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因监狱“超载”导致的看守被劫持事件数见不鲜。如果说囚犯居住条件差、看守人员安全不保，尚属不会侵扰普通人的“边缘问题”，那么监狱条件恶劣导致激进思想传播、出狱者难再融入社会的恶果，则是无辜民众避不开的严酷现实。“教化”代替严惩的理念，是否可行？
法国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实在是个老问题。到2017年3月1日为止，法国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总数达69430人，创下新纪录。监狱平均容纳量已达118%， 连暂时拘留和短刑期监狱的容纳量也达143%。前不久，巴黎维勒班特看守所所长干脆写信给法院，表示原本设计容纳582人的监狱已住下1132名囚犯，占住率达201%：“再多一人都住不下了！”看守所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每个拘留所都缺十几、二十来人。工作人员不停地被要求加班，无法休息，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
口角演变为群殴——囚禁不具备教化职能
监狱爆满的现状，直接威胁到狱警的人身安全。4月10日，逾350名狱警将巴黎郊区埃松省弗勒里-梅罗吉(Fleury-Merogis)监狱围堵了数小时，抗议6名狱警最近遇袭，要求及时补充狱管人员：弗勒里监狱的入住率已达其接待能力180%。6日，囚犯间口角演变为群殴，6名狱警被8个未成年人打伤。一名狱警指出，“弗勒里监狱没有一周不发生袭击工作人员事件”。囚犯越来越年轻、暴力，他们如果无法立刻得到所要东西，就揍狱警。
因“超载”导致的人质劫持事件更是数见不鲜：2015年9月，法国北部加来省Vendin-le-Vieil监狱的一名重罪犯将副狱长劫为人质；2016年8月，在法国西北部勒芒市附近一个监狱中，一名狱警被犯人劫持。经特警队谈判后，人质才被释放。相关负责人对监狱超员现状“非常不满”，曾多次提醒上级刑拘条件恶劣。
拥挤监狱成绝佳洗脑场所
如果说囚犯居住条件差、看守人员被挟持，尚属不会侵扰普通民众的“社会边缘问题”，那么监狱满员导致激进思想传播的恶果，则需要全社会来承受。
例如，在2015年1月的巴黎Hyper Casher食品店枪击案中，凶嫌库里巴利在劫持人质时，声称如果警方对《查理周刊》血案嫌疑人库阿什两兄弟采取突击行动，他将杀死所有人质，而库阿什兄弟中的谢里夫•库阿什和库里巴利很可能正是在狱中结识。
出于此等考虑，2016年7、8月间，弗勒里监狱将十几名激进化嫌犯分散安排到其它监狱，以拆散“激进小团体”。狱警同样表示，应当隔离犯人，避免聚众传播极端思想。例如，巴黎2015年11月恐袭主嫌犯萨拉赫•阿布德斯兰就一人享有4间牢房，还有独自放风的院子。除了看电视，他还可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监狱越多、囚犯越多？
在此情形下，阻断“聚众洗脑”现象的常见应对方法之一，莫过于造更多监狱。事实上，去年9月法国司法部长就表示，将在2025年前建造1万-1.6万间新牢房，将耗资22亿到35亿欧元。
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新建计划。当司法部将下一届政府将要兴建的33座监狱的 21处选址公之于众时，从尼斯到瑟堡的一些议员已经开始抗议监狱会使房价下跌，况且增加一个监狱位置，意味着约115000欧元的支出。
CGLPL监察长哈赞女士就表示，“造的监狱越多，坐牢的人越多”。虽说看上去因果顺序颠倒，但也许该官员认为，盖更多监狱、关更多犯人是治标不治本的徒劳尝试，保障安全要从别处入手。
事实上，西欧国家总体遵循着囚犯人数减少的趋势：根据欧盟议会发布的报告，法国关押的囚犯数量要高于德国（每10万人有77名囚犯）、荷兰（每10万人有53名囚犯）、意大利（每10万人有86名囚犯），但是低于英国（每10万人有147名囚犯）及西班牙（每10万人有137名囚犯）。话说回来，法国政客们对监狱爆满的难题，又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
右派方案：建更多的监狱、建监狱、建监狱！
事实上，找到分寸拿捏得当的解决办法，委实难度不小：监狱爆满、关押条件恶劣的现实，让更多囚犯更易被洗脑、加入恐怖分子行列；另一方面，建更多监狱，将更多犯罪者送入牢房（或者单人牢房），或许可将他们暂时与社会隔绝，但不能为囚徒重新适应社会提供任何帮助。这种抛弃囚徒以换取大众安全的措施，长期是否有效尚不可知。但若减少关押人数，部分“漏网之鱼”又要借机危害社会。
在今年的法国大选前，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右派候选人菲永分别声明，如若当选将增添1.5万、1.6万个监狱床位。当然，两者主张的差别不仅在于数量：马克龙认为扩建是为了使80％囚犯能被单独监禁，而菲永的计划则致力于关押更多囚犯，并将青少年罪犯和成人罪犯分开收押。极右派候选人勒庞更是变本加厉地想要增加4万监狱位置，并毫不容情地对犯人严加制裁、停止减刑。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菲永在竞选纲领中提出，将于5年内取消50万个公务员岗位，相当于公务员总数10%。那么问题来了：在现有人手不足的背景下，既要扩建监狱，又要大幅缩减公务员，上哪为新监狱找看守人员呢？
私营监狱：拿孩子换钱？
说到这，就不禁联想到美国“私营监狱”：私营监狱由私企负责营运，司法机关提供“客源”，同样是为了应对州立监狱人数爆满的问题。如今，私营监狱的规模和营收能力，皆不可小觑。不过，除了为省钱而“盘剥”犯人饮食、狱警配置比例低的害处，私营监狱的一个显著隐患在于，由于利润会随“客流量”水涨船高，监狱管理公司可能贿赂法官，诱使后者将更多人送入监狱。
曾在美引起舆论关注的纪录片《孩子换钱》，就真实再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起司法腐败案：2003年到2008年期间，青少年法官马克·恰瓦雷拉、法官迈克尔·科纳汉与私立少年监狱勾结，将3000多名少年轻罪重判、送进牢房，以收取私立少年监狱业主数百万美元回扣。导演在纪录片的结尾还给出了一组数据：美国每年有200万少年儿童被拘捕，95%是非暴力犯罪。66%被关押的孩子再没重返学校。
左派的“教化罪犯”理念是否可行？
法国左派秉持的，则是“教化罪犯”的观点：大选候选人阿蒙和梅朗雄表示，盲目扩充监狱容量只能解燃眉之急，还会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若不强化监狱教化职能，监狱只会变成“犯罪学校”。前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助力废除死刑的大律师巴丹戴尔也有类似观点：“监狱有三个职能：监禁、惩戒、再教育。如今我们只完成了前两项要求”。
说到监狱教化，全球最自由开放的挪威“人道监狱”可算是罕见特例：犯人不仅拥有自己的居所，可以玩游戏、组乐队，杀人犯也能接触利器。不过，“失去自由已是最大惩罚”的理念，在他国切实可行吗？这些看上去不可思议的惩戒重刑犯制度，如果脱离了社会演进的脉络，会有纵容人性恶的误解。
虽然没有“人道监狱”，但不少国家也尝试着给监狱“减负”：在法国，代表了60多个相关协会的“思考-行动，监狱和正义联合会”（Farapej），一直致力于减少监禁判决和刑期。2013年，法国最高法院曾决定通过释放部分犯人的方法，给监狱腾地方。当然，此措施针对的是服刑期已超过20年的重罪罪犯和超过5年的轻罪罪犯；2016年9月，英国开始试运行一项改革方案：配备定位系统的服刑人员工作日可在外打工，周末回到监狱，以便之后更好融入社会。
事实上，法国也有狱外服刑的类似做法。去年10月，法国的维勒班特看守所还尝试了一项新举措：把90间牢房钥匙给了184名囚犯。所长表示，此举旨在缓和监狱紧张氛围，减少暴力冲突。然而，在法国目前的安全情势下，推广此类做法必然会引发不少争议。毕竟，2016年7月教堂恐袭嫌犯不就利用了在家服刑的“自由活动时间”，出门将神父割喉。
“服从”还是“引导”民众？
因此，政治精英们又面临着“服从”还是“引领”民众的选择：识时务者早就敏锐地察觉，人心惶惶时“雷人”和“铁血”远比理性、远见有市场。既然民众掌握着选择领导人和政策的权利，何不顺着他们急切的要求，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并和经济精英越走越近？但反过来，我们也可认为，在民粹兴起年代，政治家需要适当引领民众前行，直面危机、清算根源，而不是靠一时的迎合搏出位。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则关于法国监狱管理总局局长菲利普•加利请辞的“旧闻”。据“内部消息”透露，加利离开全因“手无实权”：“一切决定不由监狱管理总局做主，而是来自司法部。”让人不禁哑然，在监狱已然成为滋生恐怖分子的温床、一线工作者安全尚无法保障的糟糕状况下，管理者本就不足的力气，似乎也未能有效地施展在解决问题上，而是继续无谓地消耗在权利的拉扯中。作为一名普通社会成员，我们还能自欺欺人地坚信，自己始终能置身事外、偏安一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