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情义

曾经看过一本韩国人政治漫画评论总结出来欧洲人的特点。一个英国人是绅士，两个英国人是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俱乐部；一个法国人是浪漫，两个法国人是爱情，三个法国人是革命；一个德国人是科学家，两个德国人是秩序（服从关系），三个德国人是战争。

这一段写得颇有调侃意味，然而也总结了欧洲三国的历史与民族特点，作者最后为了体现本民族的能力（也可能是为了把书卖好），他说，日本人在自己活动范围之内行事，保证了恪尽职守，韩国人虽然没有那么严谨，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从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能力必定超过日本。

那么问题来了，在社会运转中（不包括私人关系），究竟是“情义”的发挥的能力更大，还是“秩序”发挥的能力更大？我认为还是秩序。

所谓情义者，爱恨恩仇，兄弟义气，情义连接起来的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如果说一个人有情有义，那么大家可能都会想结交他，下意识里就会从他那里得到帮助，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妥协。我们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要人情练达，即使通过“情义”成为既得利益者，不过这一切可能并不会给我带来精神的愉悦。

中国社会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是以“情义”为本的。先秦时期，禹传启，家天下后，就是围绕宗法制和血缘政治展开的政治生活。即使到了春秋战国阶段，士阶层崛起后，士人们仍是以君主有情义和我为他工作，给他报恩的标准和心态选择老板和工作的。

自秦朝以后，情义就变成了“法理”。尽管在中央与地方的官员任命上，孝廉，察举仍注重情义，但是律法已经面向了所有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开始，官吏面向平民开放，政治上的情义完全被秩序打破。从政治的发展来看，这种尊重秩序的而非情义提拔的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当然，在秩序中也有“情义”。中举的学子一定会是阅卷考官的门生，这样一来，给朝廷中形成朋党的机会更大了一些。

那么当下，不谈个人生活，秩序和情义那个还更重要呢？

即使是在最讲究秩序的德国，也有情义的体现——希特勒提携的戈林，希姆莱等人不就是一群大忽悠吗。日本也讲究给客户进行人情往来。所以，秩序情义二者都重要，但那个能力更大？我只能说，从保证效率和公平上，秩序至少看起来比情义显得更有那么一点点靠谱儿。

2015/5/4修改

天津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