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一条茁壮成长的医院巨鳄
中国卫生政策逐步放开，新的财富大餐即将上桌，而跨国企业早有准备
1914年1月19日，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在由他发起的基金会理事会上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这在以往是不存在的，这是基金会应予以考虑的。”一年之后，洛氏基金会以20万美元收购了协和医学堂，重组成立北京协和医学院。今天，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医院。
90年后的今天，如果老洛克菲勒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连话都顾不上说就来到中国找医院项目了。据业内人士推断，目前至少有60亿美元规模的外资在觊觎着中国医疗市场，与当初老洛打着“国际援助”旗号不同，这些外商们话说得极其坦率——到中国开拓新的市场，追逐新的利润。
“不可否认，外资进入医疗行业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人道主义援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间幽静的星巴克咖啡店里，刘燕群对《经济》杂志说，外资医院如同跨国公司一样，其使命就是为了高额利润，尽管外资医院也参与公共性疾病的防治以及贫困人口的急救。
刘燕群是韩国SK集团旗下北京爱康医院的副院长，在他的心血的浇灌下，这家目前国内由外方控股比例最大的医院即将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中国有最理想的市场
第一次走进爱康医院的门诊大厅的人，也许会发生错觉：这儿不太像一家医院了。
一圈红色的绒布沙发，一张四方玻璃茶几，一个鱼儿在其中游荡的玻璃水箱，数盆绿色的景观植物，隐约动听的轻音乐，很容易让人觉得到了高档酒店的大堂。没有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只有阵阵清香，那身着清一色深色制服的女服务员会让你更有这种感觉。
确实，这是一家不同的医院。设立在北京朝阳区CBD商圈边上的爱康医院，明确地将服务对象定位在月收入2万以上的家庭，业务范围以医疗美容和保健为主，并推行个性化的会员制及健康管家制。有业内人士称，这是针对富裕阶层的医疗“增值服务”，“对准了北京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SK集团调查发现，北京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般年营业额不会低于4亿元，而最高的几家可以实现年营业额10亿元以上，甚至接近20亿元。拥有1500余万常住人口的北京市，能够为众多医疗服务机构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同时，有几个数字更令SK兴奋不已。一是北京市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家庭有2.6万户，二是在京的韩国人为4万多人，三是外企白领有10多万人，四是驻华机构的外国人达50万人以上。SK集团理想中的这一个庞大“消费群”几乎不需要做市场培育。而这部分人时间宝贵，习惯舒适的就诊环境，往往被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赶走”了。
2003年12月30日，投资额度为3500万人民币的爱康医院在北京市朝阳区水锥子挂牌成立，SK集团拥有70%的股份，中国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占股20%，与SK中国关系密切的一家福建企业占有10%的股份。
在经过3个月的试营业之后，这一家布置得颇像酒店的医院正式开业，9个月之后，每天接待的“客人”达两三百人。
需要一个好向导
虽然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孕育无限潜力，但并非“有钱就能成事“。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多伦多国际医院折戟沉沙的故事便是生动的“反面教材”。
早在1997年，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与加拿大医疗保健机构（中国）有限公司等合资建立北京多伦多国际医院，主要针对外宾和中国富裕阶层。这一家建国以来首家大型合资综合医院的总投资额达6000万美元，加方控股，占51％的股份，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占该企业37％的股份。
1999年5月，位于相对偏远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多伦多国际医院开张。但出人意料的是，此后两年里，在筹建时并未遇到政策障碍的国际医院，却是就诊者稀少，亏损严重，并逐步处于停滞状态，加拿大专家也陆续撤退，最后被南京某公司与美国格雷西亚医疗集团联合收购。
因此，在SK集团谋划涉足中国医疗服务行业时，从夭折的多伦多国际医院身上获得了足够的警示——寻找一位谙熟北京医疗市场、能迅速打开局面的“向导”至关重要。SK集团选中的是有着医院管理专业背景、职业履历丰富的刘燕群。曾经管理过九华山庄国际保健俱乐部有限公司，后来又在京城首家会员制中医诊所炎黄国医馆担任了总经理的刘燕群，具有“职业院长”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刘燕群当时“掌舵“的炎黄国医馆，是由中国卫生部批准的一家中外合资医疗机构，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同美籍华人开办的ANG国际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创办，聘请了国内108位著名老中医，在业界颇有影响。
此外，爱康医院还从北京协和、北大医院等北京著名医院挖来许多医生，在仅有40名医务人员的爱康医院中占了很大比例。在人力方面，SK集团贴近了中国医疗市场，但要真正为中国市场所接纳，这还只是第一步。
背靠大树好乘凉
更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它必须吃透并力图“驾驭”中国有关卫生政策，因为要在中国这样的市场长久持续地发展，离不开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
在SK集团最终的实施方案中，占有爱康医院20%股份的第二大股东是中国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该中心是卫生部民间国际医药卫生交流与合作的窗口，业务上归口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管理，为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
其实，在2002年同上海市科委合作的过程中，SK集团就体味到“树大好乘凉”的好处。也在同年的5月，SK集团还通过一项庞大的公益行动，同中国卫生部建立起合作关系，即与中国卫生部签订了一项名为“西部卫生骨干人才教育计划——卫生部-SK联合奖学金”的合作计划，SK集团在随后3年内每年投入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培养中国西部的医疗卫生基层人才。
显而易见的是，在爱康医院项目中，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深厚的政府背景不仅仅可以帮助SK集团更好地理解和“利用”中国的政策，而且也直接有利于开拓市场，因为该中心同全国近千家医院签订了各类合作协议。
从爱康医院规划的蓝图中，也不难发现它的第二大股东在各个环节的重要性。正如CEO崔彰益所说，SK集团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是长期的，而与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的合作也是“从长计议”的。如果SK集团拟在上海、广州等城市建立盈利性医院，该中心了解很多情况，操作会更加容易。
刘燕群的“谋划”则更为长远。在他看来，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作为中国卫生部对外的一个窗口，与其合作，不仅可以让SK集团能够在中国拥有很好的品牌效应，而且还可以成为进入东南亚甚至欧美国家医疗市场的一个最好的通行证。
SK的宏大布局
事实上，爱康医院的建立仅仅是SK集团在中国摸索又一个市场支撑点的序曲。创建于1953年、“曾在中韩建交中起过作用”的SK集团，全球年度销售额超过400亿美元，是目前韩国第三大跨国企业，拥有韩国最大的炼油厂和48%的加油站，上世纪九十年代并购了大韩电信之后，又一举成为韩国最大的通讯网络商。
到上世纪末，在进入了能源化工和信息通讯两大行业后，SK集团亟需在国外开拓新的投资领域，他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近邻中国。SK集团会长孙吉丞曾公开表示，借助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SK计划未来几十年内，在中国创建出一个和本土公司同样规模的SK公司，业务将涉足中国众多领域。
但现实的情况是，SK的两大产业优势尚不能在中国发挥出来，因为中国的石油和电信业还很难获得市场准入。2000年5月，中国卫生部和原外经贸部联合发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这份首次给予外资在中国医疗服务行业控股地位的文件，让SK集团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其实，SK集团一直对医疗领域抱有兴趣，至今仍经营着韩国最早的制药企业之一——鲜京制药。但SK在韩国开拓无力。当初它试图在汉城的繁华大街上建一座中型医院，终因韩国卫生政策的限制和周边小诊所、社区医院的反对而未果。
2000年，SK集团快速地在中国上海设立了生命事业部。2001年8月，SK集团与北京广安门医院全面合作，除了提供资金、设备之外，还组织了中韩技术人员互访和学术交流。当时定下的研究方向是如何筛选天然药物中的抗癌有效成份。
2002年11月，SK集团在上海市张江开发区成立SK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并同上海市科委合作，进行药物的研究开发，随后便是同中国中医药大学开展合作，并开始进行药厂的收购。不过，在这一投资周期较长的领域，迄今尚未有SK集团申报任何新药的消息。
尽管前期的布局颇为顺畅，但在SK集团谋划的产业链条上，始终缺乏一个完整的终端，即在医疗卫生服务这一环节，SK集团仍为一片空白。
早在2001年，SK集团就对北京的医疗服务行业萌发了兴趣，并通过中间人开始同时任炎黄国医馆总经理的刘燕群接触，但还仅仅是做一些医疗行业的咨询，尚未到筹建医院的阶段。
与此同时，由SK（中国）生命科学事业部负责人崔彰益（现为爱康医院CEO）带队，在中国几大城市展开了市场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在形成庞大的医疗健康消费市场，而政策层面的逐步放开，更给SK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这一调查结果加快了SK集团总部投资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步伐。
2002年，经验丰富的刘燕群从炎黄国医馆总经理的位置上加盟SK集团，其主要使命就是建立SK集团在北京的第一家外资医院。
2002年6月，SK（中国）向总部提交了一份项目策划书，其中心内容是“以整形和美容为切入点，在北京建立一家综合性医院，然后以此为起点进行行业扩张”。同年11月，SK集团董事会通过了这一份全球医疗扩张计划。
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医院筹建报告经过中国卫生部和商务部批准、选址方案经过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批准之后，爱康终于赶在2003年结束之前挂牌成立。
目前，面临着中国医疗服务业的大好时机，SK集团进一步加大步伐，除了拓宽业务范围以外，还可能向北京以外的城市扩展，不过更多的会以收购方式完成。不出意外，10年之后，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拥有50家连锁医院的大型外资医疗集团。
在政策雷区里前进
刘燕群曾陪同一个韩国朋友前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宽街的中医医院看腰椎病，排队缴费时，排在队列前面的许多人付的医药费均在五六百元人民币以上。韩国朋友问他，为什么市民们去爱康医院就诊时，掏五六百元就觉得昂贵，而在这里却毫不犹豫？
或许在韩国朋友看来，人们在国有医院实际消费的金额并不一定比外资医院少，但“性价比”却低很多，理应选择服务质量高的外资医院。但他可能不明白的是，在国有医院看病是有医保的，顾客掏自己腰包“垫支”的费用，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报销的。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投资专家指出，中外医疗产业合作面临的政策风险，首先就在于人们将医院公益性和盈利性两种特性对立起来，因此对外资医院以及民营医院有着政策性的歧视与不公正的限制。
这与当初SK集团聘请的一家美国咨询公司所得出的结论如出一辙。这家咨询公司分析认为，中国医疗市场的竞争很不公平，风险太大，如在税收方面，中国国有公立医院没有税收负担，而外资却要作为盈利性医院纳税。
再比如，中国的医保和医药不分家，中国医院特有的“以药养医”的补偿体制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的医疗和药品市场配置机制。因此这家咨询公司的建议是，“不要轻易在这个扭曲的市场中赌博”。
事实上，“不听忠告”的爱康医院如今也遭受到市场不规范和竞争无序的危害，不仅仅是刚刚从韩国引进的技术被别人“剽窃”，甚至连健康管家、医院内部管理系统等也很快被“嫁接”了。刘燕群颇有感触地说，中国市场不规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干扰你。因此，与大多数外商的投资规划一样，爱康医院将自己的投资回收期定在六至七年时间。
另一个例子就是启动爱康医院项目时，他们得准备两份报告，一份提供给公司内部，主要是关于商业模式、进入和撤出战略以及风险规避等，另一份内容截然不同的报告则是上报给卫生行政官员，他们关心的不是盈利前景，而是技术和项目给中国医疗行业带来的冲击会有多大。
或许因为此，与设有50张床位的爱康医院一样，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医院大都以专科为主，如眼科、口腔、妇产、骨伤等，并且定位在高收入群体，“这不仅不会对公立医院的市场造成冲击，事实上还是一种补充。但外资医院的发展也因此被限制了。”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说。
与此同时，国有大型医院的扩张却进行得如火如荼。2003年4月，北京同仁医院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了51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授信，旋即以3.3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一举收购了北京金朗大酒店，将其改为可容纳近1000张病床的住院楼。2003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同北京邮电医院合并，一艘新的医院航母在北京诞生。而在去年底，北京大学与协和医科大学同时决定筹资，分别建两所大型医院，预计约5000张床位，资金规模超过60亿人民币。这对外资以及民营医院的市场空间有着很大的挤压。
尽管目前医疗体制的变动事实上已经风声水起，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相关文件出台。对于外资而言，除了 2000年颁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几条粗略的规定外，爱康医院所遭遇的许多困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经济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