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命不对吗？” 考上985大学的安徽盲人考生

▲ 2020年高考成绩公布之后，昂子喻接受了十几次采访。（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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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635分盲人考生昂子喻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是盲人普通高考七年来，第一个使用盲文试卷考入985大学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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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9岁的李金生完成了第一次盲人普通高考，语文0分，数学0分，外语8分，综合50分。2015年，8位盲人考生参加普通高考，7位被录取。此后几年，盲人考生人数始终维持在个位数，直到2019年达到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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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马雪迎 罗逸凡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知道自己终将失明之后，昂子喻格外想记住父母的脸。随着时间流逝，具体的五官还是模糊不清了，脑海中只剩下轮廓。黑发中白发斑斑点点，是昂子喻最后能记清的父亲的样子。
视力是一点一点消失的。
小学时，昂子喻还可以自己阅读，把内容放大，一张A4纸能印上100个字。上了初中，医生就建议“不要用视力学习”了。到高中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他把父亲画的几何图形刻进了脑子里，用想象来解决立体几何题。
父亲昂国银是高中数学老师，填报高考志愿时，昂子喻填上了好几个数学专业。
19岁的昂子喻是2020年的安徽盲人考生，这是他第二次高考。7月23日，高考成绩公布，635分，超过当地理科一本线120分，等于拿到了985高校入场券。
但昂家并未全然沉浸在喜悦之中。分数公布次日一早，父亲昂国银便跑去见招生组工作人员。昂子喻想去北京——那里基础设施完善，还有盲文图书馆，读公费师范生，未来到特教学校当老师。父亲来转达他的心愿。
之所以复读重来，就业本就是昂子喻重点考虑的因素。
影响他的是2019年高考前的一桩新闻。当时，首批盲人大学生，也是第一个求职的思政师范专业学生郑荣权，应聘南京市盲人学校高中政治教师岗位，笔试、面试成绩均排名第一，但卡在体检一关，就业遇阻。（ 详见《盲人大学生求职记》，2019年5月5日 ）
虽然郑荣权最终被录用，但一年过去，相关人事政策未有任何改变，盲人学生就业仍然“此路不通”。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发现，郑荣权的求职经历对盲人学生群体造成的冲击不小。2020年，盲人普通高考第七年，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的仅5名盲生，而2019年有10人。
这条争取正常升学和就业权的路满布荆棘。中国1700万盲人，设施匮乏、教育受限、政策壁垒，现实状况层层筛选，上大学的盲生，本已属百万里挑一。8月21日，据红星新闻报道，昂子喻已被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类金融专业录取。
“老师，不认命不对吗？”昂子喻的初中班主任梁丽丽记得，去年高考后，她被昂家请去当说客，饭桌上，昂子喻问了她这句话。
1

让孩子读书，读到哪算哪

昂子喻是被父母期待的孩子。
昂国银与妻子喻进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就结婚了，两人是中学兼大学同学，都是师范生，都当了老师，他教高中数学，她教初中语文。婚后次年，昂子喻出生。
2004年，儿子三岁，昂国银发现他看东西有些对眼，到合肥当地医院看未果，又跑去北京检查。几番周折后确诊，昂子喻患有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属于视网膜病变，情况罕见，且“无法根治”。
昂国银不愿相信。每年暑假，他都带着儿子去北京或上海，排队，挂专家号，求医。住地下室、小宾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无处落脚。专家每周看诊一次，夜里12点就开始排队，他让昂子喻在房间待着别乱跑，自己出门排队，又放心不下，最后还是买了300块的“黄牛票”——一个号逐年涨到四五百。
去得多，医生认住了他们，到了2014年，终于开口劝了一句，“你不要每年都来了，两年来检查一次就可以。”
没有特效药，没法治疗，也不能动手术，昂国银托在国外的同学学生打听，也是同样答案。
慢慢的，也就接受了，求医之余，还是带着孩子去大城市转转，父子俩看过了圆明园、故宫、长城……趁着昂子喻有些视力，昂国银想，让这个世界在儿子心里留下些影子也好。
压力埋在心里，有时半夜突然醒了，“我想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办，怎么自食其力？”这些痛苦，昂国银很少透露给孩子。
昂子喻还是悄悄发现了。“根据我的分析，每一个盲人的父母都经历好几个时期”，第一个是绝望期，大概会有好几个月。之后是疯狂求医期，直到再次绝望。“这个时期会持续很长，反正至少我是到13岁左右。”
还有死灰复燃期，“比如说我的父母找老师教我学盲文，让我去盲校。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寻求方法来解决问题。”
那些年还未有盲人普通高考，这对中学教师父母做出一个决定：让孩子继续读书，读到哪算哪。
上初中后，学习的转变来了。听从医生建议，“看”变成了“听”，父母念题，辅助学习。
在昂国银的描述中，这一过程轻描淡写。“我和他妈妈做老师，时间正好跟孩子一致，他放学我们也下班。别的家长坐在边上陪孩子写字，我们光陪着不行，还要督促他，解答他的疑问，大概就是这一点区别。”
在昂子喻仍有微弱视力的初中阶段，昂国银经常给他画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到高中以后我就完全看不见了，这些图形都刻在我的脑子里”。
也是在医生劝这对父子不要每年都去的2014年，全家人做了基因检查，想弄清楚这个病，能不能治，是遗传还是基因突变。结果，只有儿子的DNA片段上，有两个点发生了移位。
一年后，他们决定要二胎。“实际上还是担心昂子喻。我跟他妈妈都老了以后，这个孩子将来如果不能自食其力，没有一份固定收入做保障，怎么办？”
妹妹快五岁了，这对精力有限的父母，暂时请自己的父母帮忙带着。
2

客观上促进的融合教育

在合肥市第48中学上初中时，昂子喻已经是班上的“知名学霸”了。梁丽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他同学都知道，有一个孩子他虽然看不见，但他很厉害。”
事实上，很长时间里，昂子喻并不觉得自己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只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写作业比别人慢很多。喻进芳告诉他，视力不好，写字确实会慢，如果要达到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习程度，必须做出很多努力。
要求依旧严格，尤其是在父母擅长的语数两科，犯类似计算的基本错误，会被念叨很久。
喻进芳还要求他广泛阅读，扩展视野。他按国别、分作家，找经典文学奖作品读着。先是有声书，高中后接触听说机，机器以每分钟500字的速度朗读，阅读量“可能是爆发式的”。
昂家无形中促进了学生和学校双方的融合教育。从小学到高中，除高一在青岛盲校就读外，昂子喻上的都是普通学校，且是市重点。只在幼儿园和高三阶段，家长与校方签订过意外责任协议，承诺跌倒、摔伤等事故责任自负。
班上有昂子喻，老师们写板书时会读出声，讲书本外的例题，也先把题目念一遍。
昂子喻擅长数学，计算速度比别的同学快很多，物理化学也考过满分。他会主动帮同学解答学习问题，“让别人觉得，他们不是单一输出关爱，是相互帮助。”梁丽丽说。
彼时盲人高考尚处探索阶段，中考更没有专门通道。昂子喻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学校考试，包括平时的数学小测验。
期中、期末考试，他的考场就是教务处隔壁一间办公室。为确保公平，学校安排了两名老师，一名协助读题，一名负责监考。
考英语格外辛苦。阅读理解题目涉及原文回溯，需要在某一段落寻找答案。为了公正，老师不会单独念对应的那个段落，“因为这就带有暗示性”。而是将整篇重读一遍，“一场考试，我们学校可能要派两到三个英语老师来，轮番上，一个人累了，换一个，不停这样读。”梁丽丽说。班上另一位因车祸截肢的同学，也获得了相应的融合教育。
随着昂子喻升学，这些教育方式也被复制到了他的高中学校。
昂子喻的成绩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实际上，（盲人中考渠道未通）这个分数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对吧？”梁丽丽说，“但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和上进心，我们学校三年里，只要是统一的考试都这样安排。”
其实这个分数是有意义的。成绩本身为昂子喻建立了自信，也抚慰了昂国银的心。
昂国银没什么方法排解情绪，压抑着。“唯一的疏解就是我儿子的考试，考得还可以，其他人能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比较敬佩。我心里要稍微好过一点。”
开家长会时，老师读到昂子喻的名次，昂国银感到某种扬眉吐气。
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伴昂子喻。被问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他愣住了。他记不清楚，如果有空余时间，自己会喜欢做些什么。只有刚工作那两年，他会跟同事们聊一聊，出去转一转。
3

“我说，那咱们就再试一年”

2015年以前，昂国银都没有想清楚儿子的发展方向。
他教高中班，学生们高考完会来报喜。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儿子还在上小学，“那一年，我自己的班上有四个考到六百多分的。”他记得清楚，四个学生分别上了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昂国银喜忧参半。“看到学生们成长得很好，就在想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办，不要说考这样的学校，能够给他机会参加普通高考就很好了。”
升学和就业，两条路都没打通。关于昂子喻的未来，夫妻俩一直“稀里糊涂”，“直到郑荣权他们出现了，我们才明确了”。
2015年，盲生首次大规模参加高考，并创造了较好的高考成绩——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8名盲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了普通高考，其中七人被普通高校录取，包括郑荣权。
昂子喻自己也打定了主意。“参加高考，跟正常人一起进入大学校门，然后和正常人一起从事他们从事的职业。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达到的目标。”
要参加高考必须学盲文。2015年高考合理便利政策正式颁布后，盲生可以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
初二时，昂子喻曾找盲校老师学过基本的汉字，最后还是到青岛盲校攻克的。那是全国唯一的盲人普通高中，能上普通高中教材。郑荣权也曾入读。
青岛盲校学习节奏比普通学校稍慢，为了按照正常节奏备战高考，昂子喻只给自己一年时间学盲文，兼顾普高课程，“阿尔法α、贝塔β、伽马γ……”所有能想到的符号对应着盲文写法，记录在一张大纸上，加深记忆。
青岛盲校第一学期发下来高中三年全部教材，他经常周末下午一个人待在宿舍，抱着课本反复看。
2019年高考，他考了551分，比当地一本线高55分。这远不是他满意的分数。
此前，他只摸过一套盲卷，那是昂国银自制的。昂国银联系了2017年参加高考的安徽籍盲生王宠，在电话里询问每个科目每道题目的内容，摘录下来，重新打印，凑出完整试卷。
标准盲文纸比A4纸稍大一些，理综考试厚度“像一本书”。单面打印，点字板和点字笔作答，答题时间是正常考生的1.5倍。不熟悉盲文试卷，答题节奏受了影响。
昂子喻犹豫着，想要复读。昂国银瞒着他，填报了志愿。
那年，昂子喻被当地某一本学校录取，中医学专业本硕连读。通知书寄到家里一周，他没拆。
昂子喻找到了郑荣权。“他不想报那个专业，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担心就业问题，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将来顺利就业。他想报免费师范生，自带编制。”郑荣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郑荣权的就业解决了，他仍然关注视障群体的就业问题，“想往前推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的成绩太难了”。
梁丽丽当时同昂家父子吃了一顿饭，讨论此事，“很多人很委婉地对他说，做人要认命”。
而昂子喻问了她一句：“老师，不认命不对吗？”
“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地从他的话语和状态里感受到了悲伤。”梁丽丽原本是被昂子喻的父母喊来作“说客”的，家长希望他接受这次的录取结果。但听到那句话，梁丽丽改变了念头，“我说，那咱们就再试一年”。
4

“就业要靠媒体，靠舆论？”

盲人普通高考七年，考试热情在2019年达到高峰，考生10名。一年后，人数减半。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郑荣权想去南京盲校当老师，所有考试都通过，被体检这一关卡住了。另一个是王香君，报考安徽省特教学校音乐教师岗位，也卡在这。”昂子喻说。
所有盲生都在关注他们的经历，因为每个人只能选一条考试道路：普通高考，或单考单招。
网友“馒头”在公众号“金盲杖自立生活”下留言，道明了一种顾虑：“盲人能参加普通高考这当然是进步。可是然后呢？就业怎么办？如果不是媒体报道，那位青岛盲校的学长，能在南京盲校当老师吗？难道我们以后的就业就要靠媒体，就要靠舆论？”
“馒头”想学音乐，但不敢冒险，“因为没有保障”。
不同选择，意味着不同难度的生活。出于稳妥考量，大部分盲生选择做推拿。滨州医学院五年制中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宋普桥就是一个，他的综合测评排名班级前三，课程平均分88分，是学校2020届优秀毕业生。
但他如果将“全盲”两个字写进简历，通常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宋普桥从过完年就开始准备，参加了很多求职培训，推拿师、教师和语音软件体验师岗位都投过简历，平均每周面试两三次，结果并不理想，“目前适合我的只有一个淘宝客服（岗位），我没去。”
保底工作是做推拿师傅。大三大四的寒暑假，宋普桥都在按摩店打工，每晚干到十一二点，一小时挣三四十块。
“那种就是纯劳动。”宋普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现在还会背各种病的体征什么的，如果去按摩店去个两年三年，肯定就不会背了，用不着。”在求职季，他仍抽时间补西医课程，约上英语网课，他在意自己的成长性。
16级学生宋宁宁裸眼视力0.02，读的是综合性大学，学的是宋普桥梦寐以求的心理学。她在广西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与面试都过了，回老家重庆认证时，被通知视力不符合体检标准，资格认定受限。
宋宁宁不服气，自己一直在普通学校念书，有很强的自理和学习能力，在专业见习期间给高中生上过心理课，大学暑假还兼职过辅导机构中小学生作业补习工作。“这些实践经历都证明，我可以胜任教学。”但根据规定，她无法成为老师。
“这是很难逾越的一座大山。”全国首位视障律师金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盲生就业遇到的是制度性障碍。我国参加了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在残疾人保障法中要求平等。但层级更低的那些规范性文件，用体检标准将盲人排除在了公职岗位之外。
“这个可能还是要立法部门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变。我们自身只能不断发出声音。”金希指出。
包括宋宁宁在内的一批视障学生，都在各自寻求突破。各省情况不一，宋宁宁认识贵州一位盲校在职视障老师，当初是通过当地残联协商，拿到教师资格证的。另一位学长是内蒙古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2019年参加了教师资格证考试，但在体检上协商未果，目前准备考博。
“他还鼓励我去考研。”宋宁宁回忆，“说起来我都觉得挺心酸，好像视障者只有升学这条路现在不卡。”
宋普桥也去考研了，他刚拿到长春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还未进入大学的昂子喻对未来有许多期许。他准备在教育部专门研究盲人试卷的项目中做志愿者，还打算在“声波帮帮忙”视障热线做几期节目，介绍一下盲文试卷的题目结构、选题方式、注意事项等细节，让后来者拥有“更好的经验”。
他还和五位盲校同学完成了一趟旅行，“完全独立去，连志愿者都没有。”团队中两人低视力，四人全盲。
只是，咨询过招办后，昂家不再对公费师范生“包分配”抱有希望。
“未来，我觉得昂子喻择业遇到的困难，会比上大学多太多。可能投100份简历，100份人家都不要。他只能把自己变得更强，强大到别人可以忽略他视力的瑕疵。”梁丽丽说。
昂子喻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他跟盲校的朋友说，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多少个第一次不是我们争取出来的？高考到考研，到各类考试，到各种职业，都需要有人探索。”
（因受访者要求，宋宁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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