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中的西方古典音乐史》1.4.0

第四章  早期基督教——西方教会

引言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早期基督教东方教会的音乐，在本章将论述早期基督教西方教会的礼拜仪式及其音乐。

虽然早在公元50年罗马就有了一个基督教团体，但和东方相比，基督教在西方传播的速度相对缓慢。在罗马世界，基督教徒长期遭到迫害，尼禄指控基督徒是64年罗马大火的元凶，接着是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在303至312年间的“大迫害”。教会的礼拜仪式被迫转到富有的基督徒家里举行。但在312年，情况发生突变，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迪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颁布法令禁止基督教之外的异教崇拜。

370到470年间，来自亚洲内陆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住在那里的多支日耳曼部落被驱赶到罗马帝国的领地内，造成了历史上的欧洲民族大迁徙。欧洲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罗马城遭到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洗劫。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帝国领土上建立了多个日耳曼部族的国家，欧洲进入了黑暗时代。这些蛮族逐渐皈依了基督教，西欧精神世界的权力也逐渐由西方罗马教会掌握。

蛮族的劫掠破坏造成公元600年之前的原始资料非常稀少，使得西方基督教圣咏的发展状况并不清楚。来自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名字的格列高利圣咏曲目750年之后才在文献中出现。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帝王们决定统一使用罗马礼拜仪式和圣咏，并逐步取代了各地的仪式和方言圣咏。当时的方言圣咏包括罗马城的旧罗马圣咏（Old Roman chant或Urban-Roman chant）、米兰伦巴第教区的安布罗西亚圣咏（Ambrosian chant）、伊比利亚半岛的莫札拉布圣咏（Mozarabic chant），这几种方言圣咏保存得比较完整；现在只存有一些遗迹的方言圣咏有南意大利的贝内文托圣咏（Beneventan chant）、中意大利的拉韦纳圣咏（Ravenna chant）、西法兰克王国的高卢圣咏（Gallican chant）、凯尔特圣咏（Celtic chant）和盎格鲁-撒克逊圣咏（Anglo-Saxon chant）。

鸽子代表的圣灵向格列高利一世口述圣咏

这些圣咏的起源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虽然并非音乐整体上的借用，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和拜占庭圣咏之间有着重要联系。八世纪下半叶，格列高利圣咏受到拜占庭影响，也分类为八种教会调式。在六到九世纪之间，西方圣咏中出现了来自东方的旋律借用。圣加尔修道院修士诺特克（Notker）曾记载过查理大帝（Charlemagne）本人在九世纪初下令翻译一些著名的拜占庭交替圣歌。贝内文托仪式的拉丁和希腊形式以及拉韦纳仪式的拉丁形式中都发现了八世纪中期的希腊语特罗帕里翁Hote tō staurō，拉韦纳曾是拜占庭帝国总督辖区。安布罗西亚仪式中也有一些拜占庭赞美诗的旋律借用。莫札拉布仪式也包括希腊语圣咏，在早期西班牙诗篇吟唱中可以发现拜占庭圣咏的踪迹。

一些东西方曲目的共同特征可能非常古老，可以直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圣咏传统（见第三章）。一些华丽的应答诗篇作品（如升阶经和阿里路亚）调式和结构上的共同之处也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早期联系。

本章首先介绍前格列高利方言圣咏的概况，然后重点讨论西方基督教音乐中最重要的，也是整个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石——格列高利圣咏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日课和弥撒两大体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