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要忘了，另一部《八佰》
1937年10月27日，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令率800官兵坚守上海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谢晋元指挥下，800官兵孤军作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毙伤日军百余人。至31日，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战斗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赞誉，800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
1938年7月3日(农历六月初六)，电影《八百壮士》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1938年7月，阳翰签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完成。剧本是根据发生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的一个真实事迹编写的。1937年11月下旬，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的将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人民群众冒险前往送旗。
这八百名爱国士兵后来虽然由于弹尽粮绝，撤退到上海租界地区，被租界当局无理扣留，但他们所表现的英勇不屈的爱国行动，却激励了广大人民，也博得了国际正直人士的尊敬，成力一个极为轰动的事件。《八百壮士》在大后方上映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在香港以及在菲律宾、缅甸等地上映时也极为轰动，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映出时，博得了好评。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于2015年8月13日在原址重新开放。在这个纪念馆中有一件特殊的抗战纪念品，它是一座“新进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的奖杯。这座奖杯是1996年颁给抗战影片《八百壮士》的，该影片摄于1938年的武汉，编剧是阳翰笙先生，导演是我国早期戏剧和电影的开拓者——我的祖父应云卫。
我爸爸代表家人将奖杯送到了它最合适的地方，纪念馆也来我家对爸爸进行了采访，并在北京电影资料馆拷贝了珍贵的原始电影片段。特别设置了一歌（周小燕教授的歌八百壮士）、一电影（八百壮士介绍）展区。
我的爸爸是中国儿科血液/肿瘤和临床免疫的领军人应大明教授，受我爷爷的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攻克儿童血液肿瘤治疗难题。我国首例儿童骨髓移植就是由应大明和同事们共同完成的。他一直坚持出诊，直到16年因年迈不能独立外出，才算真正开始“享受”退休生活。
他于2020年3月15日不幸去世时，文汇报公众号在3月16日根据我爸爸工作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悼文发布了“他穷尽一生守护孩子——与世长辞”的文章。我母亲也是新华医院的儿科大夫。他俩都是中共党员。父亲在清明与早他两年去世的母亲合葬在福寿园，墓志铭是我父亲亲自写的“两位儿科医生”。他们离我爷爷奶奶的墓地很近，也算是弥补抗战时的长达8年的分离吧。
下文是爸爸在世时为民盟活动所写的关于爷爷的纪念文章。
——孙女应质峰引于2020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争纪念日前
《八百壮士》是根据“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中的一个真实事迹而拍摄的。英勇的谢晋元团长带领400多位部下（号称有800人）在上海闸北（苏州河北面）四行仓库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
阳翰笙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是杰出的剧作家。父亲的第二部电影《生死同心》（1936，明星公司出品）就是阳先生编剧的。他非常快速的编写了《八百壮士》的剧本，将这件抗战英雄事迹搬上荧幕，以鼓励更多的人投身抗战、支持抗战。
时年34岁的导演应云卫在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公司”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父亲和全体摄制组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拍摄器材匮乏、无法配音、胶片短缺的情况下，满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将这件英雄事迹拍成电影《八百壮士》。
该部电影运用了蒙太奇导演手法，这在中国电影中还是首次。一连串的叠印画面，快速的场景转移，非常简洁地展现了八百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杀敌的壮举以及上海人民对民族英雄们的支持与崇敬。
影片在1938年7月完成。在国内公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强烈震撼，给准备撤离中的军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抗战。此后该片在美、菲、缅、法、瑞士等国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热情关注，不少国际友人和侨胞和自愿捐款支援中国抗战。《八百壮士》的巨大成功进一步奠定了应云卫在中国影、戏开拓者的地位。
实际上“八一三”战事一开始应云卫就立即放弃处在顶峰的“业余实验社团”，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队”担任三、四两队总队长，只身奔赴宣传抗战的第一线，执导《保卫芦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名剧。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导演电影《八百壮士》、《塞上风云》。接受周恩来同志的重托，放弃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高薪导演职位，在1941年担任“中华剧艺社”社长，演出《屈原》、《天国春秋》、《家》等话剧，激励民众斗志。就像《八百壮士》主题歌中唱到的，“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近日我重温了父亲在1938年《弹花》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战斗的戏剧》一文的原稿，“民族存亡之时，剧人不应该不制不作，剧团应该深入民间，成为帮助民族之剧团……”。
他抗战结束后发表在《世纪》杂志上发表的《谈抗战八年来的剧团组织》一文中这样写道：“在文盲遍地的中国，文学的宣传和理论的讲说，都不如戏剧容易被大众接受，都不及戏剧收效宏火……我们要拿戏剧和我们最大的敌人战斗。”
看到这些，我心生感慨，父亲正是用电影、戏剧作为抗战的武器，激励着、鼓舞着国人的抗战热情与决心，同时也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现在，知道应云卫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他编导的电影《桃李劫》，其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传唱至今；《周信芳舞台艺术》、《武松打虎》、《追鱼》等戏剧艺术片成为记录老艺术家的最好教材留给后人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应云卫先生担任过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理事，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应云卫先生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7年1月16日倒在游斗途中，就在他工作的上海电影局的附近。
1978年11月18日上海市电影局为我父亲举行平反昭雪会大会，夏衍亲笔致信上海电影局，首次披露了我父亲30年代就是左联的秘密盟员。由此我们了解到父亲的一身就是以戏剧和电影为武器，与民族共命运。在父亲100周年纪念文集中收集了父亲的文章和不少执友的题词和纪念文章，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面对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要被名利所困。这是父亲给我们大家庭留下的最大财富。
父亲为了抗战戏剧事业，托付大嫂把孩子们留在上海，因贫病交加不幸失去一儿（在上海，肺炎）、一女（在重庆，父亲和母亲去塞外拍摄《塞上风云》，把小女儿托给重庆老乡家，染病而亡）。
这也是我1948年立志选择读医科大学，毕业后选择做儿科医生，一辈子为患儿、为医学事业做贡献的原因。
——应云卫大儿子应大明（1931.1-2018.3）写于2016年6月
