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家有女初长成
我叫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丁家弄朱家台门。父母给我取名“安”，就是要我安于天命。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长辈们都说，谁娶了安姐儿那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分。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偷偷抿着嘴笑。
这样的夸奖来之不易。
记得四五岁时，有一天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除了娘和两个女佣人，其他人似乎消失了。她们强行脱去我的鞋袜，把脚摁在一盆暖水中。一个年轻的女仆死死按住我的肩膀。另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妈子立刻朝我嘴里塞毛巾。
娘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我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我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裹出小脚的雏形。这还没完，为了裹得更瘦，还要用两片竹片夹在脚掌左右用裹布紧缠。
娘不顾我叫声惨烈又是打，又是撵，逼着我下地走，不能停下来休息。时间一长，紧贴在脚骨关节上生硬的竹片把关节凸起的部位磨得溃烂化脓。一双又窄又直，纤如柳叶的小脚彻底成型。
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刻，三寸金莲套上了漂亮的弓鞋。娘疼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安姐儿，别怨娘狠心。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你没听人讲吗？小脚尖又翘，嫁个状元郎；大脚笨又拙，田间地头忙。妈是为了你好啊！”
我认命了。小脚也有小脚的好处。穿上百褶裙，走起来像风摆杨柳。男人喜欢的大家闺秀应该是这样的仪态吧。痛又能怎样？谁让咱是女人呢。女人天生是柔弱的藤蔓，只有依靠在丈夫这棵大树上才能有一席生存的空间。我，还能有别的出路吗？
十岁左右，家里的男孩子去学堂念书，我很是羡慕。可是老爹爹眉头一皱，硬是浇了我一头冷水。爹说，我们是本分人家，讲究的是三从四德，女孩子最要紧是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将来才能顺顺利利地相夫教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有空的时候，让先生讲讲《女四书》，知道怎样做一个妻子和媳妇就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些诗啊词啊没得叫人把心读野了，不安分。
就这样，我只能在厌倦了针绣的时候，听兄长和亲戚讲书上的大学问。笼子里的鸟雀似乎明白我的无奈，搭拉着脑袋不做声。
我再一次认命了。可不是，女人的命，就像我放的风筝，飞得再高，线还是在别人手里，至于这个人是愚是贤，是俊是丑，是温柔还是粗暴，半点不由自己做主。我还是跟着娘学学怎么理家吧。
十五，及笄之年。我知道自己不好看。面容黄瘦，身材矮小，狭长脸，额头突出，发际线偏高有点秃头的迹象，眼睛也不够灵动。可我不敢多施粉黛。
年节里，爱看戏的女性长辈对我耳提面命：你看，王朝更替哪一个离得开狐媚惑主的红颜祸水？西施啊，杨贵妃啊，妲己啊，爱打扮的妖精全不是好东西！做女人，第一重要的就是安静贞洁。像安姐儿这样的人，看着就踏实。
我听后默默地把绣着蜂蝶花朵图案的鲜亮衣服压进箱底，越来越沉默，像一截木头，她们反而说我沉着懂事。
这是我第三次认命，我没有想着去和他们论理，论也论不过，还要连累爹娘被人责怪少了教养。我像一枚蘑菇安静地生长着，最美的雨季也是冷清的。可是，哪一个女子不是这样呢？熬到皱纹上了脸，雪花上了头，腰间挂上一大串钥匙，吸着水烟袋时，或许才有转机吧。
二，一生由人错安排
出嫁之前，我的生活是认命。出嫁之后，我的一生更是和“认命”脱不开关系。遇见了他，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蜗牛，在枯井里爬呀爬，爬了一辈子爬不到头。漫漫长夜，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任由无声的血泪往肚里流。
他，就是鲁迅。一个被人称为硬骨头，大文豪，革命家，民族魂的鲁迅。而我，永远是他身后那个被遗忘的女人。
1899年，我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的婚嫁年龄。虽然我的贤德远近闻名，可貌若无盐的事实让很多男人提不起兴趣。父母不忍心让我受委屈，拒绝媒人让我去给有钱人做填房的提议。
恰好这时，我的婆婆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不错，来往频繁。在麻将桌上，谦少奶奶的保媒让我婆婆动了心。于是，我们两家订立了婚约。虽然周家已经破落，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父母很称心。我也日夜盼望着洞房里燃至天明的红烛。
谁知，这一决定断送一生，我数十年不曾笑过。
鲁迅，周树人。那时候我们称他周家公子。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为了躲避，竟然去日本留学，一去就是六七载。
不久，他给婆婆的一封信里提出要我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如此背叛祖宗和礼教的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没有答应。
养女不过二十六。我的父母开始忧心。最后婆婆以“母病速回”的电报诳回了这个在国外已经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桀骜不驯的浪子模样的周家公子。他刚踏进家门，就成为婚礼的主角。
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我的丈夫没有半分反抗，穿了传统礼服，装上了假辫，一声不吭。
女子是必须以夫为天的。夫君喜悦妻陪笑，夫君蹙眉妻惊惶，夫君烦恼妻发愁，夫君染疾妻忧伤。为了讨他欢心，我特地在弓鞋外面套了一双大鞋。谁料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露出了伪装。陪嫁娘小声嘀咕了一句：“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我心下一沉，可还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整个仪式。
不曾想到，这句话竟是谶语。
洞房里，蒙着红盖头的我只听到翻书的声音，却不见他来招呼我。按照规矩，新娘是不能先开口说话的，我只能坐着呆等。可三更了，洞房还是那样冰冷。我只能忍羞含辱地说：“快睡吧。”只听匡地一声巨响，门外的冷风灌进来。还没有饮交杯酒呢，我的丈夫，已经不知去向。
翌日我才知道，他在书房睡了一夜，是婆婆送去的被褥。
婚后第二个晚上，我的丈夫睡到婆婆房间里，不跟我说一句话。有人来道喜，表情竟是说不出的沉痛：“她是母亲给我的礼物，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三天后回到日本，他连个口信也没有留给我。
离开了殷实的娘家，成了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我肩负着延续香火和操持家务的职责。嫁鸡随鸡，我再一次认命了，虽然我的命似乎太苦了。
延续香火暂时没有指望，那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吧。作为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只是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与人相处并不困难。我早晚提茶端汤地侍奉婆婆，低眉顺眼地照顾着一大家子，赢得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重和喜爱。大家一致认为我是个罕见的称职主妇。可我依然遗憾，少了他呀！
三，相敬如冰成陌路
时间到了一九九年夏季，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光明。周家的现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我的丈夫接过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决定回国了。
他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我以为夫妻间终于有了亲近的机会。但他从不进我的房间。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我说话，眼神甚至都不愿意和我接触。一年后情况变得更坏了。他回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为了躲我，决定住校，宁可放弃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很难想象，他在婆婆面前一向是孝子啊。一九一二年二月他赶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对我，还是如同空气。
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此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满清覆灭，民国成立，新思想澎湃汹涌。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已经权威大减。
我习惯了认命，并没有想过剪短头发，放了脚，穿起阴丹士林的学生裙，去课堂上认认字。我给他的问候，仍然是别人代笔的。而他，一封也没有回过。在写给婆婆的信上，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我。
七年后，我的丈夫决定全家迁往北京。那时我才知道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学生们称呼他“鲁迅先生”。据说他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我夹在他们中间，隔断隔膜隔离，始终是个只会聊聊柴米油盐的外人。学生们称呼我“师母”，可细微的神情告诉我，他们和他一样，从来没有在心底里承认过。此时，只有婆婆的庇护才能让我有容身之地。
后来，他和周作人兄弟决裂，我的地位变得尴尬。在当时，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我恳求他，愿意一人负起迁居后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的全部责任，只要不让我成为弃妇。
我一向以来的软弱让他同意了这个请求。但他第二天就买了两个大箱子，一个装需要清洗的干净衣服，一个装已经洗好的衣服。他尽可能把与我接触的机率降到最低。即便这样，我还是只能认命，不然又能怎样？我渴望能进入他的世界，但又怕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我跟着小孩子学广播操，换来的却是冷笑。也许我在最初把命运交付别人支配时，就已经让他齿冷心寒。
婆婆抱怨不能抱孙子。可丈夫连近身都不让我近身，又怎能有孩子？我以为多年的隐忍终有一天会换得一点可怜的温存。可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孩子让我做了一辈子名义上的原配。他们火热的两地书是我不曾触碰过的心心相映。我真的绝望了。他们的孩子海婴出生，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我看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心里却是痛到死去，只能无奈安慰自己：有了男丁承继香火，死后也会有人拜祭，何必要制造不协调和不愉快呢？
我在日复一日的情感煎熬中撑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丈夫病逝于上海。身在北京的我只能摆上几味他喜爱的小菜，燃点香烛。此时周作人只肯负责婆婆的部分开支，许广平也只是偶然汇款接济，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我面对的是家用不足的事实。婆婆去世后生活愈来愈困难。我只能变卖丈夫的藏书。当丈夫的追随者质问我为何不愿保护鲁迅的遗产时，我悲愤地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愿认命，可惜已经太迟。
数十年风刀霜剑严相逼。
我哼着自编的小曲等着黑白无常来勾：
“回来却又不团聚，
分居分了二十秋——二十秋。
二十年未曾和他牵过手，
二十年不知道啥叫温柔，
二十年我还是个女儿身，
二十年天天守着一个愁。
只怪自己没文化，
只怪自己虑不周，
他是一座高的山，
不是我爬的矮墙头。
今生已将终身误，
来世我再也不把自己交与别人手！”
我，朱安，一个不为人知的悲情女子。一生凄苦。我的悲剧警示世间每一个女子：命运，永远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若是以弱者的姿态存在于世间，就只能像一朵霜打的花一样逐渐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