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1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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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扬州（5）
将北起淮河、南至五岭、东及大海、西止罗霄山脉的汉之“扬州”，在地形图上勾勒出来，你会发现这片土地大部为山地丘陵所覆盖。将视线聚焦于大平原地区，有助于迅速找到一个板块的核心之地。
东汉扬州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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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在于，那些看起来除了山还是山的土地，是否真的一无是处。要知道，汉之扬州完整的包含有今天的福建省。这个在地形图上几为山地完整覆盖的省份，能够称的上平原的土地仅有10%，且大都散布于沿海诸河的河口地带。能够勉强为人类所利用的丘陵，占比亦只有15%，山地的面积则高达75%。
福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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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认识到的是，即便是那些整体被定性为山地的地缘板块，真正聚落大量人口的，依旧是板块中的低平之地。这意味着，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寻找平原的方式，在一个山地属性的板块，找寻到它的关键点。
这些小型平原如果分布于山地之中，会表现为被山体包夹而成的河谷平原；而如果是在沿海的话，则主要以背山面海的三角洲平原形式呈现出来。以吴、越两个江东地缘标签的原始属性来说，“吴”的气质里包含有更多的“水”和“平原”的气息。相比之下，“越”则因为位置原因，带有更多的山地和海洋元素。
上述地缘差异，在三国时代亦有很明显的展现。在江东开始以“吴”为名，参与到三分天下的事业中以后，当时的东吴政权遇到了一个与春秋吴国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在北伐西进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越”人在自己大后方制造的战略威胁。难道说，在东吴政权建立之后，宁绍平原还生成有一个越国？
并非如此。在春秋越国取代吴国，统一整个江东之后，中间并无山体阻隔的太湖、宁绍平原两大平原，在地缘文化上已深度融合，并不再具备成就两个割据政权的基础。为患东吴的“越”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指分布于整个江南、浙闽丘陵境内，那些不愿接受政府管束的山民。
这些各自聚落、自给自足，依托山险以武力对抗东吴政权的山民，在当时被笼统的称之为“山越”。尽管没有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控制的也只是山地，但这些山越武装对东吴政权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比如孙策在渡江收伏江东之时，就曾经在丹阳郡境内遭遇一支“山越”武装的袭击，差点丢失了性命。事实上，纵观三国时代，每一个割据政权其实都在内部整合时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山越”于东吴政权，一如纵横太行山脉的“黑山军”，在北方地区的存在；孟获所代表的西南山地部落，之于蜀汉政权的影响。
这些被称之为“山越”的武装集团，有多大成份是当年的越人遗民并不确定。这一命名的存在，最起码能够透视出“越”这个标签与山地间的关联度。也可以这样认为，以当时中央之国的开发进度来说，江东平原已经被认为是核心板块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的“吴”这个字在当时亦成为了开化的象征，反之“越”则还带有一定的边缘色彩。
不过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即便在看起来结合紧密的山地之中，各方所争夺的仍然是那些河谷盆地。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地理基本面入手，看看在这些山地中，有哪些山间低地会成为东吴与山越之民博弈的焦点。
前面已经说过，整个江东平原背后所依靠的山地，可以被分为两部分：江南丘陵及浙闽丘陵，将两片丘陵地带连接起来的是钱塘江。钱塘之名始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当时的秦帝国在杭州湾口，也就是现在杭州市的位置上设置了名为“钱塘县”的行政区。
此后江水下游逐渐被冠以“钱塘”之名。不过“钱塘”二字中的“塘”字，原为唐朝的唐。，及至唐朝，为避讳国号改为池塘的塘。事实上，钱塘江在此前还有一个更知名的名称——浙江。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为浙江省命名的那两个字。也就是说，今天浙江省的行政名正是源自于这条江。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古人在杭州湾看到大潮由海及江，折返倒涌的现象。为与行政上的浙江省区别，我们可以将河流属性的浙江称之为“浙水”。
以流域面积来说，浙水是浙江境内最大河流。其流域覆盖了西起天目山、东至天台山的浙北山地。如果将杭州湾视为钱塘江的延伸，那么宁绍平原及为曹娥江、甬江集水的山地，亦可认定为浙水流域的一部分。
钱塘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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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随着钱塘江的延伸，哺育了绍兴地区的曹娥江，已经在地理上成为了钱塘江流域的一部分。顺着钱塘江水系上溯，你会发现这条大河在浙北山地中造就了很多的小型河谷盆地。几乎每一个河谷盆地，又都成就了一个或数个县市的中心。
在所有位于浙水上游的河谷盆地中，最大的有两个，分别是是位于新安江上游的“徽州盆地”；以及由衢江、金华江所滋养的“金衢盆地”。解读至此，局面看起来越发复杂，刚刚理解了钱塘江与浙江的关系，又多出了两条新的河流来。
越国地缘结构图（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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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新安江和兰江都是钱塘江水系的一部分。在浙北山地中蜿蜒纵横的浙水，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名称。狭义的说，钱塘江指向的只是流经杭州所在下游平原地带的那部分。其在山地之间那段，长约110公里中游部分被称之为“富春江”。
听到富春江之名是不是有点耳熟？在中国的传世名画中，拥有传奇历史，当下又为海峡两岸各拥一部分的 “富春山居图”，绝对可以排名前十。对于游客来说，将黄公望的画作富春江的实景相对照，相信会别有一番感受。
富春山居图（部分）及富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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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你在观察过富春江美景之后意犹未竞，再想至上游部分继续游玩的话，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因为在你面前将呈现出两条上游大河：由西向东注入富春江的“新安江”，以及由南至北接入富春江的“兰江”。你必须做出选择，到底先去欣赏哪条上游河流的美景。
大多数抱着旅游目的游客估计会选择“新安江”。因为这条河流的下游河谷，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蓄积成为了“新安江水库”，用以防洪、发电，以及增加航道的通行能力。
这个水库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是因为它还有一个诗意的名称——千岛湖。被拦蓄的河水在淹没了山间的低平之地后，那些露出水面的丘陵便成为了散布于湖中的岛屿。
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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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库”升级为“湖”，是不是瞬间感觉高大上了许多。当然，如果仅仅是改个名就能够提升知名度，也是太容易了。千岛湖的景色、鱼头，乃至可以被直饮的水质，才是其竞争力的所在。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千岛湖成为一个知名自然景观背后，是被牺牲掉的人文历史。在蓄积成水库之前，新安江下游河谷中曾经存续有两座始建于秦汉的古城：淳安城与遂安城。为配合新安江水电工程的实施，两县并成为了新的“淳安县”，并在搬迁后安享千岛湖之名带来的旅游红利。
只是代表这一地区人文气息的两座古城，却不得不静静的躺在千岛湖的水底，无声的记录着逝去的历史（2011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刊发了一组水下淳安古城的照片，使之一度成为关注热点）。
与位处下游的千岛湖地区相比，新安江上游的“徽州盆地”还是要幸运许多，最起码没有被江水所淹没，并且仍然为世人所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论及人文地标，“徽州”绝对可以位列第一档。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如今大部归属安徽的地缘概念，在流域上属于“浙水”的一部分。“新安”之名，最早也是徽州的曾用名（除此之外，整个钱塘江水系的其余都为浙江所有）
先来看看徽州和徽州盆地的地理位置。从大的分类来说，被归入“江南丘陵”范畴的山地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南北向纵横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交界之地。依整体方位可命名为“西江南丘陵”，其主体包含北段的“幕阜山脉”和南段的“罗宵山脉”，庐山与井冈山是上述两大山脉所派生出来的知名山体；另一部分便是当下正在解读的，涉及苏皖浙赣四省的这部分山体，可将之概括为 “东江南丘陵”。
每一片山地，都是周边低地的集水区，“东江南丘陵”亦不例外。其西南方向与赣江水系相接、东北方向与太湖相邻；西北麓及东南麓则分别为皖江与浙水相依。
如果这是一片高不可攀的山地，功能上至多只是充当一下周边低地间的天然屏障，包含赢得一个天然水塔之名。不过这片以“丘陵”为名的山地，虽然不那么名不符实（太高了），但其间却存在许多海拔较低，且地势相对开阔的河谷低地。徽州盆地就是当中最大的一个，其海拔最低点还不到200米。在周边那些海拔超过千米的山脉衬托之下，看起来天然具备成为世外桃源般的潜质。
徽州并不是一直叫徽州，也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我们现在见到的气质。其名始于那位以书画见长的宋徽宗时期，之前的建制名为隋代所设立的歙州。再往前追溯，则可指向秦代在此设立的“歙县”。
考虑到“钱塘”二字中的塘，在唐代因避讳国号而改字，徽州的这次得名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是不是源自一份特别的恩宠。让人失望的是，这个“徽”字虽然是宋徽宗时期所变更，但却不是得自于这位亡国之君的恩赐。所谓“徽宗”是庙号，是他在金国不堪折磨身故之后，南宋朝廷依例为之上的“庙号”。
事实上，对于宋徽宗和当时的北宋朝廷来说，非但没有给徽州这份荣耀的理由，反倒还有惩戒之意。改名的导火索是在千岛湖一带起事的方腊。作为歙州籍人士的方腊，在攻陷整个钱塘江上游诸府县之后，还曾一度顺富春江而下攻入杭州建立政权。
这一成就，帮助他与宋江成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反叛者（不过宋江肯定没征方腊了）。 至于“徽”字的本意其实并不美好，而是指：三股黄麻交织而成的绳索，进而引申为捆绑囚徒之意。用在一个造反者和一个被敌国俘虏的君主身上，其用意不言而喻。
发生于北宋时期的这次民变，再次验证了这片山地的强悍基因。不过在宋朝将歙州改名为徽州之后，这个二级行政区的气质逐渐像江东之于江南的转变那样，渐渐发生了变化。文化和商业属性，开始成为徽州的显性基因。与之相适应的，是徽州的管理范围亦在700余年间都没有发生过，一直到上世纪，这种地缘稳定性才遭遇人为的破坏。
作为“东江南丘陵”地带的核心，古徽州治下有：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当中位于徽州盆地的有：休宁、歙县两县（府治则位于歙县境内）。黟县、绩溪三县，则分布于更上游河谷盆地中。比较特别的是婺源、祁门的归属。从水系的角度来说，婺源、祁门并不属于新安江流域，而是与之隔分水岭相望的赣江水系。具体来说属于赣江右岸支流乐安江的上游地区。这一差异，使得婺源在上世纪30年代被划归给了江西。
将婺源划归江西，在徽州和婺源曾一度引发非常大的反弹。要知道“安徽”的省名，便是由徽州及皖江之侧的安庆两地，各取一字组合而成的。离开安徽，不仅意味着婺源再使用徽州这张名片时将变得有些尴尬，更意味着徽州的地缘完整性受到了破坏。
更为悲剧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拉动旅游经济，徽州之名甚至被地方政府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徽州被迫接受“黄山”这张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新名片。
在江南丘陵内部，最为知名的山体当为北部的“黄山”及东北部的“天目山”。前者直面江东丘陵，并因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一名“黄山归来不看岳”而名动天下；后者则凭借与太湖和钱塘江相依的位置，成为了对江东平原影响最大的山脉。
位置上看，黄山山脉即是钱塘江流域与皖江的分水岭，同时也帮助围就了南麓的徽州盆地。当地方政府希望透过黄山在自然景观上的知名度，来带动当地经济时，与之相依而生的“徽州”便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更为无奈的是，更名为“黄山市”的徽州地区，当下只辖有古徽州范围内的四县之地。除婺源被划给江西以外，位于黄山山脉东端的绩溪，亦被划给了地处江东丘陵的宣城市所辖。
这一不尊重历史及地缘背景的做法，无疑为徽州文化的复兴平添了一道新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徽州”之名仍然有机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毕竟比起已经被新安江水淹没的那段历史。改换地名虽然也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但还是要容易的多。
尤其对那些渴求政绩和经济利益的人来说，人文和历史这类“群体心理”属性的地缘要素，在当下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样能够为他们带来这些利益。只是即便如此，将文化上的徽州与行政上的徽州合体，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客观的说，如果徽州之名是由于三国时代的“山越”或者宋代的方腊所成就的，它的存亡问题并不会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在文化和商业上的成就，才是徽州为人所怀念的原因所在。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徽州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联。如再把视角抬高一点，你会发现徽州盆地正处在“东江南丘陵”地区的中心位置。利用好这个区位优势，徽州之民可以向以富庶著称的：“苏浙皖赣”四地当成自己的商业辐射地。封闭的地缘背景，又使得徽州人拥有与被辐射地区，不尽相同的独特地缘基因，从而容易在商业和文化上自成一体。
独特地缘基因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依山就势、布局精巧的徽派建筑；独特的汉语方言类型“徽语”。以徽语来说，这一以徽州盆地为中心，覆盖大部分“东江南丘陵”地带的方言，在语言上兼具吴语和赣语的特色。
中国主要方言（汉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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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与通行于江东平原上的“低地吴语”相比，徽语内部因山地阻隔，彼此间的差异要更大一些。这些特点显然是这一地区，地理结构和区位的直接映射。
此外，徽州之人之所以利用区位优势走出山地经商，归根结底是因为本地区生存空间有限，当人口繁衍到一定规模，背井离乡成为了一种不得以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央之国的经济重心，在唐宋以降向东南方向的转移，让这种人口流出获得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契机。
当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举动，帮助探寻出一条商业经济之路后，其在外收获的财富又会因为华夏文明的耕读基因，而反哺徽州所处的这片山地。由此造就了独特而又包含富庶气息的徽州文化。
反观在三国时代，徽州及其所处的这片山地，暂时就还不具备这种走出去的动机。对于当时那些被视为“山越”的山民来说，利用山势的保护远离中央之国内部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才是最大的渴求。
这种心理并不仅仅存在于内陆属性的江南丘陵地区，同样存在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浙闽丘陵地区。这片山海相接之地，又有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将是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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