学班里有50多个人，毕业后有不少从事其他职业，考公务员有两个，还有从事医药代表做销售的。我研究生的同学也有几个改行的。比如有个同学是干呼吸的，大概3天左右就要值一个班。他那个班还特别累，实在是撑不下去，而且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最后他就放弃了，后来就去了医药公司。
“从医学专业本身来说，可能需要前期投入很多，本科学制5年，还要读硕士博士，时间更长。即使博士毕业进入临床一线，还是得一步步将之前学到的转化为临床知识，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在临床上得心应手。医学不像其他专业大学毕业后立马能体现自身价值，能很快兑现。但整体来说，我还是很认可医学专业的。”臧学峰的想法是，年轻人确实要面临结婚、买房、养家等问题。但是钱多少是个够？还是需要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好。年轻时没有钱，可以住小点的房子，旅游少一点，少一些额外消费，把精力和时间专注到自己的学业和业务上，对自己今后的成长也更有帮助。说到底，坚持梦想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做医护人员最主要的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初衷。
03
医生不能总是过于疲劳
很多医护人员一边吐槽着一边继续工作着。其实，吐槽归吐槽，大家都知道，任何行业从事的人越多，这个行业才能越兴旺。
ICU的工作看来也是极累的，昨天上午，听您说昨天一整天就睡了1个小时，于是改为今天采访。如此辛苦，长此以往，身体是否吃得消？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这个特点，昨天我那个班，一晚上不停地到处走，一会儿这个科有事儿，一会儿那个科要“灭火”，最后兜不住了都得送到ICU，我给他们顶住。因为我是从事危重症的，我们这个专业对我们医院来说，是患者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普通科室是治疗单病的多，病情重了之后，尤其出现全身问题的时候，确实是搞不定，只能我们来。”臧学峰谈到。目前急危重症专业毕业的硕士的工作还好找，原因是这个专业比较累，又很紧缺。据我所知，北京的三级医院也就急诊、重症还招收硕士生，其他多数都要求博士学历。有的人从这个专业里找不到成就感，自身的价值或目标实现不了，所以很多人就放弃或不愿意从事这个工作，这也确实看每个人不同的想法。
当然ICU肯定不可能每个班都非常累。昨天那个班确实特别累，我带着一个新来的大夫两个人，一晚上就是不停地收患者，然后科里的患者又特别重，然后一晚上我们俩轮着一人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
04
武汉那种情况，不去不行
疫情刚刚暴发时，当时由于家里孩子小，臧医生的妻子也是临床医生，也很忙碌，其实不太赞同他报名去武汉。
“我妻子跟我是研究生同学，毕业后就结婚生孩子，家里孩子才3岁，老有感冒发烧等各种问题，需要照料。平时由我妈一个人带孩子，我妻子需要轮转住院总医师，轮转这段时间她的班也很紧张，隔天一个24小时的班，比较累。如果我要去武汉，相当于家里孩子就没人照看，万一有点什么事，就怕顾不过来。另外，当时对新的病毒还处在了解的过程中，谁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网上各种传言、视频出来，恐慌的气氛确实比较浓厚。”
臧学峰医生，图源：受访者提供
臧学峰记得，大年初二（1月26日）早上下夜班正在回家的路上，主任在医院的工作群里发了一篇支援武汉的“动员令”，他迅速回复消息，只写了两个字：我去。
“在此之前我就一直关注这个病，因为那时都说这个病一旦发病后都特别重。我就在想，这个病一旦传到北京后，该怎么应对。然后就老去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会儿我觉得，如果武汉疫情守不住，可能北京就是下一个。尤其看到武汉当时那种情况，不去肯定不行，我就报名了。报名后，经科里、院里商量，决定让我去了，我就把这个事回来跟家里说了。我妻子是知道我有这个想法的，她开始不太愿意，但后来我已经报名了，也审核过了，也就没再说什么，只能帮我尽可能做好出发的准备。”
在武汉一共呆了多长时间？作为重症专业医生去了武汉，天天接触那些很重的患者，现在想起来，那段记忆是不是还有点晦暗？
“我们在武汉待了65天，最开始去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熬的，你手头上什么都没有，真是要啥啥没有，我们是硬着头皮开的病房，条件都跟不上。虽然有隔离服，但脚套、眼罩都不足。那时大家都在各自想办法。我幸好有个朋友通过武大校友会，当时从韩国采购了一批眼罩给我们送过来。接手的患者也特别危重，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去安慰他们，让他降低氧耗，帮他挺过来。那时也确实没有太多有效药物，很多时候就靠医生一张嘴。”臧学峰回忆。
臧学峰医生在武汉抗疫一线，图源：受访者提供
汉口当时是处于疫情最中心地带，臧学峰支援的是武汉协和的西院，接管的是耳鼻喉科一个普通的病区，都是去了之后现改造成传染病房。去武汉支援的大多是呼吸、重症专业的人，本来说是去接管ICU，但实际到了那儿发现，根本没有相应的设备，没有呼吸机、监护仪，只有吸氧条件。最困难的是1月29号至2月10号的那段时间，我们只能利用已有的条件去尽力抢救患者。
“武汉当时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如果心里老去想那个患者怎么那么惨可能无济于事。对我来说，更多的精力都是在想有什么好办法去应对。”在武汉的那段时间，臧学峰将更多精力放在“刀刃”上了——研究如何结合疾病的特点，改善患者的缺氧症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个改善氧合状况的有效方法：“俯卧位通气”，就是让患者趴着，不用任何的设备，用俯卧位通气来改善氧合状况。多例临床观察显示，俯卧位通气确实能降低患者的死亡率。目前这一研究论文已被重症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接收。
当时大家都想离开武汉，医务人员还在逆行，你们没感到害怕吗？
那个时候都已经到了那种状态了，如果武汉疫情“战况”守不住，全国就会“失守”了。臧学峰回忆，当然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大概就在2月初，有一次也是值完了夜班后，由于跟患者陈默（化名）接触得多，他心里也直打鼓。这位患者跟他年龄差不多，比他大一岁。臧学峰第一次给这么年轻的患者告病危。那个晚上，陈默病情特别重，暴喘、憋得特别厉害，臧学峰给陈默叩了半个小时背，咳出的是那种带着血的鼻涕样痰。他数了数陈默呼吸的次数，正常人每分钟20次左右，她每分钟60次，急促而无力。
协和西院只有20张ICU床位，臧学峰想帮陈默争取一张，他连着打了几个电话过去强调：“患者很年轻，一定要尽力试试！”20多天后，陈默病情好转，从ICU回到了病区。她已经不记得臧学峰了，但还记得那晚的感觉，身体里好像浸满了水，已经没到嗓子眼了。
“那天跟她接触太多，加上那段时间都在说气溶胶传播，那会儿自己确实是害怕。回去之后开始觉得嗓子疼、打喷嚏、不流鼻涕也没发烧，但也很有些担心。尤其我还得上夜班，白天必须睡觉，但根本睡不着，特难受。在那边就开始跟他们要睡觉药，我以前从来没吃过安眠药。”臧学峰说。
但是因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也是通过这些跟患者的接触，就想到了俯卧位通气法？比臧学峰大一岁的患者是否也试过俯卧位通气，后来情况怎么样？
“当时我们发现有个40岁左右男性患者。他躺着难受，只能坐着或者趴着会好受些。他只能坐在床边上，坐得久了屁股疼，就把两摞卫生纸放到床边，坐在纸上，然后趴在床上，这就给了我一个提示。”臧学峰观察，患者趴着的时候，当时去测氧饱和度挺好，躺下就不行。他想起一般都是给气管插管的重症肺炎患者才用的“俯卧位通气”，就是让患者趴着。主要原理是患者的后背部渗出太严重，把气道都给堵死了，气过不去；趴着之后渗出能少一些，然后通气就改善了。后来这个患者度过急性期就好些了，慢慢地恢复了。
臧学峰就想，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在其他患者身上试试，于是就在一些患者身上尝试，发现效果确实挺好，他们那层楼去世的患者也因此相对要少。当时与北京进行专家连线经验交流的时候，他的这一发现作为一项成功经验，带给大家不少启示。
“那个患者（陈默）当时病情太重了。”虽然臧学峰也试过给她用俯卧位通气，但没能逆转病情，后来转到了ICU，插管上机了，逐渐好转后也转回普通病房了。后期随访发现，她的情况都挺不错。
国外有研究指出，进过ICU的新冠患者预后并不是很好。经过ICU治疗的新冠重症患者，有没有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臧学峰对武汉患者追踪发现，高龄患者，从ICU转出后也会有各种问题，因为他们器官整体已处于衰落状态，这个病可能会加速这个状态。年纪轻的，尤其是二三十岁的患者预后一般都挺好。后期随访发现，包括肺间质纤维化等，吸收得都还可以。可以说，新冠肺炎对年龄大点的人群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去世的武汉新冠患者以高龄人群为多。
责编 | 苏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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