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部纪录片，你就明白为什么要等它六年

文

闵思嘉

说到城管，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很江湖的。 你们肯定都见过这样的场景，城管的车还远远的，就有小贩开始推着车跑，一边跑还一边报信儿：「城管来了，快点跑！」比如这样。

而你的烤冷面，可能还在车上，刚打上蛋。 大家大概都不会对城管有什么好印象，前段时间「地摊经济」流行的时候，有城管打电话催小贩出摊，还被对方以为是钓鱼执法，颇有点黑色幽默了。 以这个群体为记录对象，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明天，马上就要有一部关于城管的纪录片要上映，《城市梦》。
《城市梦》
它的导演，是前几年执导了《生门》的陈为军，至今在豆瓣还有8.8分的《生门》，可以说是我近年来在电影院看得最为揪心的一部影片。 《城市梦》也一样。 从开始制作到和我们见面，《城市梦》花了差不多六年，是国内第一部以城市管理为题材的纪录片。
城管成为「城市管理」议题最首当其冲的群体，和他们的执法者身份有很大关系，管理者总会被视作严肃的、压制的、凶恶的假想敌，这或许是种受害者同情心理的下意识反应，导致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实城市管理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小摊贩。 而《城市梦》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城管/管理者——小摊贩/受害者这个标签，反而从钉子户王天成去入手。 这，直接就置换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强弱者关系，反而让钉子户王天成，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强者。
因为，城管根本搞不定他。 下通知单，他撕掉；去现场勘查，他哭诉自己生活困难，撒泼打滚；打过城管之后，他又软硬兼施，去城管大队给领导下跪，求城管可怜可怜自己一家人。

对于城管——小贩这种在大家认知里，有非常固定强弱关系的记录对象，记录者很容易滑入某种立场先行，但《城市梦》的镜头却相当客观。 它甚至都不仅仅是中立，而是在以一种「怀疑主义式」的观看，去记录了王天成和城管这对立的双方。

在镜头下，我们能感觉到王天成和城管这两股势力各自的强硬和可怜之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完美弱势群体，或完美执法者。 比如，王天成对自己小摊的捍卫，已经到了有点过份的程度，他会在城管来的时候故意撒泼大闹，砸烂西瓜，引发群众围观，甚至仗着城管不能动手，故意去打执法人员，有时候连路人都看不下去。

而城管，也会很有策略地对付王天成，比如在他来大队找人的时候提前关上门，用盾牌把他挡起来再去进行摊位占地尺寸的计算。 有意思的是，虽然是记录，但我们能从中看到不少「表演」。 比如王天成有时候其实是能意识到镜头存在的，为了自己的水果摊，他会在有镜头记录、有群众围观的时候，闹得更起劲。因为他知道，只有把事情闹得越大，越渲染自己的惨，才能受到更多关注，才能捍卫自己的小摊。
而城管为了取胜，也会假装路人去探测王天成摊位的真实经营情况，为了避人耳目，甚至还会装成北大青鸟的招生办，在水果摊旁边也支起摊子，在「表演」的同时，暗中记录水果摊每日流水。 你并不能因为这种表演，就说《城市梦》不真实，恰恰相反，正是对这些表演不设任何立场的观看，让《城市梦》的记录处于不断接近真实的渐近线上。 因为这些被记录对象的表演，并不是基于镜头或戏剧性效果的演出，而是以生活作为舞台的反应，要么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资产，要么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
你可以说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也会怀疑「王天成真的有这么惨吗？」「城管真的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吗？」
但那都是观众自己的疑虑，镜头从来没有给过评判，我们也因此得以不断审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的想法、底线和他们真实的工作、生活状况。 「你所见到的是事实，你没见到的，也是事实。」 王天成所表现出来的贫穷，有可能是过度渲染的，因为城管记录他一月的流水可能高达两万，反而是占道的露天经营降低了他的成本。

城管对王天成的劝说，也可能是先给糖吃再打一耙，因为换地入店经营说得简单，但如何积累新客户才是王家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而我们就在这种不断怀疑双方态度、立场、行为和道德的同时，深入了这两个群体之中。 在这种无预设的、不断追求真实的怀疑主义式记录中，《城市梦》缔造出了一种引导着观众去观看、接受的影像，而观众也在怀疑和追寻真相的同时，参与到了对真实影像的构建之中。
这不仅深入挖掘了记录对象的真相，也触及了纪录片的本质。 就以王天成为例，《城市梦》捕捉到了他身上某种本质的国民性。在王天成的价值体系里，只有当街呐喊、寻死觅活、闹事到领导层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 这种用「拦轿喊冤」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国人的历史中有着长久的渊源，有几分撒泼，就有几分无奈。
它起义式的、上诉式的、投名状式的抗争，是底层群体以身体暴力为自己取得尊严文明的方式，同时也是他们唯一能想到和唯一能做到的方式。 虽然说起来很悲凉，但底层群体又总是能用一种草根的粗砺去化解这种悲情。就好像我们在看到王天成闹事时，会觉得有些滑稽；看到他用洒水车的水来洗头又被撞到，会觉得好笑一样，《城市梦》对此黑色幽默的诙谐化处理，又和国民性中的这种阿Q精神形成了对应。
王天成的「家」，和城管管理的「城市」，是《城市梦》记录的两个圆心，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现代城市化管理中，阶层流动时必然出现的矛盾。 家，是人在城市居留下来、得以生活下去的载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流动报亭，以及依靠着报亭才有据点的杂货铺、水果摊，其实就是王天成「家」的一种延伸。 我们能看到他的儿子王兆阳，在摊边的货车上合衣而躺就是一个夜晚，也能看到王天成的家里堆满了即将上架的垃圾桶、衣架、棉被。王天成的家，和他的小摊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又交融的关系。守护摊点的货物，就像守护家里的资产；守护小摊本身，更是守护自己的家和家人的未来。

片中王天成多次提到，没有了这个摊位，他一家人在武汉就活不下去了，这话不夸张，也不仅仅是他一家人的现状。 在这背后，是近数十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城市基础生活岗位，以工作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的变迁。 对于这些远离土地、进入现代化城市的底层群体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家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和绑定的关系。失去糊口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家，更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价值，接踵而来的就是城市的驱逐。 这也是为什么王天成拼了命也要捍卫这个小摊，远在河南的家乡，他们三代人都回不去了。

在这样的走投无路下，王天成的捍卫就有了三位一体的意义，捍卫小摊=捍卫资产=捍卫家庭，这不禁让人想到《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中讲到的人——家——城市之间的关系。 家，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被神圣化的港湾，但在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家又被异化为一种资产、一份资格。
城市人必须要贡献生产价值，得到社会位置，占有地理空间，拥有被消费系统认可的商铺、商品房这样的资产，才能算是在城市中立足生根，有了家。

片中拍摄到的对占道小贩的清理，背景是武汉争取创建文明城市。
干净整洁有序的街道当然是城市现代化中的一个组成部件，但以王天成为代表的底层群体，却在现代化城市进程中成为需要被驱逐的「钉子」。
他们同样应该拥有最基本的居住权、生活权，但这种权利，却成为了要经过艰难抗争才能获得的「城市梦」。
城市召唤着外来人进入自己，却又在接纳他的同时剥削他，甚至在他没能达到某种水准线的时候驱逐他。 这是城市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对人们「城市梦」的异化。 城市原本应该做一个接纳者、庇护所，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下，家却成为了城市的对立面，成为了要在城市中居留下来而必须要去捍卫的领地。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市梦》早就已经走出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它提醒着我们赶快从阶层流动之梦里清醒过来，更反思了如火如荼的城市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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