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篇报道让人们第一次注意到“艾滋病孤儿”这个群体的存在。
广西柳州,6岁的阿龙父母因艾滋病先后离世,他也因母婴传播携带了艾滋病毒。
就连世上唯一的亲人,84岁的奶奶也不敢与他一起生活。
于是,年幼的阿龙只能独自生活在破旧不堪的屋子里,自己洗衣烧火做饭。
奶奶曾送阿龙去上小学,但却被家长们联名抗议。
村里也曾有人想收养他,但一听到他的病,就都退避三舍。
阿龙的手在烧火时烫伤,也没有人敢为他处理伤口,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愈合。
就像电影《最爱》中的剧情一样,感染者被全村孤立、排斥。
只要是感染者触碰过的东西,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定时炸弹。
最后,阿龙只能与一只小黑狗相依为命。
2014年,传染病专家吴尊友估计,中国各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14岁以下儿童约有8000人左右。
现在,六年过去了,这个数字更是已经不可估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孩子感染艾滋?
上世末,由于非法采血,许多村民在卖血回输红细胞时染上艾滋。也有年幼的孩子因为输血感染。
据统计,1995至2000年,在河南、河北、安徽、山东、湖北、山西、陕西七个省、56个县、150万农民,估计有2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血灾”。
这些孩子的家庭,许多都是这场“血灾”的受害者。
因为父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些儿童出生时就受到感染,他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
事实上,只要通过长期规范的服药治疗,可以将艾滋病病毒含量逐渐降低,直至检测不到。传染性几乎为零。
但他们到上学的年龄时,却依然因为歧视,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开心地走进校园。
艾滋病儿童被“联名”逐出学校、村庄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
有网友幻想,如果有一所艾滋病儿童的学校,或许就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毕竟,医药救治的是孩子的身体,而教育才能治愈孩子的心灵。
曾几何时,这是个遥不可及的幻想,但有个人把它变成了现实。
在远离市区的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外,坐落着中国唯一的艾滋病学校——临汾红丝带学校。
这里30多个感染者学生,有一半都是父母双亡的孤儿。
如果没有红丝带学校的收留与照顾,许多无法按时服药的孩子早早就会夭折。
几十个孩子,都有各自不幸的故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遭遇:被歧视。
来自四川的坤坤,出生时就被父亲抛弃,八个月时母亲因艾滋发病离世。加上养父也不闻不问,他成了大山里的野孩子。
2014年,203名村民写“联名信”,将携带艾滋病毒的坤坤驱逐出村。连坤坤的爷爷也签了字。
后来,他被爱心人士送到了这个学校。
坤坤11岁时
这所特殊的学校,拥有一位更为特殊的校长——郭小平。
他本能拥有衣食无忧,一帆风顺的一生,但却放弃了一切,主动选择了“困难模式”。
现年57岁的郭小平,曾是临汾市三家公立医院的院长。但现在,他的唯一身份是红丝带学校校长。
2004年,郭小平担任院长的传染病医院,收治了一名7岁的小病人涛涛。
当时涛涛的病情危重,家人已经准备放弃抢救,回家准备后事。但在调整治疗方案后,涛涛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涛涛醒来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上学”。
当时,病区里还有几个患儿。这里有的孩子是因突然发病辍学,有的孩子,是根本不被任何学校接纳。
那时,艾滋病还没有儿童用药,郭小平根本不知道这些孩子还能活几个月。
2005年,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愿望,他在医院腾出一间病房,摆了四张课桌,取名为“爱心小课堂”。
没有老师,就由下夜班的护士临时充当;没有教材,就用医生们孩子的旧教材。
于是,这些孩子便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学校”。
教室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
“课堂虽小,爱心永存”。
有的孩子一边输着液,一边在教室里上着课;
有的孩子刚在病房拔下针头,便急匆匆赶向教室。
后来,有了儿童抗病毒用药,孩子们病情都得以控制。有许多人都慕名前来,把患儿送到郭院长这里。
郭小平的心越来越大了,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这些孩子办一所学校。
一开始,没有场地、没有经验,作为医院院长,繁忙的工作已经是超负荷。
但是面对一张张渴望知识的面孔,郭小平从未想过放弃。
在学校刚刚办起来时,招老师比招生还难。
没有教师,就由医生护士和志愿者轮流上课;
没有钱,就自己种菜做饭;
没有学习用具,郭小平就带头捐款。
有一次,郭小平看到新招来的老师穿着白大褂、戴口罩、橡胶手套上课,“比我进非典隔离病区时的装备还先进”。
他不想让孩子再在这里受委屈,便果断辞退了这名老师。
终于,2011年,郭小平的愿望实现了,红丝带学校审批通过,加入了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得到了200万元教育赞助。
从爱心小课堂,再到红丝带学校,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只有郭小平自己知道。
有人问,郭校长你苦吗?
他说,我不苦,不是真的不苦,而是苦的多了,就不觉得了。
在学校,郭小平当爹又当妈,该管的都管了,不该管的也管了。
高中的孩子要高考,他就每天督促孩子们学习,和他们沟通谈心。
年龄小的孩子,在学习之余,他就像真正的父亲一样,陪他们去接触、拥抱这个世界。
社会容不下他们,甚至连家庭都抛弃了他们,但郭小平对他们毫无保留地张开了双臂。
他付出自己的一切,只求孩子吃饱穿暖。
2013年,孩子们中考,他把中医院院长辞了;
2015年,孩子们上高中,他把院长、社区服务主任的职务一并辞掉,全身心创办红丝带学校。
许多人觉得他简直是脑子出问题了,但只有郭小平知道,自己心如明镜。
他说:“中国不缺我这一个院长,而孩子们缺一名校长,一个家长。”
当被叫作郭校长时,郭小平有些不习惯。他笑着说“其实呀,我就是个大家长。”
在孩子口中,郭小平是他们的“郭伯伯”。
“郭伯伯像我的亲人。”
“他哪都好,不凶我们,还给我们发好吃的,让我们上学。”
“就像我的爸爸,然后把母爱也给了我们了。”
……
这都是孩子们最真实的心声。他是孩子们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归属。
当被记者称赞有社会责任感时,郭小平认真地问:
“你养活自己的孩子,那能叫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个‘情’字。”
2017年2月,郭小平荣获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
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
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
这些艾滋病患儿被叫作“孤岛的孩子”。
而郭小平与老师们手拉着手,用爱将这一个个孤岛,连成了一片广阔的大陆。
他们都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
2017年8月,学校16名高考考生都上了大学。
可坚强了一辈子的郭小平,却在采访镜头前默默落泪。
他不是为了自己哭,而是担心这些孩子离开红丝带学校的温室后被欺负。
“万一孩子们在外受到欺负怎么办,我的手伸不过去,帮不了他们。我帮不了他们……”
在节目中,白岩松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是以后有越来越多这样能收纳这些孩子的学校对吗?”
郭小平说:“我希望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艾滋病学校,社会没有歧视,孩子们可以共同生活在一个蓝天下。”
因为只有当艾滋病学校不存在了,这些孩子才算真正被社会接纳了。
在红丝带学校的努力下,人们对艾滋病的理解和尊重越来越多。
从被歧视、被恐惧,到媒体报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源源不断的志愿者和爱心捐助……
艾滋病过去是致命的,现在是可控的,未来或许是可治愈的。
但仍有一种病毒在肆虐,那就是歧视。
社会的歧视也许不可能彻底消失,
但只愿歧视小一点,再小一点,
爱多一点,再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