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前要不要参考豆瓣评分？青年导演有话说
南国·再见南国青年导演沙龙实录
时间：2020.8.29下午4点到6点
地点：SKP四楼书店
鸣谢：后浪电影学院
沙丹：今天我们在SKP举办这个青年导演沙龙活动，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三位导演都带着新作品来到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与观众朋友进行交流。今天我们要聊一些关于电影拍摄以及生活各方面的小故事。
他们三个人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等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最后都变成了导演。我们此时此刻在北京，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城市，而这三位拍的电影都是在南方，尤其是广东那边。他们的电影很多属于讲粤语的都市电影，那么我们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来给大家聊一些有关南方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是一种文化上的共振。
我们今天选择的主题名字叫“南国，再见南国”。这名字好像和侯孝贤的电影名特别像。侯孝贤的电影名字叫《南国再见，南国》，逗号的地方不一样，这二者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
“南国，再见南国”的意思是，过去有很多的南国故事，比如一会儿黄梓导演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广州出生，并在广州长大，广东在50年代的时候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80年代的时候拍摄了包括像《雅马哈鱼档》这样的电影，都是广州故事。
“南国故事”在中国这样以北方电影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来说，尤其是80年代兴盛一时，包括还有“特区打工电影”题材的一些电影。但现在我们和这些导演在北方相聚时，是“再见南国”，因为有一批反映南国故事的青年导演出来了，在这个时候以一种集体性的姿态出现。
《雅马哈鱼档》剧照
现在咱们经常有点庸俗地用“XX新浪潮”来说，“内蒙古新浪潮”、“浙江新浪潮”、“贵州新浪潮”，咱们也可以说“南国新浪潮”。但说实话，他们的电影美学又不是那么一样。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南国故事”的青年导演座谈沙龙，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首先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三位青年导演，黄梓是电影《慕伶，一鸣，伟明》的导演，这个名字刚开始念有点拗口，现在越说越顺了。
《慕伶，一鸣，伟明》获了非常多的大奖，从FIRST青年电影展到上海电影节，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我们也在这两天为这部影片做了两场映后交流活动，一会儿您可以继续聊一聊。
高鸣是电影《回南天》的导演，生活在深圳。《回南天》今年年初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做了世界首映，同时拿到了前段时间全州国际电影节竞赛的最高奖，为我们的中国青年导演拿到荣誉鼓掌。
坐在最右边那位，有点胡子，他是我大哥，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把掌声献给云中导演。为什么要请云中导演来？今年他的电影《无名狂》是我们“北京展映”单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已经在优酷上线了，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电影当然是对中国传统的武侠类型片进行的一种新的诠释，云中导演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外，云中导演还拍摄过一些粤语都市题材电影，包括他的第一部电影《呼吸正常》，入围了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和北京国际电影节，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包括他的第三部电影，今天我们会给大家看一看最新作品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请三位导演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感受，比如说在北京参加电影节和在其他地方参加电影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北京的影迷和其他地方的影迷有什么区别？
黄梓：坦白说我没有特别地进入电影节的状态。因为我其实是前两天才到北京的，之前一直在广州参加一个电影工作坊，时间不长，也一直在赶场。我没有进入到电影节的状态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在这期间看很多电影。
我之前参加别的电影节，无论是去FIRST还是去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影展，我其实都会看很多电影。我觉得参加电影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电影，而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作品，希望跟行业里面的很多人去交谈，创造一个以后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电影，与观众进行交流也很重要。
沙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北京国际电影节和其他电影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黄梓导演虽然是广州人但生活在北京，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你去平遥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别的事干，就只能看电影，而在北京的话，你在日常的时间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产业沟通。
黄梓：确实参加别的影展有一种旅程的感觉，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话，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从影院到家，从家到影院，感觉更像上班的人。
沙丹：所以说您不太能享受到电影节当中的快乐。我说句心里话，我有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之后，除了看电影之外还能吃吃喝喝，可以和云中聊聊天什么的。
但是在北京，下班之后还得回家去看孩子，那种“飞地”的感觉不太存在，这是北京作为一个电影产业中心与其他电影节不太一样的地方。高鸣来聊一聊这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后影迷带给你的感受。
高鸣：我是因为《回南天》参加了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是VIP。坦白讲去年我有点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刚做完电影，我带了一个片花来到北影节，下面有很多老师做评委，我特别想让他们去认同这个东西，所以一路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云里雾里的状态。
今年做完这个片子以后再回到这里，我完全是相反的心情。今天完全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因为电影已经做完了，我觉得我想要说的或者我想要表达的，在电影里面已经完成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到目前为止我参加了三个电影节，一个是鹿特丹，一个是FIRST，一个是北京，这三个电影节我觉得都不太一样。鹿特丹年轻的观众其实相对比较少，FIRST的观众特别年轻。当时我问为什么这一届观众会这么年轻？他们说因为有易烊千玺，所以很多人去追星。但是北京我觉得偏向于两者之间，那天交流我感觉我们北京的观众还是很成熟，整个感觉还是挺好的，这是我的感受。
沙丹：对，高鸣的那场交流活动是我主持的，现场有一位大明星，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先生。梁先生那牌多大？说实话，要是一般的场子，好多人就冲着他，光去问他问题了，甚至会问您最近有什么新专辑，北京就没有，大家就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演员，主要问题都是问高鸣的，说明大家还是对电影本身更感兴趣。
我觉得北京观众在这样一个文化城市当中，熏陶出了这种迷影气质，还是很成熟的，所以那天我们觉得跟高鸣聊得非常开心。
下边问我的这位大哥，李云波是我在广播学院的正牌师哥，现在已经做导演了，他曾经是国内我认为最优秀的影评人。请云中再聊聊这次参加电影节的感受，因为你的第一部电影《呼吸正常》就是在我们北影节做的首映。
李云波：我作为影迷或者说影评人参加过很多电影节，作为导演也参加过不少电影节。以前作为影评人的时候，参加北影节或上影节都可以看很多片子，然后骂很多片子，自己当导演之后，自己的片子每次在你资料馆放都会被骂的很惨。
沙丹：你现在是不是很怕去资料馆？
李云波：我下一步还得去你资料馆的大厅放，我就不信了，你骂一部我拍一部，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以前作为影迷很放松，作为导演承受的压力就会稍微大一点，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叫还债嘛，反正看到大家骂一骂出出气挺好的。
就像冯小刚导演是《无名狂》的监制，他跟我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发微博了，他以前以前发很多，然后下面老是一拨人喷他，他就支持，他说帮大家释放一下生活的压力也挺好的，比如骂冯小刚之后，你晚上就不想骂老婆了，家庭就和谐了，所以我觉得一部电影要适当被骂一骂，也是对社会和谐产生了很大作用。我觉得北影节是一个挺和谐的电影节，因为我们专门出来跟你们骂一下。
沙丹：我觉得这种心态非常好，你看看所有这些豆瓣电影的评分，有的是5星，有的是1星。甚至有些观众还没看完，就打一个很低的分数。所以我觉得做导演都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尤其当你的电影最后希望走商业电影这个途径的时候，这种压力可能就会更大。
我下面问的问题都是一些特别轻松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很感兴趣。这三位实际上他们读书时的出身非常不一样，我跟云中非常熟，云中是我师哥，我们广播学院新闻系王牌专业毕业的；高鸣导演以前是学广告设计的，后来也拍过纪录片。黄梓导演就厉害了，没在国内读过书直接就出国了，后来直接在外国读电影，是正牌电影专业的学生。
在外国读完电影回来之后，会发现实际上不像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那样，学校中有很多师兄弟可以相互帮衬，从国外回来之后，实际上这种感觉其实跟在国内读大学都是不太一样的。能讲一讲读书的时候到导演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转变的？李安纽大毕业之后还当了好多年的家庭主夫，咱都说他靠他老婆养他，您怎么这么快就能拍出自己的作品？这个跟我们聊一聊。
黄梓：这个过程和李安导演是有点相似的，只是我不啃老婆，我啃我妈，我一直在家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毕业，我读的电影研究生是一个三年的电影制作课程，但是我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退学了。
沙丹：你为什么退学了？一般来说都是天才才会退学。
黄梓：当时是这个学校要倒闭了，就没办法读了，当然我是可以选择读完。我就等于是最后一届的学生，在我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学校才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就当时也挺气愤的，感觉被他们骗进去了，然后就申请退学了，因为退学可以把学费都要回来。读了一年，省了很多钱都不用付，学到了很多制作方面的事情。
沙丹：好多人现在读电影学院，包括读MFA之类的，大家有时候就很怕交非常多的钱，但是最后可能没学到一些真正的本领。这您看来在大学这个阶段，你最受益的课程是哪些课程？
黄梓：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去回望过这些不太成功的经历，我最近在广州参加工作坊，我以一个所谓的导师的身份参加，跟一些很年轻的一朋友做交流，我们在课堂上也会有一些练习，他们也把他们以前拍的一些素材给我看，我也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想法和意见。
我突然间有点一下子梦回到我读书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说的那些话，其实是当时老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你这个太简单了，你里面的那个人物不是真实的人物，你这个东西不可信，人物不可信，只能说一直在打击他们，这让我想起了我在那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一直被老师说，老师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老师是说出来，说你这个不行，这个不可信。你这个人物真的太假了，你这个东西不要想太简单了。
会有那么一两个老师特别特别直白，会跟学生说哪里不好，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直白比较严厉的老师，其实对自己的帮助更大一点。
我后来也在想电影到底是在拍什么？我觉得真实感还是特别重要的，无论是现实主义电影来说，实验性电影，科幻电影，无论任何题材任何故事里面的所有的人物，我觉得都是应该是是真实的人物，而不是编造出来的。
但是人物肯定是我们主观去塑造的，但这个人物你得让他有自己的生命力，他不应是单纯地受导演或编剧控制，你希望他往哪边走，你希望他说什么话，你希望他做什么反应，他就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你得让他这个人物在电影里面有自己发展的那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一下子好像有点理解当时为什么一直被老师骂了。
沙丹：即便一个电影当中所有的角色都是虚构的，但虚构的角色仍然在电影中具有生命力，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有些人物你不会对他产生共情，是因为这个人物本身是一个硬造出来的、安排出来的角色。《慕伶，一鸣，伟明》中的角色真的都非常的真实，可能和生活有关系，但是不是完全一样，这就涉及到导演本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炼过程。
高鸣导演您是学广告设计专业出身，我知道我们广播学院的广告设计专业很强，但是好多人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够当导演。您后来去拍独立纪录片，怎么想到说我要去拿起摄像机去拍东西了，甚至说拍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能被别人看到？有没有想到有今天？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高鸣：我不是学广告设计的，我大学学的是油画，后来到了深圳以后就做设计，大概因为我在这一群人中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也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大约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来到深圳以后，当时深圳有一个明珠台，有一个叫“民族930”会放很多好莱坞电影，我每天晚上都看。
坦白讲，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工业体系的电影，没有人会想到说它跟我自己会有关系，因为都是电影厂制作，规模都很大。2000年的时候看完贾樟柯的《小武》，我突然发现这个电影离我特别近，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想过自己要做电影，我是2003年的时候看完了《东京物语》后才有的这种想法，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在深圳买了房子，把父母接到身边。
因为父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就会去观察，看完《东京物语》对我有巨大的打击，那种打击就是觉得自己在情感方面缺失，与父母之间存在的那种缺失。第二是感觉到时间对人的这种改变，因为我觉得几年没见父母，见到后觉得变化特别大。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想到了我刚去深圳时玩得特别要好的朋友，我就去找他，我们有很多年没见面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去哪里了，但是我找不到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最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出事了，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真的是不好，接二连三的坏消息，我突然感觉两个人关系这么好，因为各自的事业分开以后，在8年时间内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朋友的下落，最后得到下落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出事了。刚好03年有了非典，也出不去，我高中的时候喜欢写剧本、写舞台剧小品。
《东京物语》剧照
沙丹：您高中时候不好好学习吗？那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高鸣：特别不好，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不是很好。
沙丹：但是很喜欢写剧本对吧？
高鸣：我唯一有自信的一块就是语文老师拿我的作文去念，我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画画，喜欢搞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是我们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我就专门搞这帮同学去排舞台剧什么的，然后去参加区里面的中小学文艺调研，但那个时候，坦白讲南方人没有想过和电影发生什么关系。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开始拿起笔来写，写完了以后我就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看，他也是艺术家，看完了以后他说我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很好，你来拍，我那个时候连看别人拍电影都没看过。在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鼓励下，我就找了一帮人去拍，那是我的第一个短片，叫《阿苏》，拍完剪出来以后，自己请了一帮人来看，那帮人看完以后都不说话。
沙丹：很多观众都会问这个问题，比方说你在那天天写剧本去拍的时候，那会你靠什么吃饭？那会儿还上班吗？
高鸣：我是在业余时间拍。
沙丹：你说业余时间我就要说到云中了。云中是影评人转行当导演，你比如说咱们吃饭，菜不好吃，大家都可以说不好吃，但影评人一说不好，就有人会说你行你上，you can you up，咱们云中就真是自己上去了。
他也跟您差不多，也是在工作之余就有了拍摄电影的一些想法，这个想法说实话我很早之前就知道，就有了酝酿。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我们家那边吃饭，和李洋一起，那时候已经开始在谈《呼吸正常》的一些想法了，这种想法应该我不知道在你的内心当中有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一个转变？
李云波：因为咱俩都是广播学院毕业的，但是没有在广播学院学过任何关于电影的知识。当时刚毕业之后其实就做新闻，也并没有想做电影，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从事电影行业或者是导演或者编剧，或者是打算投身这一行的，你肯定得找到一个最大的点，肯定是会有一些电影会刺激到你。
那么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就是杨德昌导演的《一一》，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启发，看完那部电影之后，我突然之间决定要从事电影行业，一定要拍一部自己的电影，然后从下定决心到我拍出第一部电影，大概过了12年左右，所以说我一直想拍，但是大家都知道拍电影是需要钱的。
当时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所谓城市游民、屌丝一样的人都能搞到钱去拍，后来到广州电视台电视台，你可以稍微离电影近那么一点点，你就会积累一些拍摄的资源或者是团队设备这些东西，你就会酝酿自己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觉得有点后悔，我早点拍，早点被骂一下，可能进步地更快。
反正还是一个人生经历，到了一个阶段，你自然会想出某一件事情，你正好有一个自然的时机去做。同时我还是没钱，就想办法各种刷脸，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资源，就厚着脸皮让人家免费帮你，或者出设备也好，就各种刷脸把脸刷光了，然后才会用一种非常低成本的方法把第一部作品拍出来。其实拍一部电影需要的钱并没有想象的多，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最近我还在看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其中有一页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你们百分之八九十的报考电影院校的学生其实都不适合当导演，你以为你适合，其实你不适合，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觉得在座可能有人觉得自己想当导演也愿意当导演，那么我首先觉得你们可能是想多了。
因为我觉得拍电影是特别痛苦，特别折磨人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热情，能百折不回地支撑你，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么无聊又痛苦，又不赚钱的事情。因为会耽误很多年时间，不断地折磨你，打击你，但是你还是要坚持要拍，你才可以当导演。如果你随便搞一下，你觉得无所谓，那就不行，所以说当导演我觉得需要在精神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力量。
其实电影史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每个人你要考虑清楚，你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做摄影做美术挺舒服的，也赚钱，也能从事电影行业，同时也有自己创作的快感，不一定当导演，导演真的太苦逼了，非常奉劝大家要想清楚。
沙丹：一上来就劝退。我们说回《呼吸正常》这部电影。这当中配了非常随性的爵士音乐，叫城市小品式的音乐，大家看的时候会发现你们在电影中分了非常多的一些章节，有点类似于他最钟爱的杨德昌的电影《独立时代》。
我记得之前北影节的首映现场也有很多观众问这电影是不是受到《独立时代》的影响，把电影分成章节，还有出现一些城市小情歌等等，现在看这个电影很便宜很随性，但是拍出来并不容易。
李云波：拍了一年，在工作业余时间拍，每周花一两天，叫了一帮非职业演员，我先花半年时间给他们进行演技进行培训，因为他们都是素人。培训之后，我没有剧本，我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真实经历展开，再去找几个我觉得能演的人，听他们讲真实故事，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发展出剧本。其实电影中80%的戏份都是真实状态，20%是虚构的，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超出极限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小品，也代表我当时对广州的一种感觉。
这个片子是一个群像戏，讲了一系列二十四五岁刚毕业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想怎么样生活、他们的奋斗和爱情、他们的日常，我现在感觉挺好看的，对自己非常自信。
沙丹：我觉得拍电影很幸福的地方在于，刚拍完的时候你可能还没觉得怎么样，但过了5年10年之后，你再看电影的时候，它记录了我们那段不可能回溯的时光，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
咱们现在给小孩子拍一些影像，现在当时拍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珍贵，可能就放在手机当中的某一个地方，10年后20年后再去看，你会感到很唏嘘的。我现在经常在深夜的时候看小孩三四个月的视频，很可爱的样子，现在已经完全不可爱了，上小学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咱们来问问高鸣导演，从您自己喜欢的角度来说，您喜欢哪位导演的作品？哪位导演的哪个作品对您来说是有过真真正正的影响？
高鸣：我想中国导演看片的来源基本是盗版碟，这是艺术电影的自发教育，其实很多人看的片子都很像，品味也很像。
沙丹：您也喜欢杨德昌对吧？
高鸣：杨德昌我肯定是喜欢的。亚洲导演的话，杨德昌、李沧东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其次我觉得偏南方的导演，像蔡明亮、阿彼察邦和王家卫的电影我也都特别喜欢。当然我个人最喜欢的导演，塔可夫斯基肯定算一个。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电影特别南方。
沙丹：这个是跟您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比方说这个人相对来说内向一点，或者比较沉静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喜欢安东尼奥尼电影当中那种情绪性的东西。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实际上跟王家卫的电影具有非常多的关联性，对吧？他的电影《放大》原来就叫《春光乍泄》，然后人家拿到香港就换了一个名，就说是他自己的片子是不是？
高鸣：像《放大》这个电影在他的作品里面应该是最容易接受的一部电影，他还有更多的电影是特别难以接受的。像《奇遇》这样的电影，很多人看完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也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写。但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还是特别佩服。
沙丹：《回南天》这个电影是一个特别内向化的电影，我跟高鸣聊过，我最大的感受是，你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这个城市或者这个人物的表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内心化极其大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当中有非常多情绪渲染，比如南方的雨季，情绪构成了当中的主体。
这样的一种状态您是怎么去捕捉的？跟您个人的情绪心境有没有什么关系？您再跟我们去谈一下。因为你看刚才云中的那部《呼吸正常》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写意，您这个电影看了之后，相对来说心里更压抑一点。
高鸣：对，刚刚云中老师说他的电影完全是拍别人，我刚好跟他相反，我拍我自己，我是第二次进行电影创作，这部电影跟我前一部电影相隔了15年，这期间我做了10年的生意。
做完10年生意以后，当然生意肯定是失败的，如果生意要成功了，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它不是个简单的失败问题，而是一个倾家荡产的问题。我把所有积蓄全部拿去做生意，其实生意失败以后，我非常不甘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个份上，有那么两年时间，我是极端的痛苦，大概是14年15年。
沙丹：在《回南天》这部电影当中，大家看里面有一个叫圆圆的角色，除了一幕之外，他家里的窗帘都是拉下的，是不是？
高鸣：我觉得在生命的过程之中有过这种挫折的人，那种不安全感，你会对所有的东西都不信任，后来我想如果一直那样下去我肯定就完蛋了。所以出于一种自救的心态，刷微信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跑步就好了，我以前从来不锻炼，之后我就开始跑步，跑完了以后我不想干活，我什么都不想动，我就在坐在那看电视，我从来不看电视，但那段时间我坐在那看电视，其实也没想什么。
《回南天》不是讲人遭遇困境的过程，而是讲遭遇困境后走出去，或者说在这个里面团团转的一个状态，你在寻找出口的一个状态。
沙丹：下面我们问一下黄梓导演。《慕伶，一鸣，伟明》这个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类似于梦幻般的场景，比如说孩子进入到一个绿色的山谷，父亲进到一个雾气缭绕的老房子，我估计如果在座的大家没看过电影的话，还是不太能了解电影当中要做一种什么设计。其实我是能在电影当中看到非常深厚的私人感情的，电影又是在您自己的家乡拍摄的，是不是也是在你自己读过书的中学取景是吧？
黄梓：是的。最主要的创作初衷还是源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家里面当时也出了一点事情，父亲生病了，但是可能跟电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电影里面是讲述一个高中生的故事，他将要出国念书的时候，爸爸查出来癌症，他在到底要继续出国，还是留下来陪伴爸爸的困境中挣扎。
爸爸知道他的真实病情，父亲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之后，他想到了以前的亲人，包括他出生、成长的那个孤独小岛，然后他就带着一家人一起回来看老家的小岛，好像整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当他们准备结束这段寻亲之旅之后，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在一个火车车厢里面，发生了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情感触碰。
沙丹：我最后问的这个问题与黄梓还有云导都有关系。就是广州这个城市，你的家乡就在广东，云中不是广州人，但是后来一直在广州生活，是新广州人。云中在拍《呼吸正常》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聊过，看完你的电影之后特别想到广州去，因为它里面拍的特别多广州的好吃的好玩的。
但是黄梓导演出生的地方，在一个外地人看来，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再见南国”，广州这个城市或者说南国的城市，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有什么联系？广州人不拍广州的好吃的，新广州人他们就拍广州好吃的，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你们俩人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想法？
黄梓：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想找高鸣导演的《排骨》拿出来看一下，然后我翻硬盘的过程中发现我的硬盘里还躺着《呼吸正常》，可能《呼吸正常》刚出资源的时候我就上网下载盗版来看，我没想到经过几年之后，其实当时我在剧作的过程中有专门找《呼吸正常》来看。因为很少有电影是拍广州的，或者说有些电影其实是在广州取景，但是它架空了广州这个地方，只是取了一些广州好看的景，放到他那个故事里面。
但是有一部这么本土的广州电影，全部都是发生在广州的故事，我之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我就专门找人看，看了之后真的挺喜欢的，当时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我当时也在写自己的剧本，但是我的题材决定了我的故事可能是挺沉重的。
当时看到《呼吸正常》这么一部很轻盈的电影，尤其是里面的人物，他们的对话特别自然，我可以马上分辨出来他们不是专业演员，我就会反思自己写的剧本，你为什么写人物对话都写得这么的工整，或者说写得那么顺。我看电影里面人物讲的那些话，然后我就在想云中导演当时可能是怎么样写出的剧本？
云中：我虽然是新广州人，有广州户口，但也确实是从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来观察，就像我刚才说的，以记录者的身份去展现广州，那么在我眼里广州当年是那个样子，所以是会全方位的展现广州。
之前于晓丽老师曾经说过，她是资深的广东媒体人，她说没见过哪个电影这么爱广州的，我正是因为很喜欢广州才会这样拍。我看了黄导的电影，觉得本地人拍的确实跟我们这种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集中于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但它其实是很广州的，我们在网上看特别广州，但是外地人没有那么强烈的印象，就是那种植被、那种建筑，有点老式的那种潮湿的感觉，我觉得确实是本地人拍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拍出的广州是一样的，对吧？
就像斯科塞斯拍的纽约和伍迪·艾伦拍的纽约肯定是不一样的。广州也有很多面，每个人都希望在电影里看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空间，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他很开心看到一个不同的广州，希望大家以后可以PK下去。
沙丹：咱们现在进入提问环节。从这位女孩开始。
观众提问一：三位导演好，三位导演都是年轻导演，因为我也在做自己的电影，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去准备去拍长片？谢谢大家。
高鸣：我是特别不能作为那种标本的那种导演，因为因为我的第一个短片其实是15年前的，后来紧接着做了个纪录片，做完纪录片以后，我就一下停了10年。我觉得不管是短片也好，长片也好，我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和经验是有想法就赶紧去做。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导演，我发现他们很多人受困于所谓的资金。
云中老师说了一点我觉得特别好，从三万到三千万或者是三个亿，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唯一能给所有人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要想做就去动手，只有动手才有希望。停留于任何的概念或者想法，你用手机拍也是个胜利。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要勇于表达，说实话现在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时代，大家都可以用非常轻便的器材拍出非常高清晰的画面。
黄梓：我的情况可能跟这位朋友有点相似，因为我本来也是学电影的，我在我在学校里面也一直拍短片，其实离开学校之后，我其实也是计划要拍短片，或者说拍一部纪录片，我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想法，马上要做一个长片，但是为什么我忽然间想做一个长片出来？也是跟自身经历有关，其实这个片子我在一开始是想做成短片的，我一开始想塑造一个母亲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回到家里面，我觉得我跟这个城市的距离，或者说我跟父母的关系，其实都重新进入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模式，这些事情综合起来让我觉得很有距离感，很陌生。
出国之前，我跟我妈是那种不可调和的关系。特别压抑、特别紧张，所以当我回来之后，我希望重新去了解我母亲。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拍一部短片，然后短片是关于一个母亲的故事，我希望过程中能有一个探索的可能，我希望我可以拍个短片，更了解我妈。
写这剧本的时候，我爸生病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后来我也在思考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虽然可能矛盾冲突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跟我我爸其实一直也不是特别亲密，也是有某种疏离感，然后我就把父亲和儿子的部分也加了进去，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可能这个表达需要一个更大的体量，或者说更大的容量去承载这部分，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长片。
沙丹：我觉得当中有一些所谓的生活的偶然，本来想做一个关于母亲的短片，但是突然有些其他的事情发生了，就会促成一个成功的拍摄。
观众提问二：三位导演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三位导演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好片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我不想做导演，我只想看电影，我发现你在豆瓣上会看到很多类似《怦然心动》的电影，它的豆瓣评分是9点多，但是它在IMDB上评分只有6点多，还有像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很多人说好，很多人也说不好。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认为评价电影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去弥合大众的不同认知？
沙丹：云舅回答这个问题很权威。
李云波：权威就是不要管别人的标准，我觉得电影不能用评分来判断，这是对电影的一种亵渎，所以我从来不信那玩意儿，我在豆瓣玩了十几年，我只打五星，你看我页面就知道，我觉得评分毫无意义。真正的电影艺术家从来不在乎，不要被别人影响，不要被别人的判断所影响，你觉得什么好就好，我以前觉得侯麦的片子觉得超极闷无聊死了，但是现在我爱死，我自己都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别人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评分网站只能让大家当个参考，电影本身它就是会给你带来更多刺激，而不是别人的评论给你带来刺激，电影本身就是你喜欢不喜欢，所以好电影是没有标准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沙丹：你知道咱们国内的电影节最怕豆瓣，因为观众都特别较真儿，看完电影之后直接上去打分了。一个电影如果一开分，假如这个电影还没有找到发行方，但是当电影没有上线的时候，而分一开出来之后发现没到7分。
这电影在之后的发行阶段就会很困难。可能因为一场放映把这电影完全摧毁了，是绝对可能的，在国外是不太可能，因为大家不太看类似这样的东西，评分不是唯一的一个参考，在国内角度来说是这样，我说心里话，我正好就问高鸣这件事，但豆瓣打分说实话不是太高，我替你鸣不平，您谈谈这个问题。
高鸣：首先从我自身对观众的角度来说，上次映后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厨师，很用心地做了一桌菜，但是大部分人掀桌子走人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欠大家一个情感，就是我觉得好像没邀请大家来好好地吃顿饭，我以后是不是要弥补一餐这样。
但是从我内心来说，我非常认同云中老师的意见和看法，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从影迷的角度是不能看任何评论，假设你跟你的双胞胎姐姐或妹妹同时看一部电影，你们两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电影跟经历跟感受跟年龄跟阅历跟你看的书有关，所有的东西是综合的发酵，包括作者也是这样的。每个作者在做这个的时候，他想到当然是作者电影，我说的不包括商业电影，比方说好莱坞的一些系统，它会研究观众的喜好，这是他们的工作，电影实际上分两种，第一种是作为产品，第二种作为是做艺术作品。
电影自从有从新浪潮开始，包括新现实主义开始以后，实际上电影直接就从一种产品变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而且载入史册。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自己内心对电影的感受。
也许这个电影今天你不喜欢，但是5年以后10年以后你再看的时候，你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在First的时候，《回南天》一开分首先是6分，为此我还输了200块钱，他们跟我打赌说你感觉你应该多少分，因为我对豆瓣不熟，然后我心想我随便拍一个《排骨》，它在豆瓣上可以打7.8分，我说怎么也得7分是吧？
然后那个哥们跟我说，我感觉你的电影应该是6.5至6.8分，为什么？剪辑的时候廖庆松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选择这个方式，就必须要做好后面被观众骂的准备。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这个电影其实是非常有门槛的，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如果要我来说，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电影，他的话把我吓一跳。
但是我没想到一开分的时候，从6分调到了5.7分，坦白讲我坚持认为《回南天》目前只在两个地方放了，这应该不是它最终的分，但是它一定是偏低的，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看过《回南天》，也许可能会有不喜欢的观众，我只是想跟你们说，如果你们要有兴趣的话，几年以后再打开看，或者说你们如果遭遇不顺的时候，你再打开《回南天》看一看，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些情感共通的地方。
沙丹：我们把掌声献给这些导演。市场竞争压力很大，真的很大，说实话我作为策展人压力也很大。有时候我跟导演说把您的片子拿来北京放吧，导演说不敢不敢，北京那个打分太严格了。
我说句心里话，当年我们曾经邀请李杨导演的《盲道》到北影节放了一场，我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我觉得李杨的片子，包括《盲山》、《盲井》都很好，当然要把《盲道》放到我们资料馆，资料馆600多人的座全部卖光了，第二天开分5分，这电影过了一年多才上映。
说实话，我们从工作者角度来说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只想说让大家能不能看得到，但实际上有些电影在某些阶段看会更合适，而电影一开分这么低的时候，实际上对电影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如何能够去帮助导演，电影节实际上是帮助新人新作，同时又能保护他们，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方式，通过对谈的方式，我们今年做了非常多的对谈，把电影的魅力发酵出来，我觉得非常重要。
今天三位导演跟我们交流了很多内容，时间到尾声了，最后还有几分钟，咱们看一小段云中导演的最新作品《珍珠》，这部片子已经过审了。就拍一个中年女人的故事，是我们广州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他的生活真是这样的，云中简单推荐一下自己电影。
李云波：电影挺好看的。没有了，大家看过就是说这是我目前拍的最好的一部，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在明年的北影节见到这部作品。
沙丹：明年你来我们“女性之声”单元，我已经把他这个电影直接放到我们这个单元了，最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欢声笑语中结束今天的对谈。三位导演都拍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他们都是中国电影的未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在网络、现实当中支持这几位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