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的最大短板：为什么日本人的工资，是中国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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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ID：zgtrend）| 黄汉城
广州白云机场是全球旅客量排名前十五之内、最为繁忙的国际机场。以前来的时候，都是熙熙攘攘，像个闹市场。
前几天出差时，只有稀稀疏疏几只队伍在安检排队。回市区的大巴，包括自己在内也只有两个乘客，以往可以坐三分之一以上。
这就是疫情下的中国啊！
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们的星球就像被摁下了暂停键一样。
人员来往变少了，科技交流堵塞了，外贸出口下滑了……我不禁感慨，再这样下去，全球经济还能变好吗？
每年赚取的两万多亿美元外汇，让中国的企业有钱全球收购技术，石油，粮食……形成一个内外循环的链条。
今天，美国一些人要求强行与中国脱钩，实际上就是想要把中国锁住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头。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点。
为了应对自由落体的国际形势，中国已经开始构建国内大循环了，这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在行文开始之前，我想先提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去日本、韩国旅游，经常可以见到普通餐厅里的一个服务员，工资都可以拿到1万到1.5万元人民币。
凭什么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岗位，工资都能三四倍于中国？
原因就在于，日本、韩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中国较小的经济体，其中高端产业的比重更大。日本一亿多人口，就有丰田、软银、三井、富士通、东芝等5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韩国五千来万人口，诞生了三星电子、三星人寿、三星物产、SK、LG、现代、起亚等16家世界五百强。
如果中国要达到跟日韩一样的人均拥有数量，中国的五百强数量应该是400-600家左右。但中国目前只有129家。
日韩的中高端产业，在全社会当中的比重高于中国，所以整体的生产效率也要更高，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人均社会财富。
从事高层次产业的人员躺着赚钱。而为这些人群服务的低端岗位，也就能跟着受益，拿到三四倍于中国的工资。
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民能不能取得高收入，取决这个地区的科技创新实力以及产业层次。
如果中国迟迟未能转型升级成功，我们的工资就一定会比别人低。三代人才能取得人家一代人的收入。
（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有一点大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美国一些人的中美脱钩设想越发付诸实施，中国就越有被打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理论上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还有2375美元的差距，是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
二战后的70 年中，全球只有12 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里头很少有人口过一亿的经济体，像巴西、墨西哥、菲律宾这样的“人口”大国全部闯关失败。
原本中国是极有可能会创造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中国遭遇了严重考验——美国一些人当前正采取各种动作积极推动中美脱钩。
中美脱钩最可怕的事情在于，它一定会加剧中国受低收入国家低人力成本竞争和高收入国家高创新竞争的双重挤压，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危险系数。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动作你就明白了。
这两年，美国陆续将中国近三百家机构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这里头既包括华为、中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奇虎360、商汤、旷视、依图等行业巨头，也包括北航、哈工大、国防科大、电子科大等等科研高校。
这些机构，均是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孵化技术应用的龙头，但是上了黑名单，就意味着成为了美国限制出口的对象。相当于技术封锁了。
围剿中兴，禁止华为使用EDA，禁止使用MATLAB工业软件，限制部分中国赴美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签证……
这一系列举措下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这是要切断中国获取世界顶尖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以进行吸收消化再创新的循环通道。把那些中国领跑世界的领域，打回跟跑甚至是追跑的原形。
今天的美国，虽然制造业空心化，但基于厚重的历史沉淀，基于每年源源不断的高技术移民涌入，美国的科技创新、原创专利仍是全球最一等一的位置。
能不能站在美国的肩膀上，对于中国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所以，中美脱钩无形当中就会拖慢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那么，我们在与高收入国家的创新竞争下，就会比以往多出一些新的困难。
与此同时，土地成本、劳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国部分低端制造业已经发生了转移，跑到东南亚、非洲等后发地区。
这会对中国低端产业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就像我之前分析过的，同样一件活，别的国家每小时10块钱，中国同行业的劳动者就没有理由要求50块钱的工资。想要和它们的产品竞争，在中国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广大劳动者，就面临着工资下调的压力。
在这种双重挤压之下，中国就可能会出现低端产业收入上不去，高端产业进不了的尴尬局面。全社会的工资水平一直停留在原先的地方，或者提升缓慢。
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
在我看来，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是由富人所决定的，而是由穷人所决定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这里，我想先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
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最大的一个命门其实是农业。
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天然落后于工业部门。因为农作物的收成，除了集合人类的劳动和智慧之外，还有一个变量因素——气候，这是人类无法去除掉的一个因子。
农业的生长周期是固定的，几乎不可更改的。在热带，水稻可以种三季，温带地区种两季，并不会因为大规模机械的运用、化肥工艺的提升，而变成五季、十季，让亩产值得到几何式增长。
制造业就不一样了。工业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尽可能地排除大自然的干扰。因此，新工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能够出现颠覆性的效果。
19世纪40年代，一个女工一天只能缝制一件衬衣，缝纫机发明之后，她一天可以缝纫11件。1914年一战开打时，福特公司组装一辆T型车要14个小时，十年之后每10秒就能有一台走下生产线。
而且，工业技术的改进、生产流程的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下去，永不停息。
所以，这两种产业的特性会共同导致一个结果——农业人口难以致富，工业产能容易过剩。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曾面临过的问题。
中国也是这样。
而且相比美国，中国的农业人口面临着更艰巨的致富难度。因为我们人多地少，要推广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困难很多。
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天然滞后于工业，很多农村地区在中国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分享到大国崛起的时代红利，产生了大量贫困人口。
直至2012年年末，中国还有9899万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这将近一亿的贫困人口，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环境成因、历史成因和社会成因。比如说黄土高原的水资源贫瘠，比如说主要劳动力身体残疾……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难啃的硬骨头。但是中国仍然在2015年吹响了扶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要2020年年底前全面消灭贫困人口，带领14亿人集体奔向小康。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每年减少贫困人口一千万。
时间极短，任务极难，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中国还要去做？
除了政治上的历史使命之外，还有经济上绝对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要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解。
2011年, 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072万人，2019年末下降到 91125万人。这“蒸发”掉的2947万人，相当于少了一个澳大利亚。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亿，占总人口比例10.3%。2019年末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增至18.1%。二十年功夫，差不多翻了一倍。
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老年人的增多，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下滑，内需增长放缓甚至萎缩。
数据还显示，1990年时中国有31659万个0到14岁的婴童，2018年减少至23523万人，从总人口的27.7%下降到16.9%。
1998年全国共有小学在校生13953万人，初中在校生6301万人。2018年分别下滑至10339万人、4652万人。
就像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的婴童消费正在萎缩，教育消费也在萎缩。
人口红利的式微，加大了中国消解过剩产能的困难，使得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坏链条受到很大阻力。
中国不得不极为依赖出口贸易，让欧美国家的人民消化过剩的中低端“中国制造”。整个全球形成了“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固定三角格局。
这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疫情一来就有点措手不及。第二，跟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加大，摩擦系数不断上升。美国迟早会像80年代对待日本一样，开始掀桌子。
中国早先布局的扶贫攻坚战，就是要让这将近一亿的人口拥有更大的消费水平，有投资物质资本的能力。
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一亿人的能量。
虽然他们刚刚脱贫时收入不会很高，可能买不起汽车、电脑，只买得起拼多多里500块的产品。但是生产500块产品的企业就有了销路，老板、办公室文员、工人都增加了收入，他们有钱之后就会去买1000块的产品。
这一层供应链受益之后，又会开始传递下去。直至最后，连汽车、私人飞机、房子等高端耐用商品也都会有销路。整个过程下来，其实涉及到了无数上下游产业链，帮助中国消化钢铁、水泥、玻璃等等原材料以及初级加工品等一系列产能。
换句话说，这个链条反应具有传递性，一亿人口能够撬动至少数倍杠杆的效应。
而且，穷人往往会忽视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在人口红利减少的情况之下，更需要有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工程师源源不断的补充进来。
这一亿人口实现小康后，便有能力对后代投资教育，培育出一支庞大的、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储备军。这有利于中国去承载前沿技术的推广落地，提高社会生产率。让中国有更大的底气，跟高收入国家进行科技创新竞争。
截至去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至0.6% ，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
国际形势越是艰辛复杂，扶贫工作越是不能停。
因为，工业产能过剩，而底层人口消费力跟不上，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爆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当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提升得非常快，加上大印钞下的产能扩充，美国的纺织、钢铁、汽车等均超额供给。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贫富差距悬殊，有产阶级富到流油，而农民、工人阶层的收入增长有限，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商品过剩，最后只能通过长期的通货紧缩来平抑解决。
在贸易保护和全球疫情影响之下，我们出现产能过剩的压力，只会变大不会变少。
从几年前开始，让近1亿的社会边缘人群融入中国与世界生产和贸易链条的大循环中，分享时代发展红利，其产生的效应会在未来慢慢释放出来。它会通过链条反应的传递性，逐步提高了全社会的内需水平，使得今天的中国经济更有底气构建国内大循环。
在我眼里，国内大循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给中国的自主创新一个试错的空间。
我们所有的技术创新产品，一开始都可能不太稳定，性能稍差价格还贵，唯有“大后方”愿意消费，而且有能力消费，企业才能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最终赶超世界最一流的水平。
如此，将有利于中国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正如一些经济界人士所分析的，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余地、空间还非常大。
没有14亿中国人民奔向全面小康，这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广州的白云机场上，看着起起落落的飞机。我心生一个疑问：什么时候，我们的工资也能变得跟日本人、韩国人一样高。打份普通工，也能体面地养活自己，每年都有一两次机会全球旅游？
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
不管时间有多长，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对吧。
参考文献：
贺大兴，姚洋：《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
周天勇：《关系每个人的中国经济放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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