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大不在“海边”，而在“山上”，夏天的时候，推开教室的窗户，林木葱茏的五子顶就在眼前，沿樱花大道绕到山后，站在半山腰往下看，是一片黄墙红瓦的平房院落，这就是与海大相邻而居的两个村庄：牟家村与北龙口村，2016年秋季，我给学生设计了一个教学实践项目——“被大学改变的村庄”，要求学生3—5人一组，每周利用课余时间，深入这两个村落，穿巷入室，观察访谈，看一个大学的到来，如何改变了这里原住民的生活。
（一）
我关注这些被大学改变的村庄，始于我在西安时的生活。长安大学城位于西安南郊终南山北麓，这里原本是关中平原上的一望无际的肥沃良田，许许多多的人家散落其间，后来，各个大学来这里圈地建校，墙内起了高高低低的楼房，墙外修了宽阔平坦的马路，没了地的农民，在马路对面盖起了红砖小高楼，密密麻麻，包围着校园。村庄的名字，有“周家庄”这样普普通通的，也有像“小居安”这样带几份雅意的。
从2016年9月起，我在青岛时，时不时看到以前同事发朋友圈，抱怨西外长安校区家属区南边有人焚烧垃圾，呼吁媒体关注，后来不断有媒体关注，但一直于事无补，到12月时，澎湃新闻报道了，事情似乎才有转机。
其实，困挠大学城师生的，何止是燃烧的垃圾。在我的记忆里，从2005年秋天到这里工作起，高校与村民的冲突像家常便饭一般。05、06年那会儿，时不时有村民围堵各校的校门，有时是讨要工程尾款的，有时是要求更多安置补偿的，当然，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理由，还有一次，是一个村的村民为了给自己新开的店铺聚人气，要求西外在北边围墙开门，而这一带是学生宿舍区，学校担心学生安全，没有答应，愤怒的村民锣鼓喧天一整天，鞭炮齐鸣又一天，到最后，直接开来推土机一拥而上，把校园围墙豁开一个巨大的口子……
记得村民敲锣打鼓的那一天，我正好在隔壁西北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窗外锣鼓声震耳欲聋，我和满座的学生苦笑无言，心里充满了憎恨。
直到有一天，我陪着一位好友在学校周边散步，说起对村民骚扰的不满，随口就骂了声“刁民”，没想到朋友站住脚，看我半天，说：“哇，现在也满满的精英意识啊！”
我这位朋友心真口快，但他善意的嘲讽的确提醒了我，无论从做人伦理还是专业角度，我都没有从情感上仇视这些村民的理由，人很容易在轻佻中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后来，在西北大学参加一个活动，认识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老院长刘路教授，他发言第一句话就说：“我家就是对面小居安村的，今天大家坐的这地方，就是我们村的地。”后来深聊我才知道，刘路老师当年高中毕业，赶上取消高考，无奈中回村当农民，每天去城里公共厕所拉粪便给村里做肥料。后来，在《延河》编辑部工作时，他把这些经历讲给路遥听，所以路遥名篇《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有刘路老师的影子。
顿时，文学为地理染上了色彩，眼前这个看上去杂乱无章的村庄，竟和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名篇有这种渊源。后来还是听刘路老师讲，原来邱会作将军的夫人胡敏女士，也是小居安村人，胡敏陪邱会作将军住在西安时，还曾到小居安看乡亲。看来，当局把出狱后的邱会作安置在西安，原来有这么一段缘由。这背后应该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正是这些生动的故事，唤起了我对这些村庄与此前不一样的兴趣。2010年时，我指导的一份学生报纸曾做过一个选题：“环西外经济圈”，当然这个报道，是一拨80后的少年主导，整体上标题大于内容，恶搞多于调查，我其实并不满意，但算来，这是我引导学关注校园周边村庄的开始。
（二）
西安外国语大学南校门往西数十米，是杜回村。相传因秦将杜回土葬在这里而得名，熟悉文史的朋友听到杜回就会想起“结草报恩”的典故。这里现在全村家家都餐馆，主打菜品是西安特色葫芦鸡，有时上课从窗户望出去，满眼都是高高低低的幌子招牌，有叫“古法葫芦鸡”的，有叫“竹间葫芦鸡”的，也有叫“长安葫芦鸡”的。据说有一家的掌勺大厨，曾是西安饭庄的厨子，于是，整个村的葫芦鸡都被带火了，西安城里许多人，经常有开车从十几公里之外赶来的。每到饭点，这里总是车水马龙，座无虚席，车无空位。
我曾带外地朋友去过这里的一家，我们进去时正赶上人多，我注意到这家里每一个房间都变成餐厅，人声鼎沸之中，几个孩子在各房间来回窜，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坐在一张小桌上心不在焉的写作业，离他不足一米处，就是坐满客人的餐桌；门口一位双腮深陷的老人，坐在椅子上，望着蜂拥而至的客人发呆。
葫芦鸡热卖，自然带动了养鸡业，村后有许多的养鸡场，建在村中的陕西通信技术学院师生通过媒体，控诉村中的养鸡场散发的刺鼻臭味让他们苦不堪言，其实，这味道在天气稍热点的时候，有时我在村周边散步，老远都闻得到，周边单位怨声载道，但是，气味这种东西，它能到达的地方，没人能够幸免，身在其中的村民，何尝不深受其害呢？
我知道，这些村民都拿到过数上可观的征地补偿款，现在葫芦鸡生意又这么火，收入不菲，论身价，个个都超过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但是，类似这样生意做到卧室里的生活，弥漫鸡粪味的空气，是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幸福。假如没有大学的到来，耕地没有被征，他们会不会主动选择现在的生活？
出了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西门，往北走，有一座小学，我有时从西北大学下课回西外，常见一群群放了学的少年从身边跑过，应该都是邻近几个村的孩子。我曾经在几个村走访，吃惊地发现，即使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今天，这些与众多大学为邻村子里，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少年也为数寥寥。许多高校建有附属中小学，对外招生当然有高昂的择校费，一些望子成龙的村民也会选择让孩子上这这些学校，我常听高校的老师闲谈讲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时，也会说起“那些村里的孩子”如何如何……高校与村庄，墙里墙外，是两个社会，也区隔了两个阶层。村民鲁莽时能推动学校的围墙，但阶层间的墙，要牢固得多。
（三）
我到青岛时，海洋大学的崂山校区已经建成10多年，建校初期一些因征地补偿引起的冲突和纠纷此时已经基本平复。海大南区、东区学生公寓楼和食堂都是村里建成后整体租给海大，这种村校合作模式，独辟蹊径，或许化解了大量的矛盾。因此，较之长安大学城，海大与周边两个村庄，相处得相对平静。
出海大崂山校区南门，沿海大路往东，就是牟家村的地界，右手边众多的餐馆、咖啡馆、店铺一字排开，问店主来历，就会发现大都是外地人，牟家村本地居民很少有在这一带开店的。问原因，都说嫌开店太辛苦，宁愿把铺面租给外地人，自己收租金。这大概也是城中村居民普遍的心态，不过，再深入一些了解，就可知道，怕辛苦只是一方面，开店做经营，也不是人人都能挣钱的。我在西安城中村做过调研，很多人表示自己也曾尝试做点经营，辛苦不说，要命的是都只赔不赚，后来觉得还是收点房租，闲来打打麻将的生活更安逸。
像牟家村这些村民，有征地补偿款，现在还有村里的年终分红，还有房租收入，他们中的一些，或许可以列入所谓“拆迁致富”的行列。但是，即使是“拆迁致富”，绝大多数时候，“拆迁”也不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动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并没有做好城市化的准备。即便他们因拿到一笔数额可观的补偿费喜上眉梢，但他们对失去土地，失去以往熟悉的谋生方式、生活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未来自己和子女所要面对的困难，未必都有清醒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因知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如果不能得到重视，极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一些媒体为了抓眼球，热衷报道这些暴富农民进行的炫耀性消费,比如摆大宴、买豪车，这固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现象，但这种农民的短视终究还不至于带来太大的社会危害。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压缩式城市化”带来的文化不适应问题。有些人的所谓“食利阶层”之说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有多少人了解这些所谓“食利者”的尴尬与无奈？在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我们必须给农民足够的补偿，但仅有经济的补偿远远不够，如何让农民深入地融入城市生活，适应城市文化，如何让失去土地的他们有更多的保障，更多的上升机会，这都是当下应该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过了这些店铺，再往里走，就是牟家村村民聚居区，这里相对僻静，巷道逼仄，但黄墙红瓦，屋舍俨然，只是显得有些冷清，巷口常见几个老人闲坐聊天。村对面，是一个新建的楼盘，叫牟家馨苑，听村口闲坐的老人说，牟家村要整体拆迁，搬到牟家馨苑了，据说这里要修建青岛最大的人工湖。
这些年，牟家村一直就在等待拆迁中生活，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村庄的萧条，或许是这种不确性造成吧。等搬到楼上，牟家村将从地图上消失。
议论拆迁致富的人们，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在等待中的焦虑？搬上楼房，拿到补偿款，但失去了以往熟悉的社区空间，而社区作为伦理坐标，价值又在哪里？
出了海大东门口，就是北龙口村的地界。相对于牟家村的僻静，北龙口就是常见的城中村模样，走到这里，我犹如走到长安大学城的小居安村，学生戏称的“居安国际”。热闹繁华，拥挤脏乱，各种店铺林立，大量外地做生意的商贩都在这里租房开店，也租房居住，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这里不再是传统熟人社会，社区结构已经全然改变，传统的社区规则当然变得无力，这样的社区，他们的明天在哪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教授把香港重庆大厦称为“低端全球化”，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被大学改变的村庄，何尝不是一种“低端城市化”的样本。中国的农民，大都渴望城市生活，但因一个大学的到来，他们失去土地，甚至失去家园，被动卷入城市化浪潮，这样的“低端城市化”，是不是他们的希望？
（四）
大学四年，是一个人知识的成长期，也是社会化的加速期，对于许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四年还是他们城市化的过程。学生需要校园，也需要校园之外一个秩序井然的成熟社区。
但是，各地与村为邻的大学，在支付了高额的征地款之后，似乎只注意做一件事，就是筑起高高的围墙，把校园与杂乱的村庄隔开。
为了学生更好的社会化，我们的大学可不可以为周边的社区建设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或者，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设计，让我们打破校与村的壁垒，构建一个新型合谐的社区。
当然，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面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指责，我无力反驳。
我在西安时，有次参加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活动，一位司机跟我说了一个小时自己的遭遇，最后还说，“我知道你帮不了，但我还是特别感谢你听我说这么多，从来没有人有耐心听我说这些”。她还说，她特别喜欢听陕西交通广播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她给那个主持人写了好几封信，希望着如果能收到主持人一个条子，说他的信收到了，他会特别高兴，但始终也没有等到。他有次想到电台去见一下这个主持人，结果连大门都没能进去。
我做不了什么，我希望我在2016年秋季课堂上派出的7个社区调查小组，每周在走街穿巷的调研，本身能成为一个传播过程，让一些无力者的诉说有人倾听，一些询问或许能给一些居民一种安慰。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工作，与理想社区的建立，无疑于鹦鹉于火海洒下一点水滴。
当然，这次为期半年的社区调查，也体现着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些新思考和探索。
威尔伯·施拉姆在《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中强调，社会变革中要高效率使用大众传播，传播者的“地方性知识”至关重要。詹姆斯·凯瑞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件事是“听一位名叫马文·戈尔凡德的本地历史学家不同寻常的演讲。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带着我们走遍曼哈顿岛,参观了周围邻近的地方,简要介绍了居民情况,并历数这个城市里不同的居住人群最细微的差别。……戈尔凡德先生和我们的旅程不仅是一次浪漫的感悟,还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这其实是一种很实际的练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他尝试着让学生理解这座城市,这样当他们以后投身于其中的时候才能适应并生存下来。”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以后，我深感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忽略对学生进行在地知识教育。一个学生说起长江黄河头头是道，但对流过家边的小河可能一无所知，缺少在地知识，哪里谈得到本土文化认同？新闻传播教育是不是也应该引导学生从关注身边社区、所在城市开始，进行地方性知识的积累呢？
按克莱·舍基的说法，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传播业进入大规模业余化时代，大量动态的，碎片化的信息的报道，业余力量通过社交媒体即可完成，那么，专业的媒体人应该做什么？最近两年，《我的凉山兄弟》、《城中城》等作为非虚构类作品畅销。这些书，都是人类学、社会学家的学术著作，那么，“大规模业余化时代”的媒体人，可不可以不再把眼睛只盯着动态的，冲突的事件，而是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样，深入到一个地方，在一个静态的社会里，寻找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故事？
感谢海大新闻学专业选修我课程的30多名同学，在半年时间里，你们肯为一门仅有2学分的选修课付出如此多的努力。有些小组累积的田野笔记，有4、5万字之多。我拙于指导，最后的成果似乎不尽理想，但过程中一些小小的体会和收获，都是对你们付出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